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更使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
6月底，拉瑞的回信到了，他准备在7月初到成都，对5名候选人进行面试。爸爸告诉我：“凡事预则立”
和我一起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不知道有几个去美国的名额，但仅凭需要面谈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并不是五个人都能去。很明显，面谈就意味着存在竞争。我想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六个学期她一人独揽三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她还有一出“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觉得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一一钢琴10级。
我面对的，个个都是强手，这使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激烈体育比赛，而且只知道想要赢得比赛，却根本不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一向都不肯轻易低头服输，最喜欢在公平竞争中竭尽全力去拼，输了也甘心。我决定第二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是不被选中，也别让“老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行。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那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爸爸也持同样的看法。
妈妈总是这样，虽然她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创见。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德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情不自禁地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交通线。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上，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战斗机的疯狂袭击，使美国飞机损失惨重。据说有相当长的一段航程甚至不需要导航设备，只要着沿途高山峡谷中，美国飞机残骸的铝板反射的阳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军民为了救援失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也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想好之后，我就抛开一切，美美地睡了一觉。不过第二天，我仍然起了个大早。爸爸早就让我吃透了这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还要花点时间，用英语思考一下昨晚讨论的内容。我希望面谈的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尽可能完美，可别给中国人丢脸！面谈：初见拉瑞
第二天到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平静多了、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一丝紧张气氛。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拉瑞，不过当时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礼貌中带着生疏感的“Mr。Simms”（席慕思先生）。我知道他是一位美国律师，可我首先对他的美国口音更有兴趣，他是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儿的人说的是美国东部标准口音。几位老师也说：“这个美国律师，讲起话来简直跟VOA（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一样”，在外语学校，对英语口音的品评，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爱好，老师学生都这样。
除此之外，我的注意力就都放在我们的谈话上了。
拉瑞非常善于引导谈话，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职业特征，让我觉得跟他交谈既轻松又随意。我们一会儿谈校园的生活，紧张的学习，还有校园里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一会儿谈二战期间著名的“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和那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直达印度的艰险航线。。。。谈完这些，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法制的国家，不知道这位美国律师对中国的法制有什么高见。于是我就问了他：“Mr。Simms，作为律师，你是如何看待法律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
拉瑞顿了一下，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一谈到他的本行，他显得兴趣更浓了。在后来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法律也确实有不少精彩的看法。他认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好兆头”与“凌云志”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回来，我肯定会回来！”我心里的潜台词是：不回来，我到哪儿去读北大？
后来，当我对出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以后，才知道，殷校长的慎重确实一点儿也不多余、就在我访问美国的第二年年初，1999年春，中国东部地区有30多名中学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英语冬令营”。在签证面谈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月的英语学习结束后，一定会按时回国。但是，就在他们结束在美国的英语学习，该上飞机回国的时候，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大客车出现了，接走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把他们藏了起来。这一次集体滞留美国不归来的事件，经过美国和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很不好的结果，整个华东地区，甚至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中国中学生的交流活动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因此而蒙受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学校至今已经有三批师生访问美国，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滞留美国。这使我们学校与华盛顿的美国师生的交流活动，始终没有受到影响。
当时，殷校长还问我，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干什么等等。在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他微笑着加了一句：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做一些出国访问的准备工作。”
我不知道，殷校长有没有对其他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谈过同样的话，但是，从他说的话，问到的情况，对我提的建议，都给了我新的信息——作为访美的人选。我还没有被淘汰出局。
周末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好兆头”苦诉了爸爸妈妈。爸爸露出了微笑，说：“看来，你大有希望。”他对我的努力结果总是十分关注，不是在乎成败本身，而是希望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让我把下一次的事办得更好。
妈妈则带我到她的同事郭彦阿姨家去“提前取经”。郭阿姨的丈夫易丹叔叔曾两次作为四川大学的交流学者在美国访问学习。他们一个是好教授，一个是好编辑，而且是感情很好的作家夫妇。妈妈经常把他们作为优秀、幸福而成功的榜样来激励我，我从小就很喜欢他们。
易丹叔叔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短期访问的注意事项后，关心地问起了我的兴趣和志向。我说：“虽然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样工具来学的，其它的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好像对经济比较感兴趣。”易丹叔叔说：“如果你对经济感兴趣，将来可以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大学可以读MBA，但培养MBA水平最高的地方，还是要数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
妈妈听得连连摇头说：“只怕婷儿还没有这个本事哟！我们计划的是在国内读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再考国家公派留学生。”易丹叔叔认为我的现状和前景都很好，他提出了一个保险系数较高的建议（这也是很多人的成功之途）：在国内读大学，然后先考美国二流大学的研究生，去了再转考一流大学的研究生。
“就考哈佛商学院！”郭阿姨也给在我打气。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心里很不平静，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是总嫌我没有‘凌云志’吗？现在我有了，不管这次能不能去访美，以后我一定要到哈佛商学院去读MBA！”
妈妈似乎有点儿吃惊，更多的却是喜悦。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说：“好哇，既然你定下了超常的目标，就请拿出超常的干劲儿来吧！”
我成了那个“幸运的家伙”
11月底的一天，殷校长把我喊到了办公室。他交给我一封从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信封上，几行红色的繁体字跳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