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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建击节赞叹道：“写得好，写的真好。虽然‘唾晕满青衫’是化用而来的，但比白居易的诗更显得悲壮深沉。”
姜军问道：“为什么你们学校一开始就批斗他？”
郎超雄解释道：“陶军这个人四一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当年邓拓在《晋察冀日报》社当社长兼总编时，陶军是这个日报的国际版编辑。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邓拓，而邓拓又是‘三家村’的第一号黑帮人物，所以邓拓一倒他也跟着倒霉。”
铁戈问道：“这首词中所说的‘狼子藏刀休去’是什么意思？”
郎超雄解释道：“他是我们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校党政一把手，被工作组抛出来作为替罪羊的第一个校领导，所以他感到非常愤怒。这一句是写他对于工作组撤离时的想法，认为他们是狼子藏刀，暂时夹尾而逃。”
铁戈笑着说：“哦，是这个意思。郎老师，说到作诗，我们几个还真作了首诗。”
郎超雄笑道：“真的？那一定是佳作，快说给我听听。”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辛建在姜军家里聊天，晚上懒得回去就在他家睡觉。第二天早上姜军起来大便，也是见人屙屎喉咙痒大家都跟着去。但是厕所只有一个茅坑，总不能一个人屙三个人看吧？于是姜军就提议到他家后面的小山包上去拉屎。当时正在下雪，不知姜军他老人家怎么忽然诗兴大发，要我们每人说一句话凑成一首诗。他说我先来，憋了半天说了一句：‘大雪纷纷落’。”
郎超雄评论道：“不错，起句平实，这是高手写诗的做法，给后面的人留下无尽的空间。”
“接着辛建又说了一句：‘乌鸦变白鸽’。”
郎超雄又道：“差强人意，想象力还算丰富。”
“我也说了一句：‘风吹屁股冷’。”
郎超雄摇头道：“不雅。”
铁戈笑道：“最后姜蜀剑干脆来了句：‘屎留明天屙’。”
郎超雄大笑道：“更俗。”
众人笑得东倒西歪。
从这以后郎超雄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辛建家聊聊天，姜军除了上学以外一有空也到这里来，铁戈则是每天都在这里看书。
辛开明家的房子很大，是南方那种明三暗六的格局，还带有前后小院，这也许因为辛开明是高干上面特意配置的。
辛开明特别热衷于栽花种草之类的事，对于高职低配的事并不在意，超然得很。他在前院种了一架葡萄，夏天满院浓荫，牡丹、月季、梔子花四时开放，倒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自从辛开明去了五七干校以后，这里就成了文学爱好者的天地。除了铁戈、姜军、柳六一、章子野以外，郎超雄、石庵村以及他俩的朋友叶一彪经常在这里聊天。
石庵村和叶一彪原来是红州地区机械专科学校的同学，六七年郎超雄作为“钢二司”驻红州地区特派员时，他们就有比较多的交往，他们三个人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年龄相仿，读的书都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大部头著作，所以这三个人之间的共同语言比较多。
而姜军、铁戈、柳六一和章子野从小就是同学，年龄也相同，他们和辛建虽然不是同学但却是校友，因此这几个人交谈得就相对多一些。
后来大约在一九七零年初，柳六一的弟弟把他一个名叫左子海的少年也带到这里来看书，并参与对各种问题的交谈和讨论，那时左子海只有十三四岁。
郎超雄的确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且不说他的数学专业，除了文、史、哲、经以外，现代汉语里的诗词歌赋、中医的汤头歌诀也都烂熟于胸。他常常掐一把路边的野花野草告诉铁戈等人什么是车前草、犁头草、辣蓼，它们有什么药用价值，能治什么病。在辛建家的小院里，他时常讲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知识，诸如什么是律诗的三平、孤平。为什么会有拗句，怎样救拗。什么是诗词的和韵，步韵与和韵有什么区别。词牌的用韵问题，什么是词牌韵脚的通叶，古风和律诗有何不同等等。
这些都是铁戈喜欢听的，他的确从郎超雄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这更加激发了他看书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说郎超雄是他的第二个老师，是他在古代汉语知识上的启蒙者。
辛建家就这样成了红州城里唯一的“文学沙龙”。当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最为忌讳的“地下文学沙龙”，他们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看得太真太神圣，很多年轻有为的文学爱好者都因为这种散漫的闲聊而酿成大祸。从一九六七年春到一九七五年夏这八九年的时间里，他们犯了一系列纯洁的“错误”——他们大量阅读各种禁书，传抄诸如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等地下流传的诗歌。他们崇拜俄罗斯贵族精英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却又笃信早期民粹派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普列汉洛夫，他们谈论政治，谈论从各种渠道流传过来的政治小道消息，却不懂得政治游戏的潜规则：自古当官多有理。他们自认为自己的言论光明磊落，所以从不对任何人隐瞒。辛建的家任何人都可以去玩去闲聊，却不知道在那个封建专制独裁的年代里任何言论都可以被无限上纲。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尚且都在劫难逃，他们这些小人物更是不堪一击。
他们读过很多历史，辛建甚至一个人就订了一整套《二十四史》（当时都是由各图书馆订阅），却不记得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其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古已有之的“莫须有”的文字狱，如今犹如一柄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而且这些人除了铁戈以外全都有红卫兵、造反派的背景，就连最小的左子海都曾是红小兵。当他们专心致志地听郎超雄讲诗词格律时，当他们为某个哲学观点辩论得面红耳赤昏天黑地时，当他们惬意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时，一张无形的大网已悄然落下他们却浑然不知。
