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破罐子破摔，更疯狂地扭起来，引来阵阵笑声。后来，我看见老大爷了，他拉着孙女从自家院里出来了。紧接着院门又闭住了，我看见门内有人影闪了一下，高高的一个人影，那肯定是伏朝阳。老大爷加进秧歌的队伍中了，他的孙女却怯生生，红着脸不敢进来。老大爷开始扭了，扭得又笨拙又可爱，边扭边向孙女招手，还喊：“小鸥，小鸥，来呀，快来呀。”“小鸥”这个名字好耳熟，回到蝴蝶谷给小天鹅说了，小天鹅才告诉我，伏朝阳的那本日记上反复出现过一个名字：周小鸥。小天鹅还说，她隐约能记起照片上那个女孩的模样，一只手背在后面，一只手捏着腰带。
小鸥始终胆怯地站在外面。
她脸上不知什么地方很像伏朝阳。
她发现我在观察她，更不自在了。
后来大家终于散伙了，我问老大爷：“你儿子怎么不出来？”他答：“我儿子怕热闹！”我问：“为什么？”老大爷坏笑着说：“你去问问他。”我说：“他好像不爱说话。”老大爷拍拍我的头，手心里含着赞赏，说：“对了，他想说也说不了，他没舌头，舌头让人割掉了。”我故作吃惊地问：“让谁割掉了？”老大爷想也没想地说：“红卫兵呀！还能是谁？”我愣了一下，说不出话来。老大爷邀我再去他家坐坐，还说住几晚上都行，我动心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决地走掉。我继续装成要饭的，回到村中央，我的目的是找个合适的人聊天。我想知道伏朝阳为什么在此处？更想知道伏朝阳的麻风病是怎么好的？一个老婆子告诉我，麻风病现在能治好了，吃上三五天药就好了，最重的，一年半载也能治好。我问：“药是什么样的？”老婆子说：“白片片，和感冒药没两样。”我问：“中国人发明的，还是外国人发明的？”老婆子坚决地说：“当然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还能是外国人吗？”对一个麻风病医生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真想马上飞回蝴蝶谷，让小天鹅尽快知道这个好消息！老婆子还告诉我，全寨子的人都姓黄，伏朝阳现在的名字叫黄爱毛，黄爱毛是老头子打柴的时候碰着的，老头子有个傻女儿，刚好嫁不出去。老头子把黄爱毛偷偷带回来，藏在一个山洞里，找人给他看病，把他救活了，然后又偷偷让他和傻女儿成了亲，生下几个孩子，孩子既不傻，又没有麻风病！最后，我想起了那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我用别有用心的语气问：“那，黄爱毛的舌头是什么人割掉的？”老婆子也是想也不想，出口就答：“是红卫兵割掉的。”我问：“听谁说的？”老婆子说：“大家都这么说。”
秧歌（3）
这一趟，我真的没有白来。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不去韬河县城了，我要快快回蝴蝶谷，快快把小天鹅他们带出来。
小公马老了，跑不动了。
我也好久没这样哼哼过了：天空在下雪我们在赶路……
黄爱毛
读者朋友，1986年秋天，我到过黄家寨。我太想见到了，我对此人充满好奇。我要写这部小说的创作冲动，甚至主要来自黄爱毛。我那时候对小说对文学的认识还很表面，认为越是“传奇”的，越是文学的。因而，我相信，对黄爱毛（伏朝阳）的采访，将是我准备写的一篇或若干篇文章中最出彩的部分。
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领袖，得了麻风病，被割掉舌头，而今隐姓埋名，生活在一个名叫黄家寨的寨子里。距离他出生并战斗过的韬河县城不过20公里，而他的父母兄弟，同窗好友，包括恋人，大多数人都还健在，在韬河县城或在别的什么地方过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活。他们全都相信他死了，在那场莫名其妙的大火中，和所有麻风病人一同死了。然而，事实却是，他还活着！“天网恢恢，又疏又漏”，他丢掉了舌头，保住了性命。一篇写“文革”的文章，是不该放过这个好素材的。
但是，面对像孩子一样爱脸红，张嘴只会“啊啊啊”，走路时总习惯于偏着头，盯着路边，做出找寻状的黄爱毛，我有一个极为强烈的感受：写作是可耻的！写作这个行当应该被禁止！我不能诱骗他“说话”，哪怕是“说”一个字。我最好不要向他显示出我是从韬河县城来的，最好不要让他发觉：我知道他是谁！我应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他的沉默，还有他的羞怯。我突然深信，没有什么东西，是高于他的沉默和他的羞怯的。于是，我真的什么也不问，什么也没了解。我假装我是一个对风景感兴趣的外地人，去村子外面的树林里，拍了几张照片，拾了几片树叶，就回到韬河。
他的父母，还有周小鸥，我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对他们，我同样三缄其口。周小鸥时任韬河县百货公司的经理，有些微微发胖，是韬河县城常能看见的最具魅力的中年妇女之一。我有个好朋友结婚，需要一辆飞鸽自行车，我托人找到周小鸥，她答应帮忙。她带话，让我去她办公室拿票。说实话，我不想见她，不想跟她近距离地说话。但朋友的婚期越来越近，而且，我已经答应给他搞一辆“飞鸽”了。于是，我见了她。她确实很漂亮，身上不多不少有些官气，对人有一种程式化的亲和力，又有种漂亮女人特有的柔情。我发现，和她说话时，我总是不由自地把自己当作伏朝阳，我的眼睛是伏朝阳的眼睛，我打量她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目光，而是用伏朝阳的目光。我们没说几句话，我有失礼貌，很快就走掉了。推着那辆崭新的二六型“飞鸽”车子时，1986年的阳光附在明亮的车把上，刺得我眼睛有些不适，我好像做了对不起伏朝阳的什么事情，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火
