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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阵，范幸福经常来找胡怡沟通思想。有时候，他一口气说了半天，胡怡却始终不开口。范幸福就诧异地问：小怡，你怎么不说话？
胡怡抬起头，望着窗外，悠长地叹口气说：我的命真不好，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说到这儿，沉了沉又道：要是我有你那样一个父亲该多好哇。
范幸福就说：你不是已经和父亲决裂了吗？全连的人都知道啊。
胡怡低下头，眼里多了一汪清泪，她喃喃着：说是那么说，可谁知道以后呢？
青春的胡怡怀着纯粹而虔诚的心情走向了部队，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父亲会成为右派。有一个右派父亲，就等于宣布了她政治生命的死刑一样。最初的日子里，她绝望了。她在绝望中终于爆发了，宣布脱离父女关系的同时，还改姓了母亲的姓——胡怡成了金怡。刚开始，人们不习惯，还是胡怡胡怡地叫，她一脸的不高兴，像没听到一样。后来，索性冲人说：我叫金怡，不叫胡怡。时间长了，战友们也都默认了她的新名字。
这一切，胡作家并不知道。此刻，他正心情沉重地在农场改造着自己。
和父亲脱离关系后的金怡，心情并没轻松多少。无论如何，她都有个右派父亲，这种影响影子似的跟着她，走到哪儿都会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因此，她恨父亲。
这时候，范幸福就成了她坚强的后盾。可以说，是范幸福陪伴她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
后来，有了范参谋长的帮助，金怡已经是柳岸花明了。她怀着感恩的心情和范幸福谈起了恋爱。那会儿，她就想：如果范参谋长能成自己的公爹，以后自己的前途就该是另外一番样子了。有了这样一个革命的公爹，她什么都不怕了。于是，她一心一意、死心塌地和范幸福谈起了恋爱。
恋爱永远是美好的，而美好的结果就是婚姻。
这一天，范幸福和金怡双双从部队回来了，他们要大张旗鼓地结婚了。范参谋长得知这一消息后，热情地给小金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咋样，让我说中了吧，咱们是亲家了，哈哈哈——
小金也感到高兴，老胡不在身边。以后有这样的亲家做自己的后盾，她感到踏实和满足。
婚礼很热闹，小金代表女方家长也出席了婚礼。参加婚礼的都是当年老范和老胡的战友，场面热烈，又充满了友谊的温馨。范参谋长喝了很多酒，他端着酒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小金身边，蒙着眼睛说：小金哪，我今天心里痛快，也不痛快——
众人见范参谋长这么说，就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范参谋长管不了许多了，他说：今天老胡不在，我心里不痛快；孩子结婚了，这我痛快。我们老哥儿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也没喝上两杯。告诉老胡啊，我老范想他。你还告诉他，他的事我没忘，总有一天他会离开农场的。
范参谋长说到这儿，眼睛湿润了。说完，他又摇晃着走开，和那帮老战友去碰杯了。
婚礼结束后，小金异常冷静地给老胡写了封信，告知女儿和范幸福结婚的消息。
老胡在一个有风飘雪的日子里，接到了小金的信。读着小金的信，他的心情很复杂，就这么一个女儿，结婚了自己还没能去参加，他感到不安和遗憾。但同时又感到庆幸，庆幸女儿终于有了归宿。他在农场的宿舍里，望着窗外，听着北风的呼啸，看着纷飞飘舞的雪花，他流泪了。为自己，也为女儿。
事情在范参谋长当上了副司令员之后出现了转机。副司令员就是军区领导了，于是范副司令员多次在军区党委的大会小会上，多次提出胡作家的问题。范副司令说：不就是本书嘛，有些问题又能咋？教育教育，以后不要那么写不就得了。胡作家这人我了解，十三岁放牛……
范副司令把胡作家的问题提出来了，政治部就很重视，经过多次研究，终于得出了结论：胡作家的问题虽然比较严重，但还是可以教育的。既然已经在农场待了几年了，改造得也差不多了。于是，一纸命令，把胡作家调回了军区，恢复军籍、党籍，还有以前的待遇。于是，老胡就又是作家了。
胡作家从农场回来后，并没有见到范副司令，只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仍朗声地在电话里冲胡作家说：胡哇，以后学聪明点吧，该写啥不写啥你知道了吧？年轻那会儿，我劝你改行，当个军事干部；现在都年纪一大把了，没改的希望了。以后能写就写，不写拉倒。写能咋，不写又能咋？啥时候，咱哥俩儿再喝两杯。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胡作家知道，自己能从农场回来多亏了范业；就连女儿的进步也多亏了他，他从心里感激他。
毕竟一同放过牛，毕竟是战友，也毕竟是亲家，放下电话的胡作家感情丰富地想着。
胡作家回来没多久，女儿改姓的事，还有断绝父女关系的事，他都知道了。他知道这些事情后，最初显得很激动，在屋里一圈圈地走。小金小心地看着他，然后就替女儿解释着：孩子小，不懂事，怕影响了自己的前程。老胡啊，你要是心里难受就摔点东西吧，拣那不值钱的摔。
