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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公开交往的迫切性是纯粹关系的必要条件；这种关系是其自身的讲坛。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回归到原处。自我的自治性，对强制性的突破，是与对方进行公开对话的条件。这种对话反过来又是表达个别需要的媒介，以及反射性地组织关系的手段。
民主是乏味的，性是刺激的——尽管也许很多人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民主准则何以影响性经验本身呢？这是性解放问题的本质。从本质上说，这些准则把性与分配权力隔裂开来，最重要的是与生殖器权力割裂开来。？密关系变化中暗含的民主化包括但也超越了“激进的多元主义”。对性活动没有划定任何界限，而自治性原则的概括化和协商后的纯粹关系标准所引发的那些界限除外。性解放包括可塑性性征与反射性自我规划的统一。比如，只要自治性原则和其他相关的民主标准在各个方面都得以维持，就不必对变化无常的性欲施加什么限制。另一方面，在这种性欲被用作一种剥削性控制模式的地方，不管隐蔽与否，或在它表达一种强制性的地方，都不会实现解放的理想。
政治民主意味着个人有足够的资源以自治的方式参与民主进程。这在纯粹关系领域同样适用，尽管如在政治秩序中一样，重要的是要避免经济还原主义。民主愿望不必意味着资源的平等，但显然有那方面的趋势。民主愿望的确涉及包括资源在内的经过反射性协商的权利契约，将其作为关系的限定性部分。在异性恋关系中这一律令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男人和女人在可用的经济资源、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方面所负的责任是不平衡的。民主模式以这些领域里的平等为前提；然而，其目的大可不必是完全的平等，就如同据自治性原则协商的公平安排一样。任务与报酬的某种平衡将得到协商，致使每一方都是可接受的。劳动分工可以确定，但不是简单地依既定标准继承的、或由带给这种关系的不平等经济资源所强加的那种分工。
在更宽泛的社会中存有一些结构条件，这些条件渗透到纯粹关系的核心；相反，这些关系如何决定涉及更宽泛的社会秩序。公共领域的民主化，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化，为个人关系的民主化提供了本质的条件。但其反面也适用。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自我的自治性发展对于更大群体的民主实践涵义深远。
机制（2）
在最广延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各种民主可能性之间存有一种对称。考虑一下今天全球策略和冲突分析中突出的位置交涉与原则协商之间的区别。在位置交涉中——可以等同于缺乏？密关系的个人关系——在谈判中每一方都采取极端的立场。通过相互威胁和磨擦，一方或另一方被制服了，于是便得出一个结果——如果谈判到此时还未完全破裂的话。以更加民主的方式管理的全球关系趋于原则性的谈判。这里，各方的相互作用以发现相互的基本关怀和利益开始，首先辨识出一定范围内的可行选择，然后进行筛选。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对对方的敌意是区别开来的，因此既可能坚持谈判的实质内容，又可能对对方持支持和尊重的态度。总之，如在个人领域一样，差异可以成为交往的手段。
性、解放、生活政治（1）
没有人知道能否在全球层面上发展一个民主制度的框架，或从另外的角度看，世界政治能否滑入可能威胁整个行星的一种破坏性。没有人知道性关系能否成为非永久性联系的一片荒漠，既有情感厌恶又有爱，同时又有暴力的疤痕。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充分理由持乐观主义态度，但在一种已经放弃了天意的文化中，我们必须依据公认为危机的背景来制定未来的蓝图。全球现代性规划的开放性质在日常社会实验的不确定性结果中有其真正的对应物，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切地说，民主并不足够。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内部指涉系统的一种政治；它的目的是控制分配性权力，而不能面对权力的生成方面。它抛开经验的隔离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性在现代文明中极具重要性，因为对于日常生活所必须提供的技术安全来说，性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联结点。它与死亡的关联对我们来说已是怪异的和难以想像的，如同它对生命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一样。性已被禁锢在对自我认同的寻求之中，性活动本身只能于瞬间实现这种自我认同。“放下你那颗熟睡的头，我的爱人/我那不忠的胳臂上的人。”如此程度的性欲是失败了的爱，注定是无休止地在解剖学和身体反应的同一性中寻求差异。
在激情的私有化与性在公共领域里的浸透之间存在着张力，在这种张力中，以及在今天使男女分化的冲突中，我们看到了新的政治议事日程。尤其是在其与性别的关联中，性导致了个人政治的产生，如果仅只与解放相联系，这就是被误解了的一句话。我们所说的生活政治学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7章，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在制度反射性的语境中运作。它关注的不是狭义上的“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种种决定，而是对这些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更准确地说，是把日常生活中被经验的隔离搁置一边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这些是把抽象哲学、伦理思想和非常实际的关怀融合在一起的问题。
