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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如何能行？若是地方土司多报人口，则抬高了他的爵位。或者为了少缴人头税，他也可能少报男丁数量。总而言之，朝廷还是派专员前去核查为好。”
朱棣失笑。这个骞义确实有才干，对于地方土司多报人口或是少报人口的利弊，想的却也大致不差。
“骞尚书多虑了。有邑贵族有着军役义务，若是胡乱虚增管辖男丁数量，那么兑现军役义务时，必然自食其果。”
“少报人口确实可以少交人头税，然而朕以前就宣布过：凡大明帝国臣民，不论良贱都必须在赋役黄册中登记。赋役黄册中未曾记载的人口，均属于逃奴，任何人都有权将之捕获作为奴仆。如果有邑贵族瞒报人口，那么未在赋役黄册上登记的男丁其法律地位便是逃奴。中央政府自然不会为深山老林中的‘逃奴’大动干戈，普通的汉族百姓也不敢为了蝇头小利而深入荒芜之地去招惹有邑贵族。但，有邑贵族的邻居们会对此熟视无睹吗？没由头时他们相互之间也时不时打打冤家火并一下，有了可以获得中央政府支持的充分理由后，他们会轻易放过？”
见大臣们纷纷沉思，朱棣暗叹一声。
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共处于贫瘠的土地之上，为了争夺生产生活资料难免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若是因为瞒报人口而遭到攻击并被褫夺贵族称号甚至被灭门灭族，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朱棣并不在乎有邑贵族报出的数据是否会有误差，只要有邑贵族做的不要太过分就行。毕竟水至清则无鱼。
反正，这种有邑贵族制度在没有触动少数民族贵族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能够比“土司制度”更有效地把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政权直接纳入了中央王朝政权的组织系统。
颁布有邑贵族制度的时日尚短，因此这个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它的效果自然也就尚未表现出来。待日后有邑贵族制度越来越被少数民族贵族首领所接受，那么中央政权对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管理自然也就更加有效。
少数民族多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一旦发生叛乱暴动之类的事，派遣大军围剿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有时候因为地势的关系，让官兵正面攻打天险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只能将之围困。而持久战耗费的人力物力更多。更有甚者，叛乱的少数民族干脆往深山老林一钻，根本不和朝廷的军队交战，那便更令朝廷头疼。
一旦有邑贵族制度为少数民族贵族首领完全接受后。若再有暴乱，只要一纸诏书，命令附近的有邑贵族尽军役义务，利用他们人地两熟的优势，便可以达到迅速剿灭叛乱者的目的。
为了激励有邑贵族完成军事义务的热情，朱棣决定采取两个措施。其一是允许有邑贵族可以缴纳“盾牌税”顶替军事义务，当然，“盾牌税”的额度会让有邑贵族认为完成军事义务更合算。第二个措施便是允许土兵们“自抵贼巢，所得贼财，尽以与之，官军人等，不得抽分科夺，及所俘获贼属，许得变卖”。也就是说，允许土兵抢劫并贩卖人口。至于说攻克的地盘，但凡平定一村一寨者，即将该采邑奖赏给占领者。在利益的驱使下，相信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首领以及普通战士会非常乐意为国家而战。
从利益角度考虑，实施了这两条措施后，有邑贵族也会自发地紧盯着邻居们是否瞒报人口、少缴赋税之类的违法行为。因为，一旦发现邻居有违法行为，该有邑贵族便会打着大义的幌子攻击对方——一方面可以免缴“盾牌税”，另一方面还可以掠夺人口甚至抢得对方的有邑贵族头衔。
朱棣并不担心有邑贵族首领之中出现传说中的天才，打着大义的幌子合法兼并附近的领地，然后对中央政权产生巨大的威胁。因为，封建采邑分封制度天然便会削弱宗主对其附庸的控制力。若宗主造反，附庸固然可以根据封建契约为其提供兵力，但凭借“大义”的名义反过来攻击宗主同样也是一种选择。毕竟，中央政权可以开出“提供钱粮以及消灭叛逆后依其功劳大小，将造反者的采邑及爵位作为奖励”的条件，只要中央政权自身并非极其虚弱，相信绝大多数附庸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况且，朱棣还有一个杀手锏。根据《爵位继承法》规定：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也就是说，一旦高级的少数民族首领接受中央册封时，为了让后裔能够继承爵位则必须将子侄送到藩学或国子监就读。子爵以上的有邑贵族意图叛乱之前，必须考虑到自己继承人的安全。当然，考虑到吴三桂造反时也没把吴应熊的安全放在心上，因此将继承人掌握在手中并不能保证有邑贵族绝对不会叛乱。
事实上，一旦子爵以上的有邑贵族真的叛乱了，将其继承人杀掉泄愤只是下下之策。最好的办法是褫奔叛乱者的贵族头衔，然后将该头衔册封给某个忠于大明的继承人——叛乱者的儿子尽量不予考虑，反正根据《爵位继承法》的规定，有邑贵族五服之内的亲戚都拥有继承权，择其忠于大明者即可。这时，可派遣新册封的爵位拥有者前往叛乱地区。在获得了朝廷资助的相应钱粮之后，新的爵位拥有者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必然会招兵买马、拉拢叛乱者的下属，与叛乱者战斗。
朱棣之所以花费心思创造出有邑贵族这一制度，除了希望能够加强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控制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便是为即将发生的安南事件做准备。