他们是被共产主义理想喂养大的一代人，单纯、幼稚、天真到连狼要吃羊从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直到厄运降临他们还在不断地问“为什么？”他们懂得很多知识，唯独不懂得什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许他们真的是那个封建专制年代的“十二月党人”。
有分教：
暂靖风云随处安，书生且作扪虱谈。
座中豪客谁相似？华盖当头终惘然。
正是：反复旧一枕黄粱，返书斋扪虱而谈。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6。…第二十五回 和好如初探究钢新之争
第二十五回
和好如初探究钢新之争
把酒持论细说骨肉相残
话说一九六九年夏天封老大出了学习班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有一天当姜军和封老大并肩走进辛建家时，铁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夏天你们打得昏天黑地你死我活，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不到一年怎么又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真叫人看不懂。”
封老大把背心随手扔到藤茶几上，打着赤膊往藤椅上一靠叉开两腿大大咧咧地说道：“兄弟，你还真是不懂。我和姜军共同经历了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毕竟曾是一条战壕的战友嘛。冲击资反路线时并肩战斗，清理阶级队伍时又一起挨整。至于在‘钢新之争’时的打打杀杀，那不过是一场误会，我们之间的战友情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人说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我们是越打越相识，姜军你说对不对？”
姜军一边给众人发烟，一边说：“说到底还是阶级感情问题。在学习班里我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和封老大或者说新派和钢派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非要刀兵相见？那些死伤的人曾经都是一起造反的弟兄，到头来进学习班挨整的还是我们这些人。当权派正是利用这两次武斗大做文章作为整我们的口实，我们完全是授人以柄，想起来我就后悔，真是亲痛仇快啊！”
封老大接过话头没当回事说：“兄弟，大可不必！我们现在不是比六七年冲击资反路线时更有感情了吗？我看哪，武汉的‘钢新之争’实际上是造反派政治经验不足的结果，狂热、冲动、愚昧、短视，成不了大气候。北京的五大领袖现在到哪里去了？还不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天派’和‘地派’在皇城脚下不也打得一塌糊涂吗？我们那点恩怨算不了什么大事，就当是国内练兵将来也好一致对付外敌侵略嘛。”
铁戈最近看了不少鲁迅的诗文，他在一旁插了一句：“去年夏天群雄并起全面内战，真有点像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在我看来‘钢新之争’就是一场春秋无义战，你们现在也算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哇。”
封老大哈哈大笑道：“也不是什么群雄并起，顶多算是胡传奎那样的队伍，有枪便是草头王。不过全面内战倒是真的，老毛说要武装左派，全国各省到处枪炮隆隆。兄弟说得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小学毕业的人竟然也能说出这种文绉绉的话。听姜军说你现在正埋头苦读，今天算是见识啦，如今你也是狗子进厕所——闻（文）进闻（文）出的，搞得蛮像那回事嘛。”
这种本地特有的歇后语，只有像封老大这种长期和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接触的人才能说得出来。
铁戈问道：“哥们儿，武汉的‘钢新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闹不明白怎么好端端的最后打起来了？”
封老大说：“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武汉的造反派也于一月二十六日夺了旧省委的权，但因为没有得到中央的首肯，所以是一次极不成功的夺权。但从此之后武汉造反派内部就产生了分裂，分成了‘钢派’和‘新派’，也就是‘香花派’和‘毒草派’，问题的实质在于夺权以后由谁来做新生政权的核心。”
姜军笑道：“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钢派’负责，是你们首先挑起了争论。”
“怎么回事？”铁戈问。
封老大也不反驳：“现在看来是我们‘钢派’错在先。当时‘三钢’和部分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占领了红旗大楼，发表了‘二八声明’，指责‘新派’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钢工总’的二号头头胡厚明一直认为‘新派’是政治投机商，说他们是老机（机会主义），这就挑起了‘钢新之争’。”
铁戈对此大惑不解，问道：“这就奇怪了，好好的怎么就冒出了这话？”
封老大解释道：“这件事说来话长。那是在六六年大串连时，武汉地区的大学红卫兵酝酿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原打算由华中工学院牵头，但华工的聂年生、郭保安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成立了‘新华工’自己独立门户搞单干，这就引起其他大学的红卫兵不满。而华中农学院和湖北大学也是以新字开头，这就有了‘新派’这一说。而原来湖北省和武汉市干部子弟组织的三字兵垮台以后，其中一部分人杀出来又成立了‘三司革联’，这些人在大字报中老是骂‘二司’是二赖子，久而久之‘二司’干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