生活政治学的领域涵盖一些存在着进行局部区别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认同的问题。仅就这个问题聚焦于寿命、被视作一个内部指涉系统而言，反射性自我规划只能以控制为指向。它除真实性之外别无道德性，这是那句古老的名言“愿你的自我真实”的现代翻版。然而，今天，传统已经逝去，“我将是谁？”这个问题难解难分地与“我将如何生活？”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在此，许多问题自行呈现出来，但仅就性而言，性认同的问题则是最明显的。
可以认为，两性之间达到的平等程度越大，男性性征和女性性征的先存形式就越是聚敛于某种两性同体模式之上。情况也许如此，也许不是如此，这要依差异在流行的性政治学中的复兴而定；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努力确定两性同体的内容，它就会空洞乏义，而这是确定价值的问题。只要性认同是依据性差异建构起来的，如是提出的困境就被隐藏起来了。男性与女性的二元符码实际上不承认任何中介实例，把性别附属于性之上，仿佛二者是同一事物。于是，性别的属性便被描述为以下几点。
①每一个人都必然是男性或女性，不存在“居中”者。
②个人的身体特征和行为特点据一主导性别模式而被解释为男性的和女性的。
③在可行的性别地位的行为模式限阈内，性别特点依据常规得以衡量和评价。
④如此构成和重构的性别差异被用来具体确定性认同，同时把“跨性别”因素过滤出去。
⑤行为者依据“自然给予”的性认同监控自己的表象和行为。霍利·丹佛尔：《性别倾向——面对双重性的局限》，第147～149页，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布鲁明顿，1989。
这些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男性易装癖尽管在精神分析学文献中不再被视为性变态，但仍然受到普遍攻击，这个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妇女的情况由于更具含混性而显得更有趣，她们具有或培养男性的表征。现代社会中表象、行为和服装的流行标准使得女人在这些方面更相似于男人，相反的情况则通常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双重性还是易于得到推行：如果一个人不“真的”是男人，那么，她就必然是个女人。拒绝打扮成“女性”的妇女常常会受到骚扰：
我不穿女式服装，我不化妆，或携带女士包和像女性一样做事。我的男朋友对我说这是我之所以被人纠缠的原因，而我知道这是事实，但我拒绝那样做。穿着女式服装很不舒服。不能像现在这样坐着。就好像你有固定的走路姿势一样。化妆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细微差别。霍利·丹佛尔：《性别倾向——面对双重性的局限》，第128页，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布鲁明顿，1989。
不平衡的性别权力与根深蒂固的心理禀赋的结合把双重的性分化牢牢地固定下来；但在原则上，对事物可以进行完全不同的组织。由于解剖学已不再是最终目的，性认同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生活方式问题。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性差异将继续与类的繁殖机制联系起来；但这些差异已不再有充分理由在行为和态度上与明显的断裂达成一致。性认同可以通过与表象和行为举止相关的各种性格构造来形成。两性同体的问题将根据可证明为受欢迎的行为来解决——而别无他法。
性、解放、生活政治（2）
性认同的问题是需要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然而，似乎非常可能的是，这是约翰·斯托尔坦伯格称作“拒绝做人”的一个因素。约翰·斯托尔坦伯格：《拒绝做人》，方塔纳出版社，伦敦，1990。拒绝男性性征与接受女性性征并不是一回事。这又是一个伦理建构的问题，不仅把性认同，而且把更广义的自我认同与对对方的道德关怀关联起来。阴茎是存在的；男性的性仅只是生殖器，即男性性征的自我核心。有些信仰适于男人而不适于女人，反之亦然，这一想法随着生殖器逐渐萎缩成阴茎而可能消失。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社会和自然界的控制和男性领域通过“理性”而成为焦点。理性在有序调查的指导下脱离了传统和教条，同时也脱离了情感。如我所说，这与其说是巨大的心理压抑过程，毋宁说是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制度分化，一种严格遵循性别路线的分化。把妇女与非理性相等同，无论在严肃的气质上（疯狂），还是在看似不太重要的时尚上（妇女作为变化无常的生物），都把她们变成了现代性的低级情感劳动者。由此；情感以及情感所激发的社会关系形态——爱和恨——都被看做难以熔锻的伦理思考。理性砍掉了伦理学，因为很难找到经验论证来证实道德信念；然而，这也因为道德判断和情感被视作反伦理的。疯狂和变幻——无需任何努力就能看到这些与道德要求距离多么遥远。
弗洛伊德通过阐释女性心理重新发现了情感，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情感仍然与理性要求紧密相关，不管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受无意识的隐蔽力量的支配。“没有什么能够……像思维那样搅动情感”：随着其因果力量的不断增长，情感仍然是理性的另一面。情感与伦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许它们被推得更远，因为“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一命题意味着理性领域可以得到实质性的扩展。如果伦理需要存在，那么，那就必须存在于公共领域；但事实证明这难以表明它们的合理性，它们易于受到权力的攻击。
充满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