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到十堰二汽上班，临走前他的一个战友带他到设备厂第一任党委书记林书记家聊天。
这位林书记原是李先念五师的手枪队队长，解放后出任红州县首任公安局局长，现在要他组建设备厂是地委想把他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林书记为人忠厚老实，别看他当过公安局长，实际上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头。
闲谈中得知陈达是陈东平的儿子时他笑道：“我在五师时和你父亲打过交道，虽说他是国民党的中将，但有一点和我们一样，他是反蒋的，被蒋介石通缉过。”
陈达笑道：“到底是老公安局长，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你都记得，是有这回事。老蒋通缉我父亲后，他就跑到第九战区司令陈诚那里谋了个事做，他原来叫陈东平，为了避嫌改名陈中平。陈诚和我父亲是黄埔校友，陈诚是一期，我父亲是二期，所以陈诚让他做了幕僚，实际上是只拿银子不做事，我们一家就靠这些钱过日子。你和我父亲打交道应该是抗战期间国共二次合作时的事，那时家父正被老蒋通缉跑回红州在家躲了一段时间。”
“你好像还有个大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师长吧？”林书记又问道。
“那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一九四七年升任国民党青年军少将师长，他也是黄埔生。”
“哈哈，不简单哪，父子同校，都是将军，你们陈家真能出人才。这样吧，你不要到二汽去，就到我的厂上班。”
就这样陈达来到白菂河设备厂，担任铸造连的副连长，而且和铁戈关系特别好。
陈达在越南打美国人时正是国内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进之日，对于国内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破旧立新、靠边站、入另册、砸烂、炮轰、火烧、油炸之类的新名词十分陌生，更不知道国内文革中著名的大武斗、大事件。文革对这些援越抗美的军人来说好像是外国发生的事，至多只能道听途说一些零星的事，而他们听到的新闻其实早已是过时的旧闻。至于文革具体是怎么搞的，无论他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难想出来，所以陈达也是带耳朵来听而没发言。
晚饭时铁戈照例是在球场的看台上和大家边吃边聊，陈达挤到他身边聊起来。
陈达问：“铁戈，文化大革命你参加了没有？”
铁戈笑道：“文化大革命发动是一九六六年，运动开始没几天我就小学毕业了。因为我没有考上初中所以不是在校生，不是在校生是不可能参加红卫兵的。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机关干部更不是农民，没有任何组织会接受一个无业少年，所以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看到听到了不少事。而且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都参加了运动，起码比你这个援越抗美的老兵知道得还是多一点。”
陈达继续问道：“我们在国外打仗时多少也听说了国内一些事，但都不具体，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像今天这样？”
“哈哈这才哪到哪，文化大革命比这过瘾得多，这批林批孔跟文革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六八年六月二十七号那天我正在一个朋友那里聊天，‘钢派’那边的人打过来把学校包围了，我就带人突围，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次武斗，那枪打得跟刮风似的，就和打仗一样面对面真干，太过瘾了。”铁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些文革中的逸闻趣事，听得陈达眨眉眨眼一愣一愣的，像是听阿拉伯的天方夜谭。
“上面为什么不制止？”陈达问得很天真。
“上面？上面的人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今天这个上台，明天那个打倒，谁还管得了这些？那个时候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全国只有一个人不怕这些事。”
“谁呀？”
“毛主席嘛，连周恩来都有人炮轰。”
“江青呢？”
“江青也有人骂。”
“谁有这样大的胆？”陈达这话问得有点幼稚。
“北京的一帮高干子女最先成立红卫兵起来造反，就是号称老红卫兵的那帮人。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红卫兵的传单，传单上说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把副校长卞仲耘打死了。后来这些人的爹妈受到冲击，这就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了，于是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联动’的组织跟中央文革小组叫板。文革小组里的江青、康生、陈伯达也不是好惹的角色，结果把联动那些人给一锅端了，抓的抓跑的跑。他们有人在牢里做了一首打油诗：‘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在中国只有这些高干子女敢骂江青，当然也是私底下骂，公开骂是不敢的，只要你骂中央首长，公安局就用《公安六条》里面的恶毒攻击罪来办你。”
陈达若有所思地问道：“你说这次批林批孔运动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批判林彪和孔老二这两个死人？有没有别的什么目的？”陈达若有所思地问道。
“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发动的，肯定由他的道理。中央文件里说在林彪家里抄出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说明林彪的思想和孔老二是一脉相承。不过孔老夫子死了两千多年了，林彪也死了两年多，批死人评死人又有何益？不联系实际还不等于空对空。”
“就是嘛，不联系实际还不如不搞。”陈达也说。