在韬河教书的那几年，关于麻风院的那场，我做过粗略调查，90％的人认为，那是一场纯自然纯意外的火灾！99％的人从来没有疑问过，那场火灾有没有其它可能？为什么烧得如此彻底？竟无一人幸免于难？
或许应该换一种说法，由于被烧毁的是一座麻风院，死者又主要是麻风病人，因而，大家对它的关心程度大大降低。很多人甚至说：“烧得好，烧得好！”有人还回忆，听说麻风院被烧毁，麻风病人悉数被烧死的消息后，心里一下子觉得清净了。起码，不用再担心，某天早晨，几十个麻风病人突然坐在大街上的事情了。
离开（1）
杜仲回来时天黑了，我们等他等不来，正焦急万分。他一进门就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没说完就眼泪花花，我也忍不住哭了，我猜着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老百年了！在我们韬河，“老百年”就是死的意思。我哭了两声就躺在地上，打着滚哭，我真的很伤心，很难过，我觉得我对不起毛主席，我滚来滚去地哭，还觉得没把心里的难过哭出来。哭着哭着，我和杜仲又抱在一起哭，抱得紧紧的，快喘不出气了，像两个突然没娘了的亲弟兄一样，好像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哭得又轰轰烈烈，又实实在在。至少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才看见蝴蝶和五个孩子睁大眼睛，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们。吃完晚饭，杜仲又说：“麻风病能治好了！”还说和感冒一样，吃几天药就能治好，病情严重的，一年半载也能治好，我不相信，总觉得麻风病是不可能治好的。
三天后我们就离开了蝴蝶谷。我们去给蝴蝶的爸爸和妈妈上了最后一次坟，等蝴蝶跪在坟头哭够了，然后关好小木屋的门和窗，牵着小公马离开了。我们没办法把五间小木屋带走，小木屋里面的大部分东西，也没办法带走。
杜仲说：“以后再回来取东西。”
杜仲没忘记背上他的药箱，我也悄悄带上了那身戏服。我的腿不好，我骑着小公马，怀里抱着年龄最小的小雨和大寒，杜仲牵着马，蝴蝶和三个孩子跟在后面，就真的离开了蝴蝶谷。我们走得很慢，快出森林的时候，歇了一晚上。第二天接着走，第二天走得更慢，我们的孩子从来没走过远路，脚都磨出泡了。出了大森林之后，我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怕人家认出我是麻风病人。虽然知道麻风病能看好了，麻风病人没那么可怕了，但我还是怕得要命，怕我的样子把人家吓着了，怕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石头瓦块突然落在孩子们头上。一路上碰着了很多人，基本都是成群结队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所有的人都敲锣打鼓，喜气洋洋，看见我们也都是和和善善的，还主动给我们吃的喝的，有人问我们从哪儿来？一句“从山里来”就对付了，问我为什么包着头？杜仲就说：“脸受伤了，不能见风。”不过，后来碰上了一支好大好大的游行队伍，黑鸦鸦的，一眼看不到头，我在马身上，只见人头像大雨前搬家的蚂蚁一样密密麻麻，一晃一晃的。锣鼓声一直在响，把空气震得像孩子的小拳头一样，打着耳膜，打着脸。我们在远处等了好一会儿，等不到他们散伙，后来就打算从人缝里穿过去，可是，没走几步小公马就惊了，小公马突然跳了起来，从杜仲手里挣走了缰绳，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回过身向我们来的方向跑去。我紧紧地搂住小雨和大寒，把他们压在身子低下，但是，大寒和小雨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我也像子弹出膛一样射出去了。杜仲、大雪、小雪他们追过来时，我们三个都站起来了，好好的，没受一点伤。杜仲说：“驴是鬼，马是仙，摔下来一点不疼吧！”杜仲还说，老马识途，小公马肯定会找回来的，我们就坐在路边等小公马回来，终究没等住，这时游行队伍也散了，太阳快落山了，于是我们跟在杜仲后面，走呀走，到韬河县城时已是半后夜了。
我们打算直接去柳树巷的杜仲家，不过，先要经过鸭子巷，可惜的是，鸭子巷里面拆空了，光秃秃的，一间房子都没有了。
向西再走几百米，往北一拐就是柳树巷。到了院门口，杜仲敲门，房子里明显有响动，却没人出声。杜仲就爬在门边喊：“妈！”里面完全安静了，连刚才的响动也没了。杜仲又喊：“妈，我是杜仲，我没死，我回来了！”
房间里的灯亮了，接着有人出来了。
“真是你吗？”声音就在院门里。
“真是我，妈，我整10年没回家了。”杜仲说。
“到底是不是你，杜仲？”里面又问。
“快开门呀，妈！”杜仲声音发急。
“怎么有好多人？”里面问。
“妈，都是你的孙子。”杜仲压低了声音。
这时院门终于开了。我们隐约看见了一个身宽体胖、头发花白的老婆子。等我们一大堆人都进去后，杜仲才进来，关好院门。
进了房间后，杜仲笑着说：“妈，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我？”老婆子抓住儿子的手，摸了摸，又急着抬起手，摸着儿子的脸。
“儿子，妈对不起你。”老婆子别着嘴。
“妈，别这样说，你看，你的五个孙子，齐刷刷的！”杜仲拉着老婆子，一个一个介绍：“这是大雪，满10岁，这是小雪，9岁，这是大雨，7岁，这是小雨，6岁，最小的是大寒，3岁了，可惜，缺一个小寒。”
最后，杜仲介绍我和蝴蝶：“妈，这是小天鹅，你还有印象吧，大雪和小雨是小天鹅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