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他随机应变。
1月6日，周北峰一行出了北平，向蓟县八里庄驶去。第二次谈判开始了。
对于这次谈判，毛泽东明确指示林彪等人：只要傅作义让共产党和平接收平津两地，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由于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是自己的亲信土地处处长周北峰，毛泽东对此次谈判也非常重视。聂荣臻第一天就亲自出马了，第二天上阵的则是林彪。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了自己的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
林彪不苟言笑地听完周北峰的意见，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不禁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
林彪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他依赖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太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1月10日，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平津两城犹如华北平原上的两棵枯树，越来越孤单了。
傅作义再一次受到震动，决定派出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随同周北峰继续商议和谈中的具体细节。
1月13日，谈判第三次开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愣了一下，接着又提出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联合政府问题。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林彪的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到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
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知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他曾夸口天津国民党军至少也能坚持到30天以上，却不料竟如此快地垮掉了。作为“剿总”副司令，他更清楚现在傅作义的想法和处境。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可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不久，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而且事实已经表明，这张牌只能是输牌。
周北峰拿着傅作义的电报面露喜色地跑了出来，对邓宝珊说：“现在好了，总司令痛快地答应了。”
邓宝珊不用再讨价还价了，谈判顺利进行。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和军政机构接收办法等事项一一达成基本协议。
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长出了一口气，北平问题终于解决了。在他们临返回北平前，邓宝珊提议：“请贵方也派一名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其实这也是傅先生的意见。”
“好。我们马上安排一下。”林彪答应，同时递过一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信，“请将这封信转交给傅作义将军。”趁此时机，邓宝珊打开了那封信，不禁大吃一惊，信的内容非常严厉：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部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于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城破之日，贵将军及部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
邓宝珊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只不过是借用了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而已。但邓宝珊看后，确是神色紧张而忧郁，他私下里跟苏静说：“我回城后，这封信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过这封信，弄不好会节外生枝，甚至推翻协议，那样我们的谈判就功亏一篑了。”
1月17日，苏静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与邓宝珊等人开往北平城内，崔载之等人正在德胜门等待着他们。第三天，苏静与崔载之等人开始将在城外达成的协议具体化，先后形成了十八条协议。
1月23日，傅作义同意了国共两军谈判形成的文字协议。并随后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当众宣读了十八条协议。
会议上先是一阵沉默，继而有人放声大哭。傅作义一眼望去，正是第4兵团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和第16军军长袁朴。
迫于多数人的压力，虽然这三人最后同意了十八条协议，但要求返回南京。傅作义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1月23日，北平和谈十八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各界人士欢呼雀跃，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终于免去了一场劫难！
第60节 北平翻开新篇章（3Z结束）第60节 北平
北平人民欢庆和平解放的情景令苏静难以忘怀。正在他满怀激动地欣赏着北平和平景象的时候，忽然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要求他立即返回汇报情况。
刚一到通县宋庄的前线司令部，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问道：“由邓宝珊交给傅作义的那封信，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答：“不清楚。”
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问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他，务必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苏静茫然不解：既然那封信中的词句对傅作义有所刺激，为什么还要急着交给他呢？
林彪一下子看出了他的心思，只问了一句话：“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出城外？”
苏静脑子迅疾地一转，领会到林彪的发问，他是担心傅作义过早地将嫡系部队开出城外，会影响傅作义对蒋系国民党军的控制力量，一旦中央军又倒了回去，北平则免不了经历一场战火。
想到此，苏静马上返回北平城内，找到邓宝珊：“你进城的时候，带给傅作义将军那封信给了他没有？”
邓宝珊怔了一下，困惑不答。
苏静着急地说：“我们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
邓宝珊见苏静如此急迫，知道定是上级的命令，再也不敢怠慢。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和傅作义见面时还没来得及拿出那封信，恰有客人来访，二人只得匆匆告辞了。后来，邓宝珊把那封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而傅冬菊看过信后，也觉得问题严重，没敢把信交给傅作义。
直到1949年2月1日，毛泽东授命《人民日报》发表了那封信的全文，傅作义才看到，不过见到后，傅作义果然异常激动，于2月3日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两年半战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为了平息傅作义激愤情绪和解除其顾虑，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共同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于2月8日到北京饭店赴宴，并在宴前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林彪率先开口道：“北平和平解决，使文化古都未遭破坏，树立了和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先生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共产党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要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党内与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听了，神情终于好转，诚恳地说：“过去我的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参加国民党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解放军不要有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林彪听了，马上接道：“傅先生所说甚好。那封信，是合乎傅先生过去行为的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将傅先生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先生进行新的合作，既不能因为傅先生过去之罪，抹煞今日之功，也不可因傅先生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傅先生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地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才会胜利。”
聂荣臻和叶剑英随后也对傅作义多方开导，讲了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一些政策，话谈开了，大家都面露喜悦。众人入席，高脚杯频频相撞，余音悦耳。
此后，傅作义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但内心里还不是特别踏实。他急切地想见毛泽东一面。一天，他对周北峰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2月11日，陶铸、周北峰一道来到西郊傅作义住处，陶铸高兴地告诉他，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和邓宝珊将军。周北峰说，叶剑英主任通知，傅、邓二位可于明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等几位老先生一道乘飞机赴石家庄。
22日，傅作义、邓宝珊等飞抵石家庄。当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来到了招待所。
傅作义一见到毛泽东，迅速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泽东马上满面春风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