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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戈问道：“钱呢？”
汪寿龄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铁戈劈手夺过来说：“还不如放在我这里，想买什么我让外劳的犯人给我买，放铁瑛那里远水不解近渴。”
“监狱允不允许？”汪寿龄问。
“什么允不允许？老娘啊，你的思想怎么还这样僵化？我没有提审就把我给判了，法律允许吗？监狱里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越是不允许我就越是要反着来。我还要用这钱买烟，这就叫特事特办。手上有银洋，心里总不慌。”
说完又拉开父亲的手提包，把里面大半瓶酒和两包星火的烟揣进口袋里。
“我中午刚喝了三两，你就都拿去了？你他妈啥时学会喝酒了？”铁夫骂道。
“老爸，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在自由世界里想买啥抬腿到商店里去买，我这里可是要托人买。拿你几两酒，招你一通骂，我也不跟你计较，我只要实惠。”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铁夫干脆把身上的一包半烟也给了他。
铁夫又说：“刚才说的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现在社会上盛传刘少奇要平反。如果刘少奇真的平反了，陶铸、彭真那些人也要跟着平反，文革期间大量的冤案就有可能全部要重新甄别。根据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的规律来看，每次运动结束后都有一个甄别过程，所以你要写申诉。”
“爸，如果我是个人案子，我肯定会写申诉。但这是一个集团案，我真的搞不清楚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写了什么文章。在武昌分配站时我听说他们把一些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文章，有的寄给《红旗》杂志，有的寄到《文汇报》，还有的寄给了《历史研究》杂志，现在所有的稿件都被公安局作为罪证收缴了。我当时在厂里，他们任何事我都没有参与，我怎么写得出来申诉？”
铁夫反驳道：“那不行！这个案子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写申诉，这表明各人的态度。这个案子是硬性拼凑起来的，把每个人的事都往上凑就成了一个案子，所以涉及到各人的东西只有他自己能说清楚。你那个所谓的研究军事的问题，就必须在你的申诉中说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铁戈一听就笑了，说：“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幼稚。七五年春节我和章子野到左子海家里闲聊，大家谈到毛主席曾问过许世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说那就打到北京去，进京勤王。我们就说我们也要研究孙子兵法，后来我叫柳六一抄了一份孙子兵法寄给我。但是因为没有注释，很多地方看不懂，浏览了一遍就没再看了。这本来是小孩过家家的事，公安局掐头去尾，硬把这说成是我们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纯粹是瞎扯淡。我们当时也是一帮傻子，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与我有什么相干？成天就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着我们去解放，如今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上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谁想到我了？操他妈，我们受教育全都变成了一群飚子，还整天豪言壮语要去解放全人类，我现在还等着别人来解放呢！现在我才明白，当年林彪为什么说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丧权的危险，保权的重要。那些狗日的官老爷手握大权，看谁不顺眼就专谁的政。人家林彪在这里说了真话，起码在使用权力上有权和无权完全是两码事，有权的是爷爷，无权的是孙子。”
“你他妈又给老子瞎咧咧！你这十年刑就是嘴巴惹的祸！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自然有人去管，有几百万解放军，还用得着你去学孙子兵法？现在可倒好看了一遍《孙子兵法》，你就成了孙子的孙子，还敢在这胡说八道！你老老实实给我写申诉，写完了寄给我，这可是汪院长要的东西，明白吗？郎超雄他们一到劳改队就写申诉，早就给中院了，还寄给我一份，让我也了解这个案子。汪院长说所有人都写了申诉，就是没看到你的申诉材料，你成天在监狱里干什么？”
“原来是我帮他们翻案，现在就让他们为我翻案，他们出去了我肯定也要出去，我落得个清闲。我如今是劳改犯，每天都要劳动改造，为国家创造财富。在社会上这叫抓革命促生产，在监狱里这叫反革命搞生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家事大，个人事小，我正在为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忘我劳动，为国家创造财富……”铁戈嬉皮笑脸地开玩笑。
铁夫骂道：“你少跟我扯犊子！到底写不写申诉？”
铁戈一看爸爸真的动了怒，忙说：“谁说不写？腹稿早就打好了，我明天就能写完。别的不敢说，反革命不会动笔杆子那还叫反革命？”
铁夫叮嘱道：“写好了马上寄给我，要快，汪院长还等着要呢。当然这种事不可能一下子就搞成了，也许还会有反复。人家当年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把你们整进监狱，要想出去也得费一番功夫，我估计你们的事可能要费一番周折。”
“知道了，我马上就写申诉。反正好不容易逮着上大学的机会来深造，提前出去那叫肄业，我还想正儿八经把它读完呢。”
铁夫骂道：“又他妈给老子放狗屁！你坐牢还上瘾了还，再这么说小心老子收拾你。”
“看看，跟你开两句玩笑你就急，没劲。”铁戈又问妈妈：“何田田现在怎么样了？”
汪寿龄说：“她还好，有时候到家里来坐坐，陪我说说话，精神比以前要强点，就是老问我要你的通讯地址，要来看你，我又不敢告诉她，真叫人为难。”
