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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霍书记，文革期间红州地区十一个县判了大量的反革命案件，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有很多案件属于冤案，但我最怕的还是郎超雄那个案件，因为这个案子影响太大，下面县里有很多案子就是比照这个案子判的。上午省高院来了电话，说江华院长要来湖北视察。反正你和江院长当年是老战友，你直接跟他汇报，我当个旁听算了。’
霍达人问：‘那个案子不是正在复查吗？’
汪院长就是要这句话，于是趁机说：‘已经复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证据。’
霍达人急了：‘那就赶快放人呐，还拖着干什么？’
‘柳书记正在搞第二次复查……’
霍达人打断他的话：‘还搞什么第二次复查？真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复查没有问题就马上放人！’说完立马让秘书给柳国夫打电话：‘你叫他马上来，一刻也不准耽误！’
柳国夫放下电话急急忙忙赶来，一进门还没坐下，霍达人劈头就问道：‘郎超雄那个案子复查得怎么样了？’
柳国夫一听，话茬不对，又见霍达人的脸色严峻，便小心翼翼地答道：‘第二次复查已近尾声，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只是郎超雄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柳国夫还想拖下去。
霍达人暴怒地打断他的话：‘我不跟你说什么正确与错误的话，我只问你他们到底有罪无罪？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犯罪才是敌我矛盾，犯了错误能判刑吗？’这倒是关键的话，正好击中问题的要害。
柳国夫看了汪学勤一眼，明白霍达人已经知道了真相，再拖下去已不可能，但他又不甘心就这样便宜了郎超雄等人，于是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基本上无罪。’
霍达人立马跟了一句：‘什么叫基本上无罪？犯罪这个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基本上无罪是个什么概念？你也是当过兵的人，首长问起当面敌情你能说基本上没有敌情吗？我告诉你，江华院长要来湖北视察，到时候你去汇报，我和汪院长旁听，你也敢这样说？’“
这个社会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江华这个最高法院院长比柳国夫这个地区政法委书记要高好几级。他一听江华院长要来，并且要自己亲自汇报当时就傻了眼。这家伙不愧是个老政客，屁股上安了轴承转得极快：‘霍书记，现已查明，郎超雄等人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可以平反。你看做个什么结论好？’
霍达人想了想，提笔在一张信笺上飞快地写下十六个字：‘撤销原判，无罪释放，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并指出：‘就按这个意思办，而且要快，要抢在江华院长来红州之前将此案平反。另外，因为文革问题被抓的人一定要尽快复查，没有罪的一律平反释放，这是你们政法委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汪院长有了霍达认这句话才敢大胆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所以最先释放的就是你们这些关在看守所没有判决的文革犯。后来汪院长对我爸说江华要来湖北是真的，但并不一定来红州，他是拿这件事压柳国夫。”
大伙心里一阵感动。
古学范说道：“文革时砸烂公检法汪学勤虽然也受到冲击，但地区公检法系统的造反派都认为他是个老实人。何况他原来是个副院长，文革初期刚刚当上院长的，原来的事都是前任院长负责，抓不到他什么错，也只是批判了一两次就把他放了，所以他基本上没把他怎么样。老俞，你是公检法的头头，你说说。”
俞一方放下筷子侃侃而谈：“汪院长刚提拔为院长文革就开始了，斗争的焦点是原来的李院长，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这个人是省长张体学的老部下，所以我们一直在批斗李院长，倒是把汪院长放在一边了。斗也斗了几次，不过都是陪斗。还有一点，砸烂公检法主要是搞公安局，社会上的人对警察的印象不好，对检察院和法院的印象相对要强点，所以检察院和法院受到的冲击稍微要好一些。何况地区法院没有多少具体的工作，事情一般都是县级法院干了，地区一级的法院最多就是审理死、缓、无的上诉，没有受到过多的冲击。文革中我和汪院长接触最多，我们还很谈得来。这老头是保定师范毕业的，肚子里很有点墨水，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我也算是能说会道的吧，连我都很难驳倒他，可见他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这个人有一点好，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对下级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中院的人都比较喜欢他，批斗他也就是装装样子，没有下死手整，所以他没有吃什么亏。但我知道他从内心里是不喜欢造反派的，很多老干部都是这种心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总不能强迫别人爱你吧。”
铁戈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造反派？”
