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了，眼光黯淡，表情的明郁可以使色素沉着这是方枪枪的新发现。接着他胖了，总是撅着嘴，哪嗜着俩腮帮子。然后他变得苛刻，不许方枪枪和方超下楼，当他下班时必须看到这哥儿俩在家，尽管天还亮，楼下还有很多小孩在玩，方枪枪和方超再三恳求，仍然毫无所动。然后他不爱说话，日常生活用语退化成简单的象声词：唔、哼、暖。然后他大叫大嚷，谁也没惹他自己就急了，大骂俩孩子，把桌子椅子拍得震天动地，有时还打人。过去他是有点怕老婆的，老婆一张嘴他就闭嘴，现在他也朝老婆嚷，激动起来还摸腰，似乎要掏枪毙了她。夜里两个人关起门来喷嘀咕咕，方枪枪起来上厕所常能看到那屋的灯光从门下泄露出来。有时他也蹑手蹑脚过去偷听，经常方际成嗓门突然提高方枪枪登时屁滚尿流一路逃窜。
开始方枪枪只是觉得自己坏，他爸嫉恶如仇，后来也隐隐觉得他爸是故意找茬儿拿孩子撒气。可是没法说，也不敢指出这一点。显然他的爸爸有烦恼，那也使方枪枪闷闷不乐。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为什么他显得那么不高兴？
那个时候社会上已经开始流言飞语漫天飞。小孩见面的话题也主要是：听说了吗，中央又揪出一个。
翠微小学的教导主任据说是张作霖的六姨太。家住我们院的田登云老师是三青团。我们新学了一词儿，揭老底战斗队。那词给人的联想是翻箱倒柜、你膝盖摔破了结了一个痂，他上来就把这片痂撕走了。
爸爸妈妈那间白天总锁着门的卧室，引起了方枪枪浓厚的兴趣、没事就爱蹲在那儿扒着钥匙眼儿往里窥视。从那惊叹号般的缝隙中可以看到大立柜的一线镜子，沙发转椅铺着蕾丝花边的一侧扶手和洒着阳光的一半床栏格。断断续续的家具什物、受到限制的视角令人遐想，看不到的都是秘密。
一天傍晚，方枪枪他爸换了便衣领着他们进城。这不是逛公园的时间，商店也都该下班了。他们一路换车，越走越远。经过天安门，看见漫天飞舞的燕子；也遥遥听到了北京站大钟像八音盒一般叮叮奏出的《东方红》乐曲。城里的天空密布电网，翘着两根长辫子的果绿色电车开动起来十分安静，也没有令人难受的汽油味儿。城里的街都很窄，一家家院门就开在当街，都是静悄悄的青灰色，街口有一两家灯光昏暗的小店，橱窗里摆着花花绿绿的烟酒。他走过长长的胡同。沿路的墙壁灰泥剥落，露出里边的一块块青砖。那些砖也破损不堪，坑坑凹凹像被人凿过。他们不停地拐弯，每拐一个弯，前面就会出现一条更长更残破的胡同。一个出来倒垃圾的花白头发的老太大看了方枪枪一眼，吓得他心都停跳了，他认为这是个鬼，老太太初小人书上画的白骨精变的老太太一模一样。
那好像是妖怪变出来的一所大花园。有假山、猴子和开败的一池沉甸甸垂着头的碗大的花朵。四下房舍重重叠叠，只有几个窗户透出灯光、半明半暗。一辆黑色的吉姆车停在敞着门的车库前。
我看到—个花白头发、很慈祥的老头儿坐在一张皮沙发上，旁边—盏纱罩台灯、隔着很远轻声说话。那个客厅有很多这样的沙发和台灯，沙发与沙发之间还有—些柱子，挡着人的视线。我觉得他很像刘少奇。也是那个岁数，那样的背头，也有一笑就隆起的两块颧骨，大眼睛高鼻梁，坐着也显出两条腿很长。方枪枪他爸管他叫姑父，让方枪枪管他叫姑老爷。老爷这称呼给人感觉怪怪的，叫起来立刻觉得低人一等。方枪枪看到他爸一直挺着腰板坐着，很严肃很恭谨地说着什么。他又看了眼他妈，只看到个背影，凑得很近地和一个庄严的中年女人叽叽呱呱说笑，头发和肩膀乱晃，日后那使他想到花枝乱颤这个词。