“妈，你叫她不要等我，让她早点嫁人。我们是运动案子，红州地委恨我们比恨真正的反革命还要恨得厉害，我对申诉不抱很大的希望，我是准备坐满十年的。爱她，就要为她着想，我一个大老爷们岂能为一己之私让她把大好年华做了殉葬品！”
“田田这丫头有点犟……”汪寿龄说。
铁戈打断妈妈的话：“犟也不行！妈，如果她再到家里来，你要好好劝劝她，长此以往终非了局。”
有分教：
果然入梦有春风，华夏中兴赖此功。
国运昌隆今日始，东方从此号长雄。
正是：谈高考盛赞好政策，脱苦海预先下功夫。
105。…第一百零五回 痴心不改何田田智赚铁瑛
第一百零五回
痴心不改何田田智赚铁瑛
兴奋莫名小妹妹畅谈理想
话说一个星期以后铁夫收到了铁戈的信，当天晚上铁夫直奔中院找汪院长。都是老朋友没有什么客套，铁夫把申诉材料递给汪院长。
汪院长仔细看完申诉材料，说：“这个申诉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说明了学习孙子兵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第二、他不知道红州这边那些人的任何问题，实际上和郎超雄等人没有实质性的接触。郎超雄和石庵村写的文章一般人看不懂，连董增财和呼延嵩提审郎超雄时都被他驳得无法审讯。铁戈的申诉和郎超雄的申诉以及他们以前的交代材料可以互相印证，郎超雄根本不承认铁戈是这个集团的成员；第三、铁戈在申诉中特别强调他是在没有经过审讯的情况下被判刑的，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在欧美那些国家非常讲究程序是否合法，如果一个人真的犯了罪，但司法程序不合法这个人也要放掉。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程序法这方面的东西。我问过董院长，他说当时地委要他们快点判，所以铁戈、韦新雨和左子海都没有提审就判了。第四，铁戈所写的《訄言》只是一个申诉材料，申诉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不能作为罪证，所以你儿子死也不认罪。”
铁夫大惊道：“我儿子真的没有审讯就判了刑？我去看他时他说过这事，所以坚决不服，我还以为他撒谎。汪院长你们法院咋能这么整？”
“老铁呀，这主要是因为地委给我们的压力太大，法院也是在地委的领导下工作嘛。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七六年夏天地委打算释放郎超雄等人。一是省高院认为郎超雄等人的言论和文章不构成犯罪，二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如果毛主席晚去世半年一年，郎超雄他们可能早就没事了。柳国夫还让县法院的董增财亲自把郎超雄提出来谈话，叫他出去以后不要再闹事了，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郎超雄他们是无罪的。如果真的有罪的话，早就判了，谁还敢放人？”汪院长端起茶杯呷了一口酽茶：“实际上我们地县两级法院大部分人都不主张判郎超雄，少数原来的保守派坚决要判，这里面涉及到派性的观点之争。我主张犯了罪就要判，无罪就不能判，也不该判。至于这个人的观点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不是判刑的依据。虽然文革中造反派整过我，我也非常痛恨造反派，但从法律的角度处理案件只能看其是否触犯刑律，除此以外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判刑的依据。”
铁夫骂道：“一个人连审都不审就拉出去判刑，闻所未闻！简直是拿法律开玩笑。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法律？”铁夫气不打一处来。
“实话告诉你，文革开始后我们国家就没有什么法律，法院判刑依据的只有‘公安六条’。郎超雄把他们的判决书抄了一份寄给我，你看这里面只有一连串的‘恶毒攻击’的词汇，而没有依据刑法第几条第几款规定的字样，这就是‘恶攻罪’。吴晗不是写了一个剧本《海瑞骂皇帝》就被整死了吗？文革期间谁敢骂皇帝？不说骂你只要议论了中央某个领导人，就是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要按‘公安六条’来定罪的，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策的需要。文革期间那么多政治犯被枪毙了，你儿子还活着就算万幸，发脾气没用，来，抽根烟。”
汪院长递了一根烟给铁夫，自己也点上一根，然后不紧不慢地说：“要说郎超雄和石庵村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看了他们的申诉材料，可以说他们的确是些敢于独立思考有独特政治见解的人。这群人读了不少马列的书，还有什么黑格尔、笛卡尔、普列汉诺夫的书，读得很深很细也很有见地。郎超雄、石庵村他们写的文章，不说我们中院就是整个红州地区也没有几个人写得出来。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不是可以照抄照转的文件，那都是经过多少年的积累和思考得来的。记得董增财向我汇报时说：‘郎超雄这个人不好对付，他写了很多文章我们都看不懂，叫我们怎么审？我们说这个观点是反动的，他说这是马克思说的，在马克思的什么著作哪一章里就有。我们说他那个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是列宁在什么著作里就有这个提法。结果搞得我和呼延庭长抱了一大摞马列的书放在审讯室里随时查找。这哪里是我们审郎超雄，完全是郎超雄在考我们。’直到今天董院长说的这些话我还记忆犹新。后来我亲自到预审室看董增财和呼延嵩审郎超雄，这人果然好一张利嘴，而且记忆力超群。这说明郎超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上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话要说回来，关于这个案件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这种案子目前还解决不了，中院也不敢受理这样的申诉，还要放一放，因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你也是老党员老干部了，你知道我们国家的政法部门历来都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法院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算这个案子是枉法裁判我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