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73节

沈北大堤之外还有二道堤、三道堤、四道堤。先祖安营扎寨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大堤的，伪满时期靠辽河只有四道堤，很矮小的，只有一人那么高。后来为了沈山线铁路的安全，大堤不断地南移加高，现在的沈北大堤有10多米高，堤底宽50米，上宽7米多，俨然一个土长城。洪水不再危害铁路了，但河滩地基本上年年遭受水灾，河床年年升高，已经比大堤南高出2米多。

二道堤在沈北大堤北。1951年和1953年涨大水时，水基本上和二道堤一般“高”了，上年纪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洪水。自从修筑了沈北大堤，河滩地就成了“水乡泽国”，至今依然如故，再也没有“十年九涝，不离河套；一年不涝，鸡鹅乱叫（鸡鸭成群丰收景象）”的光景了。

1951年和1953年的两次大水冲毁了沈山铁路，损失惨重，国家从大局着想才修筑了沈北大堤。现今的沿河五个行政村的居民，有90％都是从辽河滩那搬迁过来的。至此，大堤以北的董家窝铺、大小孟家窝铺、郭家窝铺、王家街（读音gai）、邹家街（读音gai）、傅家街（读音gai）、郑河套、黑鱼沟、桑树子、刘家塘……等20几个自然村屯先后消失了（仅罗家房乡沿河地区）。现在的沈北大堤之外的耕地水毁沙盖，几近荒漠。2万多亩耕地没有一棵树木，狼、狐狸、野鸡野兔早已销声匿迹了，就连蛇也很少见到了，还有生机吗？

大堤南的“石佛寺水源地”昼夜不停地抽水，活着的树木都枯死了。1986年起到1998年的13年间，辽河洪水共造成5次绝收，3年欠收过半。1997年，80％的河滩地无人再敢耕种而荒芜，或只种不管理——不施一斤化肥。天灾使家乡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水平得改善很缓慢，甚至是倒退。但是，改革又给家乡人开阔了许多致富之路，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外出打工。德盛堡村不到2000口人，到北京沈阳打工的超过了400人。

“人怕逼，马怕骑”，逐年变坏的生态环境逼迫人走适合自己的路，何必“坐以待毙”啊。我是出来了，但我不是被逼出来的。我永远会留恋这块热土，故乡故人。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值得留恋的感觉，只有怜悯她的不幸而难以割舍的情愫。

孟家台不靠近辽河，也没有河滩地耕种，李开元那里的日子就比家乡要殷实一些。生产队大帮哄时，人为的灾害却“猛于虎”。上级不顾当时的条件是否具备，硬下刚性指标——变旱田为水田。由于不懂技术，缺少必要的投入，水稻亩产仅仅三四百斤。水田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福音，反倒让那里大受其害了。秋收后，李开元那里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口粮拿到集市上换粗粮，不然就难以维持一年的吃用。二大爷就死在那个“反美不美”的年月，大米梦成了他永久的噩梦。

土地承包后，李开元哥三个的日子得过了。李开元还入了党，成为孟家台村的主任。那年二大娘还健在，正月初一我就和我的大孩子给她拜年去。那时候他们哥三个算是富裕户了，老三还养起了拖拉机。我们两地相距20多里路，家家有了摩托来往就更便捷更频繁了。不过，只从我去了北京，又有10年没有去过孟家台堂弟那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同宗同族的哥们间更是多了一层亲近。1996年吧，李开元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正处在分配的关头，一家人都为找个“婆家”而犯愁。农村的孩子读大学有谁还想回农村？最大的愿望就是远走高飞，离开世代为农的境地。换一下生活方式，是所有乡下人的心态，农村的确太艰苦太闭塞了。李开元找我给他出主意，我责无旁贷，身体力行。很快，他的女儿就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了，一家人皆大欢喜。

他和二大爷是一个性格，不吝惜钱财，只是苦恼“有猪头送不出庙门”。几乎所有大专院校毕业孩子的家长，没有一个不为工作“倾囊相助”的。一个土老冒认识谁啊？于是就有了“升学考儿子，就业靠老子”的公理。靠老子什么？地位、金钱，仅此两样。于是，好多家长没等孩子毕业就四处打探寻求门路。那些有远见的父母，干脆让孩子报考有门路好分配的学校与专业。那时我的三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都说我是学生就业与分配问题的专家，许多人都来咨询我。其实，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形式的演变，谁也谁也说不上永远不会失策。但有一点是永远也颠扑不破的，那就是钱！没有钱，再好的理想与夙愿都会荒废，就像辽河滩。

　第八章　我的一家　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第八章我的一家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亲祖父李春荣我不曾见过。自父亲过继到曲氏奶奶后，提及往事涉及到祖父的称谓时我就叫他三爷，这是我懂事后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里，曲氏就是我的奶奶，亲奶奶。

奶奶21岁就守寡，她不肯再嫁。祖父去世后，奶奶的娘家曾劝她再嫁，但奶奶坚持守寡。奶奶很“传统”，不愿意领着一个女儿再走进另一家的大门，大概是怕委屈了孩子，还有名声更为重要。

虽然奶奶一家只有娘俩，但在曾祖以下也是一个家族中的支系。曾祖的家业是要平分给他的3个儿子的，足够奶奶和姑姑的日用了，奶奶不能不考虑生活。父亲过继给奶奶后，两家合为一家，奶奶的心敞亮多了，总算有了儿子可以依靠立得住门户了。