铁戈分析道：“我们是新厂，青工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老干部不是五师的就是二野南下的，个个都是行得正坐得稳的人。再有一些就是老水校留下来的人，那也是经过清理阶级队伍在文革中用筛子筛了几遍的人，没有什么大问题，哪有什么阶级斗争？唯一就是那个竺彬，听说这个人原来是志愿军某部的文书，他这样执着地为他父亲翻案，难道真的没有一点隐情？他父亲如果真是伪保长而不是地下党的话，他翻案二十多年，不说文化大革命他过不了关，反右时他肯定就完了，还能等到现在？再说就算竺彬的父亲真有什么问题，搞竺彬也太没有意思，他也就是一个普通科级干部。”
“我不是说搞竺彬……”
正在此时徐怀青跑过来大喊道：“厂里出了大事，快到礼堂看大字报！”
大家跑到食堂，但见墙上贴着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王为仁包庇反革命分子意欲何为？》。
内容是电机车间有一个叫翟振兴的人在日记本中大肆攻击毛主席，被同寝室的工人发现后报告到王为仁那里，王为仁把这件事压了下来，一年后还准备培养他入党。大字报的署名是电机车间反潮流战士蒋平、刘彦。
看大字报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人们议论纷纷，情绪十分激动。大家对这件事感到气愤的是翟振兴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王为仁身为政治处主任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非但不处理，反而还要培养他入党，是可忍孰不可忍？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看完大字报陈达又拉着铁戈再次到球场边长谈。
陈达问铁戈：“现在你还能说新厂没有阶级斗争吗？阶级斗争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它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毛主席曾用‘树欲静而风不止’来形容阶级斗争客观存在这一事实。你见过海吗？”
“我连湖北都没有走出去，到哪里看海？”
“我在越南打仗见过海。阶级斗争激烈时就像台风下的大海，黑云滚滚，巨浪滔天，而当海面波平浪静时海底下却仍然是暗流汹涌，就像我们厂一样看起来大家都在一门心思抓革命促生产，暗地里却有翟振兴这样的人反对毛主席，而王为仁却又暗中保护他。翟振兴的行为是反革命行为，王为仁包庇他说轻一点是失职，说重一点是和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我们厂的老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党委成员中最不是东西的就是王为仁，大家早有这种议论，现在蒋平揭发出这件事恰恰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你的事我也知道不少，七零年和七二年你报名参军本来是极有希望的，结果被政治处做了手脚把你挤下来了，走的都是县长和专员的儿子……”
“七零年参军我没有走成那是李主任搞的，王为仁那时候还是副主任。”铁戈打断他的话。
“厂部的人知道内情，七零年征兵时李主任在红州住院，是王为仁一手操作的，他的侄儿就是这一年参军的，你到现在还蒙在鼓里。”
“啊？还有这样的事？”铁戈愕然了。
“七二年征兵时王为仁升为政治处一把手，又是他一手操作，参军的还是高干子弟和有路子的人。我听说当时有三个部队都抢着要你，但是到头来你就是没有走成。“
一提起参军的事，铁戈气就不打一处来。
陈达接着说：“七三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他又把新任地委书记古良才的儿子送去上大学，厂里几百号工人、干部谁参加推荐了？”
说到上大学铁戈的肺都气炸了，他告诉陈达：“七三年我考上了湖艺和武汉体院，王为仁那个婊子养的硬是不让我走。”他把黑哥告诉他的事一股脑全都倒出来。
陈达骂道：“还有这事？狗日的，这是毁人前程哪！上大学就成了文化人，比参军都强，可惜呀铁戈。”
“除了何田田，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事，只是一个人生闷气。”
“铁戈，这就是大家说的中国有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并不都是指上面的大人物，而是指手中有权能为自己或者别人谋取私利的人。这些人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权力，一般人都以为是中高级干部，其实基层也有，像王为仁这种人就是。他把自己的侄儿送去当兵是为自己的家族谋利，他把县长和副专员的儿子送去当兵是为自己以后谋利打基础，这就叫放长线钓大鱼，播下了种子还愁没有收获？投桃报李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红楼梦》里所说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裙带关系，这就是他的用心所在。你在车间搞生产厂里有很多事情不了解不知道，我在生产科搞总调度，知道不少关于他的事。你别看他只是一个正科级主任，其实他的城府极深，厂里几个二野南下的老干部经常骂他阴险狡诈，心狠手辣，广植党羽，为己所用。”
“这些事我不知道，你哪来的消息？”
“你整天就知道打球看书，别的事一概不管，你太单纯了。”
“那倒也是，我的交际圈是小了一点，接触的人不是球队就是宣传队的。再说我们车间的宿舍是单独的，跟别的车间宿舍隔开了，到哪里听这些无聊的事？”铁戈和其他车间的人接触得确不多。
“王为仁这些丑事厂里都传遍了，不会是空穴来风。还有，厂里三换小吉普的事你知不知道？”
“三换小吉普？换什么小吉普？”
陈达笑道：“你硬是个洋人，连这事也不知道？刚建厂时有一部美式小吉普，是原来水校留下来的。李主任调回红州后，王为仁接手政治处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党委会上提出换小吉普的事。当时大家认为美式吉普配件不好搞，换成武汉吉普有利于工作，也就同意了。不到一年王为仁又提出换北京吉普，党委大多数成员都反对，最后李麻子拍板决定换车。这是王为仁拍李麻子的马屁，其他老干部都骂这是糟蹋工人的血汗钱。”
“武汉吉普、北京吉普不就是台车吗，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铁戈没有多想。
陈达解释道：“坐北京吉普叫玩味，坐武汉吉普叫掉底子。我们厂只是个县团级单位，要是级别再高点王为仁就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