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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自昭本来说的气话，觉得说完也就完了。谁知道局长正愁着运动扭转不了落后的局面，想找理由摆脱自己的困境呢！史自昭却自己跳了出来，他一想如果把他抛出去，不仅洗刷了落后的名声，而且还会一举成为先进典型，自己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局长很快汇报到市委，市委如获至宝，立即又汇报到省委。省委觉得这还了得，这不是公开对抗运动吗？简直反了，比右派还右派。批示通报全省，报纸、电台曝光。
这事虽大大超出了史自昭的意料，但是他并不后悔，而更激起了他的反感，他觉得与其当那个昧良心的领导，还不如当个不亏心的右派心里更平静一点。所以不仅不检讨求饶，反而坚持说自己是实事求是的。但他万万也想不到竟然处理得这样重，定为极右，送到这里来了。
第二天高队长又来了：“你们班还有人有更严重的问题，吕南，你说说。”
吕南站了起来，犹犹豫豫地说：“我是因为历史问题来的。”还没等他说完，高队长便质问起来：“说清楚，什么历史问题。”和对王显能的态度显然不同。吕南说：“我在国民党空军干过。”高队长说：“干过什么反革命活动？”吕南说：“给国民党飞机装过炸弹，轰炸人民解放军。”高队长说：“你知罪吗？”吕南犹犹豫豫地说：“知罪。”
“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高队长直奔要害。吕南说：“上士！”高队长不慌不忙地说：“上士？上士几个杠几个花？我就知道你不会老实。告诉你吧！你的时候是一个杠，三个金豆儿，上尉军官，有你的照片为证。还想抵赖吗？”
“那照片不是真的。”提起那照片吕南就难以控制内心的激动，着急地说。高队长发起火来：“照片还能是假的吗？你朋友的妻子交出来的，能是别人给你伪造？”吕南心情越激动越慌乱：“不是说照片是假的，是照片上衣服是假的，不，不，”他冷静了一下，然后又更正说，“不是衣服是假的，我是说那衣服不是我的，是我借来的……”
“你们看看，他心慌意乱了。”高队长说，“正说明他心中有鬼，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真是狡猾透顶了，证据确凿还想抵赖。”高队长冲大家说完以后，又对吕南说，“我问你，你借那衣服干什么？”吕南说：“地下党让我送一个紧急情报，那时机场控制很紧，不允许随便出入，机场里地下党领导便叫我穿了他的军官服跟一辆吉普车出去了。送到情报以后，接情报的地下党领导人——我大学的同学，他说这倒挺有意思，你就穿这身衣服咱照个相吧，这就是后来他老婆交出的那张照片。”吕南这时情绪稳定下来，总算把问题说清了。
“给地下党送情报？谁的地下党？”队长带着讥笑和讽刺轻轻地说。吕南说：“共产党的地下党。”高队长慢悠悠地说：“你编得多好！写小说行了。”然后突然大声说，“你放明白点，现在不是让你编故事，是让你交心，交待你的罪行。你给共产党送情报？错了，你是国民党特务。隐瞒历史钻入了革命队伍。你说你的衣服是借的，证明人呢？以后都没有消息。巧啊！都失掉联系？解放前大学生那么少，一个大学生，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一名小兵子，谁相信？你骗谁？交待你怎么当了国民党特务，怎么混入了革命队伍。”
吕南心里痛苦极了。想不到他服从革命需要，打入国民党机场去做首长的勤务员，倒成了今天说不清的问题。可是他知道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承认是特务，一承认就会追个没完，更说不清了。便说：“我不是特务，就是给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花班长看准了这是立功的机会：“够了，他不老实大家说怎么办？”有人喊了起来：“老实交待！”更多的人喊了起来：“老实交待！交待！”
吕南一直没有说话。他觉得这些事在这里是说不清的。高队长显然不满意人们坐着喊：“他不说话行不行？”看到有人连喊也没喊，便说：“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看你们对国民党特务是什么态度。”王显能突然站起来，接着有些人也站起来，喊道：“交待！不交待过不去！”有些人左看看右看看，又看看队长目光炯炯地正在瞧着每一个人，便也站了起来，围了上去。白刚最后也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大家紧紧地围住吕南以后，他也没有往前凑，只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后面。
他和其他人相反，不怕别人说自己不积极，也不怕队长说他思想顽固。他倒是不愿意给人一个积极的印象，因为同样的命运很快就会轮到自己。而且他的处境将比吕南更坏，不管内心如何，吕南还口口声声承认知罪。既不想申诉，也不想喊冤，小心翼翼，什么话也不敢说。他呢？申诉的念头虽然暂时打消了，可是他决心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不承认什么罪行。这样他将面临更困难的处境。所以他不能迎合队长，和别人一样去“积极”。那样很快人们就会说他是假积极，比不积极更坏。虽然当时假积极已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但是他不愿意附和那种潮流。他不愿意违背自己做人的尊严，违背自己的理想。许多人为了理想，命都丢了，既然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他肯放弃这一点，本来是可以不到这里来的。但是他还是宁肯到这里来，也不愿泯灭自己的良心。现在他对自己的选择，也并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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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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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白刚走神的这一刹那，人群涌动起来了，前面的人们对吕南推推搡搡，一边推搡着，一边大声喊叫：“说，交待你当特务的经过。交待你为什么隐瞒国民党上尉军官身份？”由于宿舍里通道很窄，没有空地，三十来人几乎是人挤人，也推搡不到哪里去。吕南几次被打倒在地，很快又自己站起来，只是始终没说一句话。队长虽然对斗争火候很不满意，但是也不好让人们公开狠打。而且时间很晚了，明天一大早还要出工，所以队长对斗争劲头批评了几句以后，便对吕南说：“看起来你是不愿意在班里解决问题，那好，以后咱换个地方，我不信扭不过你这个劲来。”