我从小就是在奶奶的拉扯下长大的，那时我跟奶奶亲，母亲不在家也不想她。奶奶一辈子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从来不花一分钱，我也不记得她手里有过什么钱。她没享受过一天清福，随父亲东奔西走。父亲在“文革”时遭到打击，她也跟着郁闷，整天的提心吊胆。“文革”还没有结束，奶奶就去世了，那年她才60岁。她去世的时候，正赶上李昊出生不到两天。我整整守候她3天3夜没有合眼，对祖母做最后的陪伴，也陪着她走完最后一段人生之路。

国民党统治时期，父亲被抓了壮丁。奶奶为了赎回他，便单独一人步行70里路去了兴隆店。那是哪有什么可走的公路啊，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走得两只脚全是血泡。奶奶没少和我说起这件事，忧伤得很，表情中露出不尽的而恐惧。

按说父亲是不该被抓的，在奶奶的名下他是独子。但是，村公所为了卡油，就强行让父亲去当炮灰。他们也看准了奶奶是个妇道人家好欺负，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根本不把“独子”当回事儿。暴政当头、贪官当道，一个弱女子上哪去理论是非？只好咬牙破费了。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不久父亲有摊上了“国兵”的人祸，一去就是二年。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父亲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被苏军羁押在佳木斯的一个山沟里。很快，苏军和八路军双方达成了协议，给每个人发放钱粮和通行证，将其全员遣返回乡。

父亲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天寒地冻的阴历十月了。奶奶见他安然地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但看他穿得那么单薄，又是一番落泪。父亲回家前，奶奶天天求仙请神为他祷告，“一日三叩首，早晚一炷香”。

1951和1953年辽河爆发洪水，害惨了奶奶。父亲只管在新安堡护校，把家里全都扔下了，奶奶和母亲没有一点主心骨，几近惊慌。奶奶一定要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赶快逃避，洪水眼看就要漫堤了，堡子里早已十室九空。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守候着，守候着房屋、猪鸡、粮食、土豆……大堤决口后，洪水把房子冲到了，守候的东西荡然无存，庆幸的是奶奶死里生还。洪水过后，奶奶没有惋惜和哀叹，好歹一家人都在，五大爷不是死在洪水里了吗。

奶奶什么也舍不得，知道没钱的滋味有多难，对家里的东西宁可舍命也不舍“财”。

曾祖的三个儿子刚分家的时候，奶奶的手里还是很宽裕的，供姑姑念护士学校，在那时实不多见的。奶奶娘家门上有个好耍钱的侄子叫曲则州，输光了就来找奶奶“借钱”。奶奶一边数落他的不是，一边又不得不给他钱。奶奶去世时他来吊唁，说起当年的事很是内疚。他看到奶奶简单棺椁伤心不已，说奶奶给他的钱够买多少比这好的棺木啊。他还说，“老太太一辈子不吃不喝，什么也没有攒下，只攒下一个好名声……”

是的，奶奶为人谦和，从不与谁计较什么，更不会和人争斗。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让人无祸事”，现在的话就是“吃亏是福”。可以说，我是在奶奶“吃亏”中长大的。

换句话说，我也是在奶奶的被窝里长大的，在她每天晚上讲故事中长大的。她讲给我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晰，主题都是忍让、公正、诚实，都围绕本分、操守、善良的中心。

奶奶去世后的第三年，父亲才被平反昭雪重新上学校领导的岗位。那年的清明节，父亲亲自把奶奶的坟墓迁到高处，一个来往方便又无妨碍的地方，让她一生不安的灵魂再不受人世间的纷扰。

几十年过去了，安息的奶奶不会重生，但她的往事会经常在我的脑际中再现。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一年开春，我得病了。奶奶为了让我吃下一点东西，就领着我去我们家“来伙”时（大家庭的时候叫来伙）的菜园子挖韭菜。那时的韭菜刚刚露出一个小红尖儿，想要给我做汤喝那得挖多少的韭菜啊。奶奶很耐心，一棵一棵地挖，春风吹出了她的眼泪……

虽然我没有见过奶奶因为伤心而流泪，但我知道她有许多的眼泪都流进了肚子里，苦的、酸的，充满了她的一生。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父亲在外面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一回到家里就变得少言寡语。更让我至今不能想开的是，他从来就没有抱过我，亲热过我。我和弟弟妹妹们对他很是敬畏，更没有那一个和他撒娇的时候。他和祖母在一起算是同病相怜，都是不完整家庭中的一员而走进一个新组合的家庭中来。

父亲主持家政也是勤俭当头，所以家里没有意见值钱的东西。他爱喝酒，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打上一斤八两就算奢侈了。过年的时候从不买什么鞭炮之类的东西，也不贴对联接神，更不供奉灶王、黄仙狐仙（也叫胡仙）之类的神灵。唯有一年例外，父亲从集市上买回3个二踢脚，还有一条3斤重的大鱼。可惜的是，那条大鱼还没等上除夕的餐桌，就被野猫啃去了一半，也让奶奶心疼了好几年，时不时就叨咕几句。

说实话，父亲从小对我们没有什么理想教育，对我也不报什么期望，任由我们自然成长。他不像现在的家长对子女那么处心积虑，和处处留心。我受到的教育完全来自于祖母，在潜移默化的故事中接受思想启迪。

眼看我高中毕业了，才接到父亲给我的第一封交流思想的家书。其主要内容是：考一下大学，否则参军，要不就参加农业生产……

看得出，他对我升学深造没有一点强烈的愿望。参军谈何容易？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家庭成分。读过父亲的信，我心里感到很冷。前文说过了，我在学校、社会、家长冰冷的氛围中，只能走通往农业农村农民这一条唯一的路了。那时的父亲41岁，现在看来他太年轻了，把握不住自己孩子的命运。

1977年，父亲的老病复发了，而且比以往都重。那时候我已经到公社上班了，特地请假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