方枪枪上厕所时在一间套一间迷宫般的房子内迷了路。他走进一间屋子，那里有一桌饭菜，一些年轻男女奇怪地站在餐桌旁，也不开灯也不吃，面向墙壁，一种蓝荧荧的、不停闪动的光映在他们脸上，使他们人人脸色苍白——那是墙角一架黑色电视投射出来的光。
另一个傍晚，方枪枪从城里坐车回来。他刚在民族文化宫看了—个西藏的展览、那些展柜里摆着很多头骨做的碗，控眼睛的石头帽子，从人腿上抽出来的筋，还有—整张被剥下来的小孩皮，摊开了钉在墙上，像一只大蝙蝠。
回到家后，他累得上床就睡了。醒来眼前—片漆黑，爸爸妈妈和方超在外屋吃饭，门虚掩着，传来碗匙相碰人的低语声：楼下还有很多人在说话，外面吃饭的人显很近，他忽然觉得悲伤，就哭了。
第十八章
到处是他。几十吨的、一两多的、戴八角帽的、梳背头的、正对大街的、迈向人间的、老得睁不开眼的、年轻腼腆像个大姑娘的、全须全尾儿的、笑的、沉思的、夹烟卷的、拿雨伞的、扬臂召唤的、掰手算账的、裹军大衣的、套蓝大褂的、戳在大门口的、别在胸脯上的、彩色的、全素的、大理石的、白水泥的、石膏的、砖头的、瓷的、铝的、塑料的还有海绵的。走到哪儿，他都和你在一起，好像自然界的一部分。
那就像掀开了粪井的盖子，所有的龌龊都亮了出来。我们到处去看大字报。我们院礼堂、一食堂那一角有一些，办公区有一些，文化大革命开始，办公区警卫得也不那么森严了，小孩也能进出。有时，我们还到翠微小学和翠微中学去看，那儿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每一尺墙都糊满了，楼道、院内拉着一道道铁丝像晾衣服一样挂着直垂到地的大字报，整个院子变成用纸墙隔离的曲回迷宫。
烈日炎炎之下我一次次感到震惊。我发现罪恶离自己那样近，就在那些看上去一本正经威武不屈的大人之中。他们撒谎、背叛、占别人便宜，个个都是卑鄙小人和无耻之徒。尤其令人痛恨的是他们多次结婚。第一个娶的老太婆挺好，都是老干部，工资都挺高的，一定要离，换个年轻级别低的。我们院小孩的妈没有几个是大房，净是后娶的。我当然不懂结婚之后两个人在一起主要干什么，直觉上感到那里有一种下流的勾当，什么纯洁的东西被砧污了。也许是大字报提到此类事所用的轻蔑或义愤填膺的字句影响了我，我以为那属于犯罪。坦白讲，我发觉自己被这类事吸引住了，受到一种下贱的情绪支配。看到白纸黑字写的涉及男女关系的细节我十分不适，情感一点点波动，像被狗舔了，越不适越想再来一下。对自己的反应很生气，很厌恶，又无法平复心情的紊乱，于是大怒，于是升腾起强烈的道德观念：和女的好就是动物，最低一等动物。这些人都该死！以后坚决不结婚，一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每个星期都有外面地方的造反派开着卡车冲我们院西门想揪院里在地方单位工作的家属。警卫排的战士拦着不让他们进，他们就堵在门口和前去劝阻的管理科干部激烈辩论。双方都拿着红宝书，胃疼似地捧在胸前，各自引用毛主席语录针锋相对地对骂，不时一齐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警卫战士有纪律，叫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般只是徒手组成人墙。毕竟那也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也不是太起劲，造反派豁出去一冲就冲开个口子。这时，我们小孩就飞跑回各楼叫大孩。这些大孩都是红卫兵，打人也不犯法，戴着红箍下楼见外人就打。前来滋扰的造反派大都是文教系统的小知识分子，体格弱，架着眼镜，很多人是中年人，被打得脸红脖子粗还挣扎着昂首讲理。有时大孩们一直把他们追杀出院，小孩们也跟在后面起哄呐喊射弹弓砍砖头，远远看去也是颇有声势的好几百口子，浩浩荡荡追到翠微路口，才散了队形，后队改前队，一路狂奔，争先恐后逃回院里。