吕南今天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但给他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到队部去批斗，不少人都是王显能这类打人能手，那一关要难过得多。今天这一场也给白刚留下了难题。怎么闯这一关？能坚持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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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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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大部分人都过了交心关，但白刚还没过，成了他放不下的一桩心事。一想到这里，便会想到吕南。
吕南这人是个谜。他们俩挨着睡觉又说得来，经常偷偷地说几句小话。虽不敢敞开心扉长谈，但轻声细语的几句悄悄话，也觉得这个人老实诚恳，不像个阴险奸诈诡计多端的人。但领导说他是个特务，他自己不承认，可是又不敢把真实情况亮出来。平时行动也总是畏畏缩缩，小心翼翼，像是有事压在心里，可是又从不吐露半句。这样就不仅领导怀疑，使关心他的人也不免有几分疑虑：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对待批斗的态度，也令人迷惑不解。连白刚有时都为他着急，自己确实历史上有问题你就讲出来嘛！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怕什么？如果自己没有问题，那你就说出事实真相，说出来总会有人相信的。可是他却采取了“摆肉头阵”的办法——任打任骂一声不吭，顶多只说一句：我是给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不是国民党特务。再问什么就不说话了。这不是死挺着挨打吗？为什么采取这种傻办法呢？
他的交心到底算完不算完，也让人捉摸不定。已经好几天没有让他上队部交待问题了，他的事算了结了？要是了结了，又是怎么了结的？白刚比别人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下一步他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吕南虽沉默寡言，但平时他还总是主动找白刚谈问题的。但是对白刚关心的这个问题（他应该知道白刚会关心这个问题），却只字不提。
白刚自己采取主动了。一天中午饭后，他看吕南自己在一个渠埝旁休息便凑了过去，直截了当地问道：“交心时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做地下工作为什么不把具体情况讲出来？”白刚所以单刀直入是因为这里没法长谈，怕被人看见引起怀疑。
吕南用眼睛扫了扫四周，确信没人以后才回答说：“说也是打，不说也是打，就不如不说。”白刚说：“我看还是说了好，领导不相信，有些人心中会同情，就不会打得那么厉害了。”
吕南说：“越说头绪越多，揪住一个头儿就可能斗你几天，反正他们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不说具体情况，他们就没有新词儿，只能是喊几句老口号，这样斗着也就没劲儿了。”
“你不说话事儿能算完吗？多会儿是个头呢？”他虽然觉得吕南说得有道理，可是终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吕南说：“你说话事儿就能完吗？在机关里都弄不清，这里把你交给一群打手，还想解决根本问题？”
“事情总得有个结果吧！你的交心算结束了没有？队部斗争时咋说的？”这也是白刚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他想从吕南这里了解些情况，以决定自己如何应付即将面临的这一场灾难。
“咋说的？他们还能告诉你实底？我看也就这样了。”
白刚疑惑地问：“能这样不了了之吗？”
吕南说：“其实交心让你认罪，无非是给你一个下马威，同时也是杀鸡给猴儿看，让谁也不敢闹腾。你不认罪也不会整天整你，他们不能把人都打得趴下，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听到这里白刚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些。
看到白刚对他的事情很关心，后来吕南又向他讲了自己奇特的遭遇。一切还得从他看见一出“西洋景”开始。（过去有一种小生意叫“拉洋片”，一个暗箱里面有灯，从小窗口的放大镜望去，可以看见里面很大的画片，专放淫秽画，叫“西洋景”。）
他是北京一名牌大学学生。五十年代，省级机关里大学生很少，他在机关成了“笔杆子”。有大材料也不管是哪个处的，都叫他执笔，忙得他头昏眼花，经常加班加点。那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天黑的早，还没下班人们都走了。吕南赶写完一个材料，想赶紧交给主任，他一看门没锁（那时多是门外钉钌铞，用锁从外面锁门），知道研究室荀主任还在，便推开了门，见屋里黑咕隆咚没有人。他很奇怪，是主任忘了锁门？他扶着门把手迟疑了一下，正想退出去，突然听到一个极轻微的声音：“有人来了！”是主任的声音。这不是荀主任在屋里吗？他正想说：“这么黑了为什么不开灯？”突然又听到一个声音：“机关人都走光了，谁来？”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吕南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下意识地顺着声音朝里边的墙角看去。这一看不要紧，吓出了一身冷汗。模糊中见一个女人，光着屁股骑在了主任身上。主任躺在地上，可能是听到有人来了，一个劲儿推她，她还不起来。一起一落地抖动着，正在兴头上。吕南悄无声地退到门外，赶紧走了。
星期一吕南给荀主任送材料去，想和主任说说材料中的几个问题。平时遇到这种情况，荀主任总是乐于发表议论，今天却一反常态，对材料不感兴趣，很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