俞一方解释道：“有一件事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六八年成立革委会时上面明文规定要搞老中青三结合，我们中院的造反派想请他出来当革委会主任，要我动员他亮相（文革术语：既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当时叫革命干部亮相），没想到他坚决不当革委会主任，一口回绝了。谁知道没过几天他又来找我说‘在家想了好几天思想转过弯子来了，中院的工作还是要搞下去，早点成立革委会有利于开展工作，这个主任我当了。’这我就奇怪了，‘心想这老家伙官瘾还大得很，前几天还说不干这个主任，怎么现在又想干了？’当时因为要急着成立中院革委会，没有主任那怎么行，所以也没多想就同意了。大约一年以后我从地委知道是古良才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参加革委会，就是要控制中院这块阵地，生杀大权不要落在造反派手里。”
古学范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郎超雄也透露了一点内幕：“汪院长的女婿郭汉卿前两天到我家聊了一下，他和红州一中的校长黄威凤在这次平反当中也起了一定作用。”
铁戈说：“黄校长原来是我妹妹的班主任，什么时候当了校长？”
郎超雄说：“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当的校长？这个郭汉卿文革时上大学和汪院长的大女儿是同班同学，是我们华师的校友，也是我们钢二司的老造反派。我们是一届的同学，我是数学系的，他们是法律系的，文革时一起造反。这个郭汉卿的嘴巴很厉害，能说会道，逻辑性很强，是华师有名的铁嘴。他当年和汪院长的女儿谈恋爱遭到强烈反对，就因为他是造反派。但他女儿坚决要和郭汉卿结婚，汪院长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但毕竟郭汉卿这人很有才华又是法律系毕业的，汪院长也是读书人，两人也很谈得来，慢慢地也就接纳了他。”
铁戈问道：“这个郭汉卿跟黄校长又是什么关系？”
“郭汉卿和黄校长都是广东梅县客家人，黄校长也是华师毕业的，但比我们高两届，算是我们的学长。广东人到华师读书的人也就那几个，梅县来的更少。他们是梅县客家老乡，都是学文科的，黄威凤是文学系的高材生，两人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走得很近。汪院长不喜欢郭汉卿却很看重黄威凤，因为黄威凤是个逍遥派，从不掺和两派的斗争。再加上汪院长也是学文的，两人有时还之乎者也地做一些古典诗词相互唱和，郭汉卿也在旁边指指点点地评论一番，倒是其乐融融。对了，你爸爸和黄威凤的关系也很好，可能是因为你妹妹是他的学生的原因。所以郭汉卿和黄威凤在汪院长面前也为我们说了很多话。”
铁戈这时掏出一样东西说：“喔，原来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多人给我们帮忙，看来吉人自有天相。我爸说整个红州地区只有我们这个案件是经过两次复查的，可见那些当官的对我们还是恨之入骨，却又毫无办法，毕竟大气候变了。可是大家看看我们的平反判决书，这是县法院搞出来的东西，还是给我们挂了一条又粗又黑的尾巴。汪院长说这是地区政法委搞的，不是法院的意思。”
众人传看着判决书，王石泰说：“汪院长没有说假话，这是地区政法委预留的一手，想在以后的某个日子找机会再好好整我们一顿。”
封老大却不以为然道：“我看不可能。”
肖国雄问道：“怎么不可能？这帮家伙坏得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封老大说：“不是说他们不想整我们，而是他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们都知道我很早就金盆洗手不问政治，但这并不是说我不关心政治。一个人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怎么可能还像古代隐士那样真能做到出世？我在看守所里就很注意看报纸，一是在那里面很无聊，二是也想了解政治形势。刚开始时看的都是揭批四人帮，搞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所谓的风派震派人物，看来看去都是那些事。到了七八年全国展开了真理大讨论，我就觉得情况在变，变得有意思了。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批判了‘两个凡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当时就跟号子里的人说，早就应该这样搞干了。我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里的必然反映，所以我当初还认为阶级斗争很有必要。坐了三年牢我也反思了三年，现在看来那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好好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把老百姓挑起来你斗我，我斗你？如果从解放起到现在一直都搞经济建设，你们说我们国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敢肯定比不上美国总能比得过小日本。这一耽误就是三十多年哪，连台湾、香港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你看现在那些从广州回来的人带回那些走私的大三洋、电子手表、蛤蟆镜，一个个人五人六的。要是我们国家不搞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早点搞经济建设，出口走私货的就应该是我们国家，哪还有小日本什么事？三十多年了，共产党自己斗累了，老百姓也斗累了，再斗下去就要脱衣服当裤子。连裤子都没有穿的你还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