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或社会，每遇大事，胡适都能挺身而出，发表自己对时局与事件的看法，在这点上，他是从不考虑一己的利害的。一九二○年八月一日，与几位朋友一起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最能说明胡适的这种精神。胡适领衔，签名者还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共七人。开篇便说：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提出，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410—411页）
《争自由的宣言》明确提出如下六条：
一、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
二、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
三、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
四、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
五、民国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
六、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给社会一点清凉作用（2）
针对以上六条，宣言中特别重申，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定的法律：①言论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会结社自由；④书信秘密自由。另外还提出，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敢于公开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应当说是有勇气的。
大事是这样，小事也是这样。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时事新报》上有位新猛先生发表了一篇《胡适之与王正廷》，攻击《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胡适所写的社论，说胡适不该替王正廷辩护。文中引用“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膻气”，说“王正廷是什么一种人，胡君还要和他说话，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怀疑胡适之了”。
胡适在第二十九期《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专栏撰文给以反驳，义正辞严地说：“我若因为怕人怀疑而不敢说话，那就不成胡适之了。我在山东当面对山东朋友说的话，在北京当面对山东代表说的话，和我在《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说的话是一样的。”“我是不怕人怀疑的。”“凡是替某人某派说公道话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处的，或是想吃羊肉的。老实说罢，这是小人的心理，这是可以亡国的心理！”
无论是对国事，还是对朋友的事，胡适的立场是鲜明的，态度是严肃的，有时言辞也是尖锐的，但他的持论却是公允的，很少有激烈的、偏狭的看法。这是因为，胡适始终认为，一个文化人的言论，必须是符合法理的，必须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必须是对人民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的。多年后，和丁在君等朋友一起办《独立评论》时，他写过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其中说：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一九二九年胡适在人权论战中写的几篇文章，对国民党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曾不客气地指出，“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蒋介石先生，应当“入塾读书”，从头学习民主政治。这些事，已超出了原先约定的时间范围，就不详细说了。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了。那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多少年来，我们的脑子里，早就形成了胡适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铁定看法。如果能对这一段历史多增加些了解，这种看法至少到了该怀疑的时候了。这里且提供一个看法供参考。周质平在《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中说：
如果以左派与右派来代表激进与保守，胡适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地是代表左派。他反孔，非孝，批评传统的贞操观念，主张无后，妇女解放，全心全意地输入西方文化，提倡怀疑的精神，批评的风气。在在都显示出他是一个革命党，一个激进派；可是一谈到政治，胡适的立场往往由左偏右，一变而成了持重温和。
以文学来说，胡适主张在“自然的演进”上，加上人为的“一鞭”，使演进加速，成为革命；在政治上，胡适就没有这么果决的加上“一鞭”了，而是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点一滴的改良。在文学上，胡适要以白话来彻底的取代文言；在政治上，无论政府多么腐败，他从不曾说过要推翻某个政权，而由另一个政权取代之。
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充分地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冷静。他可以在群情最激愤的时候，不为所动；在民气最高涨的时候，泼上冷水。在政治上，胡适走的绝不是“群众路线”，相反的，他的主张往往是反群众的。他有的是“冷眼”，而不是“盲目”。（《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88—289页）
周质平对胡适的整体评价是：在民国史上，能以一介书生之力，不与枪杆子结合，而隐然能造成清议的，胡适是第一人。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知难，行亦不易”，而是在他的一点清凉作用。
《白话文学史》的失误（1）
胡适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提倡白话文吗？白话谁不会说，白话文谁不会写？就是现在，到了白话文运动兴起八十多年后，还有人说这样的话。
说这样的话，真是没有一点历史的常识。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之大，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论语·宪问》里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按杨伯峻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仿照这句话，也可以说：“微胡适，吾其披发左衽矣。”若不是胡适在八十多年前提倡白话文，我们现在还处于蒙昧不开化的状态。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遽然而起的变革，只能说是改变了国家的体制，却不能说是造就了一代新的国民，一个新的社会。新国民、新社会的造就，还有待数年后起来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则是白话文的提倡与实施。
这样的功效，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是很好理解的。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说：“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换句话说，用什么话语，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理念。也就是说，用文言，就是旧人，用白话，才是新人。用文言，社会永远停滞不前，用白话，时代才会更新，社会才会进步。
要根除旧社会的遗害，要造就新时代的公民，就必须用白话文；嘴里说着“之乎者也”的人，你别想让他接受民主自由这些现代观念。没有这些现代观念的人，绝不能说是一代新人。没有新的人，也就不会有新的社会。
胡适对白话文运动的认识，也是逐渐加深并明确起来的。他起初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只能说是一种平和的改良的建议。倒是陈独秀的认识，比胡适还要激进，还要彻底。是陈独秀将这个“刍议”，一下子提升为“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第五期陈独秀的呼应文章刊出，径直就叫《文学革命论》。其中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又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里，已把文学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联系起来了。陈独秀是个革命的鼓动家，真正要将白话文推为一个社会的运动，还得胡适做脚踏实地的工作。
不用别人开导，胡适很快就认识到，白话文的运用，绝不是一种文字工具的改革，乃是一场社会意识与社会规范的改革。白话文，是文学革命的工具，更是改革社会的利器。任何陈腐的观念和窳陋的习俗，都将在白话文的攻势下溃败与消亡。在前面引用过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作者说：“在后来的论争中，胡适的新创见是，白话文必须取代文言文，而不仅仅只作为文言的补充。”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同一作者对这一点说得就更为明确了：“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可以说，将白话文不仅是作为书写的工具，而是作为改革社会的利器且终其一生身体力行，乃是胡适对中国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内外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代的孔夫子，“微胡适，吾其披发左衽矣”。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白话文的意义，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理论找到更为坚实的史实根据，胡适在倡导白话文的同时，就开始写他的《白话文学史》。最初是他的讲义，也不是叫这个名字。据《白话文学史·自序》上说，一九二一年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他去讲国语文学史，他在八个星期之内写了十五篇讲义，约八万字。这部讲义叫《国语文学史》，只写到南宋的白话文。第二年他去天津南开学校讲演，晚上住在旅馆，忽然想到要修改这部讲义，当下便取出稿本，作了删改，归并为三篇。仍不满意，次日在旅馆里又拟了一个大计划，定出新的纲目。不久办起《努力周报》，后来又病了，没有工夫实行这个大的计划。直到五年后从海外回到上海，时局动荡，难以北上，就在上海住了下来。待到和徐志摩等人办起新月书店，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才决定把这部文学史修改出来。说是修改，实则是重写。“从汉初写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