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时，当所有期望上大学的年轻人都试图在文化考试中取得资格而努力答卷时，一位考生勇敢地交了白卷，并在白卷背后写了一封对考试制度的抗议信。结果，这个捣乱的“叛逆者”将所有的顺从者踩在脚下，成为一鸣惊人的反潮流英雄。
这个反潮流英雄是否从小娇宠下成长的“捣乱型”人格，我们还不得而知，因为造成这种反潮流行为还会有种种社会原因；但是，“捣乱型”人格特别倾向于这种行为则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历史是复杂多样的，“捣乱型”叛逆人格并非总是成功，也并非总是失败。就像这位“白卷英雄”，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了极高的荣耀，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锒铛入狱，历史的评价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捣乱型”叛逆人格的作为在历史上受褒还是受贬都是不确定的，并非没有可能做成一件“名垂青史”的事情。
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这种叛逆人格有一种本能的渴望，通过“捣乱”、破坏而不是通过建设来赢得世界的关注。
五
在上述几种叛逆人格中，“抗父型”无疑是主要的一种。
而作为抗父型的一种转化形式，则是“抗兄型”。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作为老大的哥哥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小父亲”的位置，他在弟弟妹妹面前会模仿和继承父亲的权威，占据着“小统治者”的地位，而弟弟们常常更直接地接受这个“小父亲”的统治。当哥哥可以用顺应正统、继承正统、模仿正统来维持自己小统治者的特权时，弟弟就只有在与哥哥的某种“对抗”中才能取得被父母更加注意和关照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美国弗兰克·J·萨洛韦所著的《天生反叛》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根据译者介绍，该书作者弗兰克·J·萨洛韦是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现为麻省理工学院人脑与认知科学系研究学者，他专门从事这一课题研究达二十五年之久，对西方科学史（尤其是包括达尔文主义革命在内的几十次突破性科学革新与革命）和社会变革史（尤其是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资料整理，搜集了六千多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并对史实和有关假说用科学方法反复加以验证，目的在调查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对待科学和社会变革的态度。
与很多学者的看法不同，萨洛韦得出结论：一个人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科学和社会变革，其决定因素存在于家庭内部（即个人成长的环境，尤其是出生顺序以及从而形成的个性），而不在于各个家庭之间（即社会经济地位）。
第36节：叛逆性学说
应该说，该书的观点是有特殊发现的，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主要论点源自一个惊人的发现：一起长大的同胞几乎像出生于不同人家的人那样有着不同的个性。”他在书中提出的突出观点是，一个人人格的形成不仅与不同的家庭相关，而且与在同一个家庭内出生的顺序相关。是头生的还是后生的，或者是末生的，这个出生顺序对于每个孩子人格的形成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就叛逆人格的形成而言，他认为，这有着头一位的影响。
作者曾这样指出：“头生子女更易为权力和权威所认同，这是自然的。他们最先出现在家庭里，往往凭借着身高与体力上的优势维护着自己的特殊地位。与自己的弟妹们相比，头生子女更武断，与人交往中更好支配他人，更有雄心，更怕丧失自己的地位，也更善于采取防御的姿态。而后出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体系中处于劣势，往往对现状提出质疑，有时还会逐渐形成‘革命性的个性’。后出生子女往往以革命的名义对他们所处时代认为是确立已久、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异议。历史上无畏的探险家、破除传统观念的人，还有持异端邪说者大都出自他们当中。”
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作者运用了大量历史统计资料论证了自己的结论。例如，我们特别有趣地看到，他对达尔文的学说引起的达尔文革命期间的科学立场做了分析与统计，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启示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当时的正统科学界无疑是革命的、叛逆的新学说。对于这个叛逆的学说，相关的著名科学家做出了或支持或反对的不同反应。该分析统计表明：在反对达尔文这一革命性、叛逆性学说的十一个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个人是后出生的，其余十个人都是头生的，即在家中都是老大。也可以这样说，当时反对达尔文革命学说的保守集团中，头生的科学家占了绝对优势。这是别有意味的。
我们接着看到，在支持达尔文革命性学说的十二个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中，只有三个是头生的，在家中是老大，九个都是后出生的。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支持达尔文学说的革命集团中，后生的占了绝对优势。
还有一个持中间矛盾态度的科学家则还是头生的老大。
这样一个有关二十三个代表性科学家的统计，基本上把那一时期有权评价达尔文学说的最主要代表人物都概括在内了。这个统计无疑说明了保守人格与叛逆人格的形成与一个人从小在家庭中的出生顺序有不可忽略的相关性。该书的作者还用了更多的统计与分析论证这一点。
