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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月亮光光，夜凉如水，我漫不经心地从外面回来，一抬头看见了月光下蜿蜒摆动的垂帘，帘子上面的拼花就像湖面上的浮萍一样，我一下子就不行了，尿了。家里用水必须去柳树巷那边的水站上挑，水站离我家至少500米，我当然不去挑，挑水的事，总是由蝴蝶、大雪小雪他们干。每次挑来水，给水缸里面倒的时候蝴蝶总是很小心很小心，生怕我听见水声。偶尔被我听见了，我就要给她挂脸子，搞得她比我还敏感。有一次，晚上，月亮很圆，大寒站在院子里撒尿，撒着撒着，我听见大寒问蝴蝶：“妈妈，我能把尿尿到月亮上吗？”蝴蝶说：“使劲宝贝，使劲就能尿上去！”我一听就不对劲了，我还没吭声，就听见蝴蝶在外面“呸呸呸”，直打自己嘴巴。有一天，母亲带着蝴蝶小雪小雨几人去浴池洗澡，回来时，每个人头发都湿湿的，散发出浓浓的香皂味，几个人大大咧咧地进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是蝴蝶，蝴蝶一进门，我就发现，她背进来一条宽宽的瀑布，雾气腾腾——我硬忍着不吭声，蝴蝶坐下来，开始用梳子一下一下梳头，整个脸包在又黑又湿的头发里，头和手配合得相当默契，头向后一歪，犁在头发里的梳子就向前一推，一歪一推之间，一大捧沉甸甸湿淋淋的黑头发就变成了扑面而来大江大河，细浪相逐，涛声阵阵……我终于忍不住了，冲着蝴蝶大吼：“快去给我剪了，再也别让我看见！”蝴蝶留了20多年的长辫子从此就消失了。小雪和小雨也一声不吭把各自的头发剪短了。你问直接看见水怎么样？噢，那倒罢了。怕的就是“似是而非”，是明明不是水而联想起水。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天津医生，所有的医生里面，就他一个有兴趣问我的病史，老头仔细听完之后，下了个当时我认为八九不离十的结论：这是神经性遗尿，行为治疗比药物更有用。噢，对了，“遗尿”这个词，就是从天津医生那儿学来的。我讨厌“尿失禁”这个词，这个词太学究气了，像个大病的说法，而“遗尿”听着就舒服多了，小毛病罢了。接着说天津医生吧，他当时指出“行为疗法比药物疗法更重要”，确实比其他医生高出一筹，不过，他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你应该学会不胡思乱想，你的毛病就是总爱瞎联想，看着一想起二，看着白想起黑，看着山想起水。”
你说是不是这样？大阅兵那次，看见女兵们满脸汗珠子，个个奶头跳来跳去，把吃奶的劲都用上的样子，我想他们的爸爸妈妈要是和我一样，也在现场，该多心疼呀！神经这么一来一回，一摇一晃，身体就出问题了。而煤烟味呢，总是和一对双胞胎的死联系在一起。“张春桥”这三个字让我想起的总不光是“狗头”，还是美丽的春天和小桥流水。“哺育”的“哺”总让我想起那种躺在太阳底下有两排奶头的母猪婆。“普天同庆”总是让我想起“普渡众生”。“打倒四人帮”，总是让我想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粉碎”总是让我想起“粉碎性骨折”。“自杀”，总是让我想起“畏罪自杀”。“伟大”总是让我想起周总理，还总是让我看到一对大奶头，其中一个奶头上还睡着一个婴儿。“大时代”总是让我想起“勿须乎”，还总是让我看到一副其大无比、塞满破铜烂铁的肠胃。“跋涉”总是让我看到两股人在“拔河”，某一刻绳子总会从中间断掉，绳子断掉的过程也总是十分清晰，总是像花一样缓缓松开，还会散出几缕轻烟。“肯定”总是让我想起“恳求”，总是让我看到麻风病人统统向我跪下的一幕。打饱嗝的人总是让我想起“吃不了，兜着走”。“骨头”总是让我想起“贱骨头”。
以上这些还算是有谱的，很多时候，干脆就没一点谱，任意两样东西，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都有可能突然“串通”起来，吓你一跳。当然，光是联想丰富神经过敏倒罢了，所有的联想和过敏后面都还暗藏着或多或少的慌张、疑问、自责和不安，大阅兵那次，联想到女兵们的父母时，心底下其实是不安的，其实在自我怀疑：你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有问题？你狗日的是不是思想不端正？对煤烟味和枪炮声的敏感里也含着同样的疑问 ：你狗日的是不是对人民解放军有意见？你狗日的到底想干什么？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所谓的慌张、疑问、自责、不安，完全是孩子气的——为什么是“孩子气”的？噢，你想一想嘛，哪个孩子不是在“狼来了”的声音中长大的？正常情况，孩子很快就会知道，这是家长的口头禅，不用怕的。但是，我，我永远觉得狼就在不远处，我一动脑筋，狼的影子就来了。就好像我自己既是孩子又他妈的是狼。或者说，我自己即是老鼠又是猫。孩子是自己，狼也是自己。老鼠是自己，猫也是自己。可恨的是，越是想洗心革面，越是想重新做人，联想就越丰富，神经就越敏感。既然这样，治愈此病，自然别无良方，除了不走神和不联想！说穿了，不就是死吗？哪有比死更好的行为疗法？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的。
涂黑
说到这儿，我突然记起一个梦。
还记得父亲每次开家庭会议都要闭紧门窗，生怕被外人听见，每次唠叨完，父亲也不忘安顿一句：“这些话，你们听一听就可以了，出去不许乱说。”每次父亲的目光总是特别在我脸上多盯一会儿，好像我出去必然会乱说。
我敢肯定，我不会乱说！