明朝在安南前前后后投入了数百万大军（注1），不说别的，仅仅那几百万人吃马嚼的粮草消耗就极为惊人了。若是动用四川、贵州、两广、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参战，会有两个相当大的好处。
其一，可以减少战时的军费消耗。封建采邑制度下，附庸率军参战需要自备军械粮草。附庸的军役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防御战。防御战必须将敌人驱逐才能结束。另一种是进攻战，进攻战有相应的时间限制，朱棣将这个期限定为四十天。超过四十天后，一切费用由上级领主承担。虽说四十天之后朱棣仍然必须为土兵们的战斗消耗买单，但毕竟节省一点是一点。
其二，待战争胜利后，朱棣可从安南划出部分土地作为采邑赏赐给参战者，作为他们参战的奖励。这样做，既可以节省大量的奖赏费用，又可以减少在安南驻军而产生的费用。如此一来，参战的少数民族贵族首领会很高兴，因为他们增加了采邑。朱棣也会很高兴。历史上明成祖的所做所为可用丰功伟绩来形容，但历史对他的评价并不比汉武帝高——两个皇帝都将社会经济搞得几近崩溃。所以，朱棣对于任何节省费用的措施都非常热衷。
此外，有邑贵族制度还能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
安南朱棣所欲也，整个东南亚甚至是南亚亦朱棣所欲也。然朝廷派遣大军，却有水土不服、钱粮不支之虞。若是模仿十字军东征，号召西南五省外加安南的有邑贵族们去开拓疆土……
……
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朱棣发现大臣们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不禁一笑。
南征交趾是三年后才会发生的事，现在就开始做准备，怎么也算得上是谋定而动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该做的准备也做得差不多了，等着就是了。
“众卿还有何事要奏？”
大约是因为刚才被攻击忝居高位尸居素餐的缘故吧，李至刚站了出来：“臣有事要奏。”
得到朱棣的允许后，李至刚奏道：“韩将军报奏理定之役的死难者名单之中，有一名百户在激战中被敌兵推下山崖，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请皇上明示，这种情况能否进烈士陵园？”
这倒还真是个问题。
让战死的军人进烈士陵园是为了激励军人。然而凡事都是物以稀为贵。如今烈士陵园新建不久，名单还不算太多。古代的欧洲和日本，参战人数达到数千就已经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战役了。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军队数量多，战斗规模大。一场战役打下来死个万儿八千的简直太寻常了——后来邱福率领十万大军北伐却全军覆没，明英宗亲率三十万大军却迎来土木堡之败，这类战役中连死亡带失踪的一次就是五位甚至六位数。若是几百年后烈士陵园中的墓碑积累至数百万，不说会不会太贬值，至少烈士陵园中是否摆放得下便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从保值的角度考虑，朱棣决定在自己死后将烈士陵园第三等级中一部分牌位移入自己的陵墓，并嘱咐后世的皇帝也按此办理。这样，烈士陵园里的墓碑数量就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为国战死后能够进入烈士陵园固然令人兴奋，而牌位能够进入皇陵，则更是普通军户们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根据风水之说，皇陵所在之地往往是世间风水最佳之处。牌位进入皇陵虽说与本人埋在里面有区别，但多少也能沾上一些富贵之气，将来后世子孙便有发达的机会。
另一方面，朱棣还决定在源头上做点文章，也就是说，将进入烈士陵园的条件定得苛刻些。比如说规定在战场上负伤，战斗结束后因伤而死的人不属于战死者；比如说在战斗中失踪的不属于战死者。
……不过，后者还需要仔细斟酌一下。朱棣已经决定让郑和下西洋成为拉开大航海时代序幕的标志。尽管海军的费用远远高出陆军，但是为了避免后世的悲剧，朱棣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中国由大陆型国家转型为海陆两栖型国家。
近代有一种学术观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方面要么朝海军发展、要么朝陆军发展，两者不可能并重。但后世美国却以事实证明：两者同时发展并不矛盾。对比一下后世美国的GDP所占全世界总GDP的比例以及明朝的GDP所占的份额，显然明朝此时实施海陆并重的策略并非异想天开。
既然海军是必须的，那么如何维持海军的士气显然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人本来就对客死他乡有着天然的畏惧，若是在海战时坠入海中，连尸首都找不到，仅此一项就足以令海军极为胆寒了。如果在战斗中失踪的不属于战死者，那么海军的士气如何保证？
但，如果凡是失踪的都可以进入烈士陵园，那却会使烈士陵园的耀眼光环受到玷污。陆地上战斗中失踪的，有的是因为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有的是被俘虏了，有的却是因为恐惧而在战场上逃之夭夭了。死无全尸无法辨认的进入烈士陵园无可厚非。被俘虏的士兵进烈士陵园也勉强说得通，因为他可能已经在战斗中尽了全力。但是逃兵如果也能进烈士陵园，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么想着，朱棣缓缓说道：“这是件大事。对于死后进烈士陵园，若标准定得太宽，则不足以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之心；若标准定得太苛，却又有伤朕仁怀治国之意。”
“若那名被敌人推下山崖的百户不能进烈士陵园，那么海战中掉入海中的将士又怎么处理？……”
“这样吧，对于陆战失踪人员，由礼部仔细研究讨论定个细则，一定要仔细甄别。既不要让将士战死沙场后还受委屈，也不要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