突然有一天一个人也不来了。吴玉萍很奇怪,她马上意识到一定是有领导说了什么,一直心中不安。白刚深知吴玉萍受不得刺激,总怕她神经出什么毛病,便安慰她说:“有人来我们感谢,没人来也不恼,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坚强。至于闲言碎语,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对得起天地良心,怕他们什么?”
“我不是怕。我是说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搞得这样复杂?有些人竟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就没有一点感情?就没有一点理解?”吴玉萍十分伤心。白刚说:“许多同志不是都来看望了吗?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许多同志是理解的呀!”
“我是说局长们,儿子死了,那么多局长却没有一个人来。今天其他同志也一个不来了,肯定是局长们说了什么,自己不来,还干涉别人,真让人难以理解呀!”吴玉萍十分悲痛。
他们两个正说着,偷偷溜进一个人来,是姚秀环。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不能常来了,今天局长开了会,批评了许多人到你们屋里来探望,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尤其是朱一夫那个没人性的东西,瞪着眼睛狠辣辣地说,别说右派死了个孩子,就是连大人一起死了又算什么?你听听这叫人话吗?还有点人味吗?”
还说不少人还到他们屋里哭鼻子抹泪儿,这是什么阶级的感情?有人半天半天地坐在那里陪着哭,你哭的什么?是为他们喊冤叫屈?还是对领导不满?有些人说不该让孩子他妈下乡,难道有孩子就不学大寨了吗?学大寨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些人要好好考虑考虑,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是什么立场?再发现这种情况,你们要深挖思想,交待清楚。散会以后许多人都骂他。你们别太往心里去,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多多保重吧!说完便急急忙忙走了。
清静了没几天,姚秀环和另外几个女同志,又经常过来看望,只是不坐那么长时间了。吴玉萍担心她们受连累,对姚秀环说:“领导不叫来,你们就别老跑了,省得惹麻烦。”姚秀环说:“我不怕,早想好了,他不是说再发现就要挖思想交待清楚吗?要批判我,我倒要问问他:吴玉萍是同志还是阶级敌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还是阶级敌人?发生不幸被淹死了,不该惋惜悲痛吗?说连大人一起死了又算什么,这是什么阶级的感情?这难道是无产阶级感情?无产阶级对同志就是这种态度?老白受过处理不假,不是也摘帽了吗?不是按党的政策宣布回到人民的队伍了吗?到底是人民还是敌人?……”姚秀环越说越气愤,好像面前就有朱一夫,正在和他进行辩论。
姚秀环走后,白刚很有感慨地说:“看她那么瘦小柔弱,想不到性格却这么刚强,多好的同志啊!”吴玉萍说:“不光是人好,技术上也是骨干,两口子都是技术尖子,可是好人不吃香啊!”白刚有些奇怪:“在农业技术部门,这样的人不吃香什么人吃香?”他以为只有像他们这类受过处理的才不吃香呢!
“什么人吃香?”吴玉萍说,“朱一夫那样的人吃香。会对领导溜须拍马的吃香,会看领导眼色行事的人吃香。她的遭遇也和咱差不多,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罢了。”说到这里吴玉萍又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白刚更奇怪了:“她的遭遇和咱差不多,她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儿?”
吴玉萍叹了口气,缓缓地说:“机关里学大寨一共只下去两个女同志,她和我。她带着一个女儿,比咱大锁大一岁。她爱人经常出差,虽说有家,可是她俩一走,也是只剩下一个孩子。她起初也是不去,说孩子没人照看,但领导硬逼着走,结果今年春天孩子被坏人糟踏了。孩子爸爸去外地出差,机关赶紧把她叫了回来,也没说为什么,只说孩子他爸经常不在,你就别去了。她还以为领导上终于良心发现了,其实哪里是良心发现?是在掩盖他们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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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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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里有多少女同志?只下去两个为什么单单挑上了你们俩?”白刚还是不明白。吴玉萍说:“女同志多了。我们俩不是不吃香吗?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好认直理,惹领导烦气。现在是不搞反右了,来个二次反右,准打她个右派。”
说完两个相对无言,沉默良久。白刚不明白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朱一夫不说了,是造反中踩着许多人的肩膀上来的。可是局长中还有几个老干部啊!白刚虽在肃反反右中都挨整,领导运动的也都是老干部,不过他觉得运动中许多人整人是不得已。现在看到这些人平时也这样,没一点人情味则非常不理解。
他们的良心哪里去了?从小念书教师们就常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什么这人皆有之的恻隐心都不见了呢?他听到过人道、人情、恻隐之心甚至包括正义感都是资产阶级的感情,他始终不相信。没有了这些,只知道残酷斗争,互相残杀,那不是成了禽兽了吗?有的禽兽为保护同类还可以奋不顾身呢!机关同志之间为什么搞得这样冷酷无情?妻子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其内心的痛苦和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了。
从火葬场回来,吴玉萍痛不欲生,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过觉,吃什么安眠药也不管事,耳边只听得河水哗哗响。心脏衰弱得几乎摸不到脉搏,一连几天吃不进多少东西,勉强吃点就又吐出来。心里满满的,又是空空的。满的是怨愤之气;空的是挖走心肝般的失落。开始几天她哭都哭不出来,经常痴痴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发愣,盯着盯着那个地方有时就出现儿子的幻影,这时才会哭出声来,一哭开又没完,整天眼泪不断,连衣襟都是湿的。
在巨大的打击和灾难面前,白刚虽然也极为痛苦,但他总是把痛苦和悲愤埋在心底,既很少哭泣,也不愿向别人诉说。他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己要倒下去那一切就全完了。所以他不仅精心护理着吴玉萍,忙家务照顾女儿,还总是默默地告诫自己坚强些,不能倒下去,更要经得住风雨。这种时候他要撑不下去,这个家就全完了。
他知道自己住在这个机关,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面对别人的冷漠歧视,他没有自卑气馁,反而当作一种激励。他一生没什么愧对于人的,一定要活出个样儿来,堂堂正正作人。
吴玉萍所以在痛苦中不能自拔,除了领导的冷漠歧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一直感到迷惑,那么听话的儿子怎么会去洗澡会淹死呢?那天在火葬场房东和群众说的一些情况她没有听到,心中有许多怀疑化解不开。儿子死了这么多天,机关里没有人告诉他们孩子到底是怎么淹死的?救上来以后是怎么处理的?直到原来房东家的大哥大嫂来看望,他们才知道了大锁死的详细情况。
孩子是被人摁到河里淹死的。
刚淹死的时候一起洗澡的孩子们回家都乱学说。后来摁大锁的那个孩子家长便四处找那些洗澡的孩子不许他们乱说。说我们孩子没摁人,谁说是我们摁的我和他们没完。现在那个孩子的爹妈还日夜担心吴玉萍找他们呢!