不过，“不乱说”，这大概成了我的一个心理负担。于是，有段时间我老做一个梦，梦境总是很简单，一成不变：早晨，一进校门，就看见校门口有张桌子，旁边站着一个人，有时是校长，有时是班主任，桌上摊着一张类似花名册的大纸，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个方格子。你认为自己在过去的一天里，是诚实的，就把格子涂成浅灰，如果是半诚实，就把格子涂成深灰，如果是不诚实，那就要让手中的铅笔使点劲，把格子涂成浓黑。每次，我都吃不准把格子涂黑的程度，拿铅笔涂的时候总是很心虚，好在“浅灰”“深灰”和“浓黑”三者之间，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显，每次我总是硬着头皮轻轻涂两下，每次都是“铤而走险”，而且总能“蒙混过关”。有人只是用目光冷冷地盯我一下而已，并不像心里担忧的那样，喝斥一声，让我重来，当然代价总是有的——只不过早晨起来才能发现。我一直想不通，梦里面，用来涂格子的铅笔，为什么总是一色，而不是三色？比如，“诚实”用红色，“半诚实”用黄色，“不诚实”用黑色。这样，选择笔的时候，就要拿定主意，容不得半点犹豫。
梦醒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梦境中的“考勤”方式做些改良：要么一个名字后面有三个格子，分别代表诚实、半诚实和不诚实，用铅笔在相应的格子里打个钩就行了。要么就准备好三种铅笔，同样很明确很省事。改良之后，梦里面肯定会更痛苦一些，但一定有助于我“不遗尿”。因为，越是微妙的含混的首鼠两端的情况，越有可能遗尿。
我的建议却总是不被采纳。
于是，我相信自己的梦对自己是有私心的。于是，每次在梦里面，我都窃信自己总能蒙混过关，便总敢铤而走险，绝不涂黑！
春天
那个报道起了大作用，我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工作安排在了卫生局下属的防疫站，“身体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可以不上班，只领工资。我还一次性从卫生局领到了补发工资2360元。入党问题甚至也有解决的可能。蝴蝶和五个孩子的户口也一次性登记了。防疫站站长是谢局长的老婆，姓习，40多岁了，但看上去很年轻，说话和风细雨的。我去报到的时候，她对我很友好，口气里含着几分谨慎，她说：“10年前，你报名去麻风院工作，我就知道，当时我就很佩服你的勇气，这几年你肯定没少吃苦，身体不大好，那就不急着来上班，等病好了再说，这么大一个防疫站，养活你一辈子也没问题。”她的话没一点出格的地方，但是，我心里很难过，羞愧难当，不知不觉就遗下尿来。幸亏我裤裆里垫着小天鹅专门缝的尿布子——外面兜着一层塑料纸，遗了尿，外人看不出来。不过，习站长肯定从我的表情里看到什么了，低头朝我底下快快扫了一眼。我耳朵里嗡嗡嗡地响，习站长继续说着话：“你肯定知道，现在麻风病能看好了，全国的麻风院麻风村都取消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归咱们防疫站管，咱们韬河是麻风病高发行区，这方面该做的事情还很多，麻风病的流行学研究还很不够，以后呀，你就继续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我回家了，我想永远做一个病人，永远让防疫站养着，只领工资，屁事不干，我不想再研究什么麻风病了，我也不想再见习站长。
几天后，习站长带着些礼物来看望我们一家子，家里没点炉子，冷冷清清。她明知故问：“这么冷的天，怎么不点炉子？”母亲说：“不冷不冷，孩子们在山里待惯了，热了倒不舒服。”习站长扫了我一眼，我又不行了。因为在家里，我没有垫尿布子，我把裤子和鞋尿湿了，我红着脸躲出去。我蹲完厕所，换了件裤子回来时，习站长正手捧那本《千家诗》，习站长正不停地赞叹着：“实在太漂亮太漂亮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蝴蝶，我家里有几百种蝴蝶标本，都没这么漂亮。”
显然，习站长绝不是一般地喜欢蝴蝶。
“习站长，那一本子都给你吧。”母亲说。
“太好了，太感谢了！”习站长都有些失态了。
“明年春天带我去看看。”习站长睁大眼睛盯着我。
我当然满口答应，甚至有些沾沾自喜。
那一年的春节很快到了，干爸领着我，去给谢局长习站长夫妇拜年，习站长拿出她所有的蝴蝶标本让我们看。标本夹在漂亮的大相册里，用薄薄的塑料纸蒙着。每一种蝴蝶标本底下都注明了蝴蝶的名称、出处、生活习性。习站长一页一页给我们介绍时，显得谨慎极了，用比手指还显得轻柔的镊子轻轻地夹出来，映在离台灯不远不近的地方，给我们说她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哪儿发现的。文革开始后的这10年是空白。不用我们问，她叹着气说：“文革开始后就不敢搞了，怕人家说我是‘走资派’。”
“杜大夫，等天气好了，咱们借几匹马，约几个人看蝴蝶去！”习站长的表情里有浓浓的孩子气。我没有不爽快答应的道理。
春节过后，韬河县城的春天就从身后的大森林里一步步走来了，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习站长派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杜大夫：准备好，明早出发。
当晚，我在小天鹅这边早早就睡了，前半夜睡得很死，鸡叫头遍的时候，突然醒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睡意都没了。这时我觉得，心里有些不对劲儿，有那么一丝魂不守舍的滋味。鸡叫二遍的时候，就开始明确地害怕天亮。表面看来，时间是一动不动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