胡作家没摔，也没砸，他走了几圈后就停下了。他冷静了下来，孩子为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所做的一切，他理解。做父亲的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呢？由此，他又想到女儿这么多年的不容易，一个女孩，孤身在部队基层奋斗，自己没帮上孩子，还差点连累了她。这么一想，就觉得对不住女儿了。于是，他开始撕心裂肺地思念起女儿。接下来，他给女儿写了信，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
可女儿似乎并不思念他，也没有马上回来。过了些日子，来了一封信。信也写得很冷静，收信人仍是母亲小金。女儿在信里和母亲先说了一些家长里短，最后才提到父亲，她在信里说：请转告父亲，回来就好。以后就别写了，多注意身体。落款的时候没写名字，只写了“女儿”两个字。
老胡看了女儿的信很失望，也很落寞。小金就说：老胡，慢慢来吧。女儿还没转过弯来，她拉不开脸，慢慢就会好的。
老胡是不会计较女儿的冷与热的。倒是女儿仍在计较着他，虽然他现在不是右派了，可毕竟曾经是过。如果这时承认了父亲，和父亲恢复了关系，在她干部的履历表上就会写上父亲的职务，还有曾经受过的处分等内容。况且，这么快就让她从心里到精神上接受父亲，她很难做到。
老胡对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热情洋溢地写信、寄信。信不再被退回来，但女儿的回信异常冷静，仍只给母亲写信，捎带着说上一两句问候父亲的话。
那些日子里，老胡异常苦闷。
11
昔日的小岳，已经是军区歌舞团的团长了。她很忙碌，走起路来脚步匆匆，目不斜视。小金偶尔碰到小岳，也都是主动向小岳打招呼，她才把目光飘移过来，然后惊呼道：亲家母呀，咋老长时间见不到了。啥时候有空，去家里坐坐。
小金脸上是笑着的，心里却想：你和老范都那么忙，哪有工夫陪我们呀。
俩人站在空地上，说上几句客套话，小岳就很团长式地走了，留给小金一个背影。小金心里阴晴雨雪地回到家里，冲老胡感叹：你瞅瞅人家小岳，如今都是团长了，忙得跟什么似的；我呢，当初转业去了工会，现在还是在工会，快退休了，才是个股级待遇。
老胡从书上抬起头，费力地说：人家是人家，咱们是咱们。
老胡从农场回来后，果然很少写东西了。他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家里看书，把毛泽东当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找出来，看了好几遍。然后就站在窗前，望着草青草黄的世界，长时间地思考。
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很快。先是范幸福和金怡有了孩子；转眼孩子会走，又会跑了。孩子是男孩，叫范小金，调皮又聪明。一家三口，每年都会从部队回来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自然是先去范副司令家。范副司令的车把一家人从车站接回来，安顿好后，他们才到老胡这里坐一坐。老胡很喜欢自己的外孙，把小家伙抱在怀里又亲又叫的，然后他就问孙子：告诉姥爷，你叫什么？
孩子清楚地说：范小金。
老胡听了，心里就动一动。心想：孩子该叫范小胡才对啊。在这之前，小金看出了老胡的落寞，曾对他说：要不，我给女儿写信，让她把姓再改过来。
老胡想想说：改个名字怪麻烦的，别难为孩子了。叫啥不一样呢，不就是个名字嘛。
说是这么说，但老胡的心里仍沉沉的，像压了厚厚的云。
如今的女儿进了家门，跟客人似的，很拘谨的样了。一双目光也不和他对视，躲躲藏藏的。老胡就想：女儿还生分呢。他的心就疼了一下，又疼了一下。
一家三口人来礼节性地坐一坐，拿来一些当地的土特产，然后就客气地告辞了。
老胡见女儿、女婿真的要走，就恋恋不舍地抱起范小金说：小金哪，跟姥爷姥姥再玩会儿吧，姥爷喜欢你。
范小金直言不讳地说：爷爷家的房子大，我要去爷爷家。
老胡就把范小金放下了，冲他们挥挥手。等一家三口的背影消失了，才发觉脸上一片湿湿的。
老胡和小金面对着又空下来的家，呆呆地望着。小金毕竟是女人，泪水多，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老胡哇，别伤心，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老胡挥着手，像赶什么东西似的说：我不难过，难过啥啊？说话的时候，眼睛又一次湿了起来。
女儿是女儿，女婿是女婿，胡作家不计较这些。不住在这里，就住在那里，住哪儿都一样，谁让人家范副司令住的是小楼呢。那里宽敞，也舒服，只要孩子们高兴，怎么着都行。可他实在忍不住想外孙时，就给老范家打电话。电话有时是老范接的，老范就朗声说：胡哇，咱们一个院住着，还打啥电话？就这么几步路，过来吧，咱哥儿俩整几杯。
老胡就说：年纪大了，整不动了，就是想听听外孙的声音。
老范楼上楼下地喊着孙子，让他来接姥爷的电话。最后，不知是谁强行把范小金拽到电话旁，孩子显得很不耐烦，叫了声“姥爷”，还没说上一句话，就又疯跑去了。老胡就冲电话里说：这小东西！
接下来，又和老范扯了几句，电话就挂上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短，范幸福他们休完假就回部队了。他们一走，两家就都空了。接着，又剩下长长的思念和牵挂。老胡又开始给女儿写信，说父女关系，说自己早就理解了女儿。女儿仍偶尔有信来，仍寄给母亲小金；对父亲的问候也是三言两语。女儿一直不愿意和父亲沟通，仿佛有着深仇大恨似的。每次女儿来信，都弄得老胡心里很郁闷。
老胡有时也能和老范不期而遇。每次碰到范副司令，他身边都有许多人，前呼后拥，匆匆忙忙的。他隔着人群冲老胡挥手，然后“胡哇胡哇”地喊上两声，算是打过招呼了。老胡这时会停下脚步，恭敬地望着首长一行匆匆离去。
老胡几年没登过范副司令的家门，不是因为外孙，他都没主动给他家打过电话。虽然他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