他为什么要摁?到现在还是个说不清的问题。那天天太热,几个孩子跟着老师去劳动,拾麦穗,身上沾满了麦芒。有人提出上北河里洗洗澡凉快凉快再走,那几个孩子都会水,只有大锁没下过水,他不想洗,妈妈也嘱咐过他不让他洗澡,可是孩子们硬拉他下了水。
别的孩子下水后便嬉笑玩闹,只有大锁战战兢兢地不敢活动。这时一个孩子便一下把他摁倒在水里,不管他了。是出于恶作剧?还是出于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谁也说不清。看到大锁没上来,孩子们马上慌了,大喊淹死人了,淹死人了。一个个跳出水来抱起衣服也顾不得穿便大喊着四散跑开。机关知道后人捞上来了,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对机关让孩子妈下乡不满,要求抢救。朱一夫嫌影响不好,没抢救立即送了火葬场。
人们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觉得对机关是没法了,但都劝吴玉萍和白刚去找把孩子摁入水中的人,要求赔偿。白刚说:“把孩子摁入水中,要是孩子的恶作剧,还能把孩子怎么样呢!要是出于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凌辱,现在从上到下就是灌输这种思想,又怎能怪得了孩子?再说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还苦,要求赔偿,我们能说出口吗?人已经死了,一切都让它过去吧!”
一切都可以过去,但是有一件事局里几个人都劝他们应该说道说道。人们说:“孩子的死不管怎么样,局里有责任,不能啥话也不说便宜了他们。要趁机会提出解决下实际困难,一家子凑到一起来。房东大哥大嫂也劝吴玉萍别光闷在屋里哭,不要光想死的了,要多想想活着的,趁这个机会把他叔的户口迁到咱们县里来,把小的拉扯大,这才是正经事。穷富吧不说了,好歹的只求个一家团圆。”
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吴玉萍想孩子死了,我们不说别的,对这样的实际困难,领导还不应该帮助解决一下吗?把白刚的户口转到县里来,几年来吴玉萍向领导提过几次了。省委统战部也曾给县里写信联系,说可以照顾他们夫妻团聚。
县委也曾考虑过,但“文革”一开始,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对她有过同情表示可以解决的县委李书记和生产办公室主任,还为此受了批判,说他们同情右派,被贴了不少大字报。这事就扔下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儿子的死,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内疚吗?如果一家团聚,孩子怎么会死于非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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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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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鼓起勇气,强打着精神,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到局长办公室。局长们正在开会,一见吴玉萍来就个个冷若冰霜,沉默不语,连个招呼也不打。吴玉萍看到这种冷冰冰的情况,直气得浑身哆嗦,话也说不上来了。等了好一会儿,局长才说:“有事吗?”
这本是一句平常的话,要是放在一般情况下,这也属正常,无可挑剔。但现在是她死了儿子,多少天来哭得个死去活来,现在行走很困难。见面了局长们不仅不说让坐下,也没个问候,却板着脸说出了这句话,吴玉萍气得泪就流出来了。她本来是想商量请求的,一气之下请求便变成了质问:“我下乡前局长说孩子由局里负责照顾,现在孩子死了,局里有个什么说法呢?”一位年轻的局长冷笑了一声:“说法?嘿!你儿子是自己洗澡淹死的,也不是谁把他扔到河里的,要什么说法?”这句话如同寒冬腊月冷水浇头,使吴玉萍从头顶一直冷到脚心。她浑身颤抖着,哆哆嗦嗦地说:“领导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别的副局长都面面相觑,没人说话,朱一夫却挤了挤那双小眼睛,两片薄嘴唇一撇,怒气冲冲地说:“领导有什么责任?你儿子死了还要领导偿命吗?你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人?领导对你够可以了,多少天来你在机关里哭哭啼啼,影响办公还没说你呢!照这样你们立即搬出去。你马上到种子站去上班!”
这话更噎人了。吴玉萍本来胆小怕事,规规矩矩。可是俗话说狗急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吴玉萍是个人,又何况她刚死了儿子心中又积满了愤懑,所以这一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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