我们院都靠小孩保卫了。那使院里孩子油然而起一种使命在身的责任感。也就产生了很强的地盘概念。见到外院孩子进院就要去截，百般盘查，动钒群起追打。很多来走亲戚串门做客的小孩都挨了打。就是从那时起，我们院孩子开始和海军的孩子打群架。我们老要到他们院看演出、澡堂锅炉坏了要到他们院洗澡、看热闹玩玩什么的，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冒犯和侵略。
翠微路口天天都有几百辆自行车聚在那里，车座拔得很高，露出一截儿挣亮的不锈钢管，很多车都拆了后支架，车把安了转铃，一根或红或绿的钢丝锁弯弯曲曲蛇一样架在上面。那些人都穿着松松垮垮的黄军装，戴着呢子军帽，很宽的红绸子袖标随随便便套在小手臂上，被挽起的袖口遮住大部分，只露出无字的一圈边儿。他们一脚支地，歪着肩膀驼着背扎着大堆儿聊天说笑，几乎人手一支烟，边说边有烟雾从嘴里鼻孔中散出；有人骑车带人在拐小圈；有人孤独傲慢且怀恶意地盯着过路的人；有时会有两个、三个穿军装的女孩子站在他们中间和他们说话，那时一些人脸上就笑嘻嘻的；不时，会飞车而来又一群同样打扮的人，新到的就会和原来在那儿的纷纷握手，说一些很豪爽的话。有一个人总是独自走来，戴着布军帽，很黑，脸上很多壮疙瘩，很沉稳的样子，一路走去，谁都认识，他们叫他“小保”。
看见这些人，方枪枪之辈就会互相使个眼色，捅捅肋骨，很敬仰地小声说：“三校”的。那是翠微、育英、太平路三所中学的红卫兵搞的所谓“三校联防”。我们那一带最狂的红卫兵组织。这几百号人只是翠微中学的一小撮。真正的大队人马是从西边过来，黄酽酽，明晃晃，铺天压地，使我总觉得那曾是在下午临近黄昏看到的景象。不能尽书那种壮观的场面，只记得受到震撼的心情，觉得他们很辉煌，进行着伟大的事业——他们去冲公安部。
有时清晨，也能看到一些妖娆的男女现役军人。一卡车一卡车地从街上疾驶而过，沿途乱喊乱叫，狂呼口号。她们有一个很响亮的名称：三军冲派。
一些魁梧黝黑的大个子军人从礼堂怒气冲冲地出来，边走边吼，纷纷往一辆卡车上爬。他们是驻在长辛店靶场的“三项队”的人，经常来院里订光篮球场和机关年轻干部打篮球。他们中有几个是历届“社会主义国家友军比赛”全能和射击、障碍、投弹各单项的冠军得主，可说是武艺超群。他们在和什么人吵架，上了车立在后挡板旁还连比划带挥手扯着脖子嚷。卫生科的两个女兵勾肩搭背慢慢从礼堂里踱出来，站在台阶上骂他们，嗓门也放得很开，又尖又脆。卡车开动了，他们和她们还在不依不饶地对骂。
我也不记得是哪边骂哪边的，只觉得这话很上口，一下就记牢了：河边无青草，饿死保皇驴。
孙中将摘了领章帽徽，敲打着一面很响的铜锣，沿着大操场西边的马路边走边喊：打倒老孙。
我们在操场另一边桃树掩映的马路上迈着正步跟在他儿子身后，一齐有节奏地喊：大腚、大腚。
他儿子突然笑着转身做追赶状，我们也笑着一哄而散。
大批外地的红卫兵住进了我们院，在俱乐部、礼堂、食堂凡是有空地的房子内席地而卧，每人一张草席，吃饭的时候就到一食堂领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他们穿的军装很多是自己染的，色儿很不正，像青苹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