倘若从这个研究成果的启示出发去考察生活中各种生动的个案，我们就会发现，出生顺序确实在影响一个人保守还是叛逆的人格形象。
对于女孩，这种规律同样存在。
头生的女孩在家中就是“小母亲”，她会模仿和继承母亲的某种权威，带有某种正统的权力；后生的妹妹就很可能要在和姐姐的对抗中更多地发展叛逆人格。看到这些生活中的有趣现象，不禁使我们露出会意的微笑。
每个人都有人格，种种人格都与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密切联系。当我们是趋于正统的保守人格时，绝不要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它不过是从小生活环境的铸造。当我们是渴望造反的叛逆人格时，同样不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它也是在从小的生活环境中铸造而成的。它不仅与我们和父母的关系相关，还与我们和兄弟姐妹的关系相关。当然，还与其他很多因素相关。
然而，绝无例外的是，一切人格都有与生俱来的形成过程与原因。
第十章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一
《格林童话》中《渔夫与他的妻子》是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普希金的叙事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是对它的改写，或者可以看成这个童话的另一种版本。
《格林童话》大都收集于民间，民间流传的故事原本就可能超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界限而有各种版本。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同格林的《渔夫与他的妻子》虽然有细节的差别，但在整体上却是基本相同的。
正像结构主义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所讲的那样，神话（当然也应该包括像《格林童话》这样的童话）无论有多少不同的版本，它们在本质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惟有神话（当然也包括童话）在翻译中是不丢失什么的。
我们先大致叙述一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渔夫和他的老婆住在海边的破草篷里，生活十分穷困，渔夫每日到海边打鱼为生。
这一天从早到晚，他撒了一次又一次网，网网落空，最后捞上来一条小金鱼。小金鱼向渔夫苦苦哀求，只要将它放回大海，它会满足渔夫的所有要求。渔夫没有提任何要求就把小金鱼放回了大海，然后拖着空网回了家。
他的老婆正坐在破草篷前用破木盆洗衣服，看到渔夫空手而归，便责问为什么一无所获？渔夫讲了如何捕到小金鱼后又将小金鱼放归大海的情形。老太婆听了，训斥他说：你为什么不向它要一个新木盆呢？我们的洗衣盆已经破了。第二天，渔夫来到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游出海面。渔夫对它说：我的老婆让我要一个洗衣盆。小金鱼回答：你回去吧，你们会有新木盆的。
渔夫回到家里，老太婆已经坐在一个崭新的洗衣盆前洗衣服了。看到渔夫回来，她不但没有因为得到木盆而满意，又接着训斥：你没看到我们的小草房又破又烂，你应该去向他要一间好房子。第二天，渔夫又来到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游出海面后，渔夫将老太婆新的要求告诉了小金鱼。听完渔夫的讲述，小金鱼说：你回去吧，你们会有一座好房子的。
渔夫打完鱼回到家里，看到老太婆已经住在一栋崭新的大房子里了。但是，老太婆还不满足：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宫殿里呢？你回去对小金鱼说，我要当国王。渔夫没有办法，又来到大海边呼唤小金鱼。渔夫告诉它，老太婆要当国王，要住在宫殿里。小金鱼摇着尾巴说：你回去吧，你们会有宫殿的。
当渔夫回到家里时，老太婆已经当上了国王，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然而，她还不满足：我还要当高高在上的女皇。渔夫在老太婆的训斥下不得不又一次来到海边，小金鱼听完渔夫的话，回答道：好吧，你回去吧，她现在已经当上女皇了。
第37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渔夫回到家里，老太婆已经成了女皇，在巍峨的宫殿里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而，老太婆还不满足，训斥渔夫：你赶快回到海边去，告诉小金鱼，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我要让小金鱼每日侍候我，听候我的吩咐。渔夫无奈地回到大海边。这时的大海乌云笼罩，波涛滚滚，经过久久的呼唤，小金鱼才露出海面。渔夫说：老太婆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还要让小金鱼每日来侍候她，听候她的吩咐。
这一次，小金鱼什么话也没有说，尾巴一划，就沉入了深深的大海。
渔夫从海边回来了。金碧辉煌的宫殿无影无踪，面前还是那间居住多年的破草房，老太婆还坐在草房前用破木盆洗着衣服。
二
读完这个忧郁而又意味深长的童话，许多读者都会心生感慨，在巨大的人生惆怅中，感叹着说出的第一句话往往可能是：一个人不能太贪心。当成年人将这个故事讲给孩子们时，孩子们也一定会从中受到戒贪的教育。
深究这个童话的力量，我们首先发现，在戒贪这一点上，它确实触发了人们内心深刻的冲突。
在这个世界上，就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是“贪得无厌”的。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求无止境，就是不断开拓，就是永不满足，就是渴望进步。没有一个人愿意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然而，许多人却可能因为目标过限、欲望过贪而失败。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
每个人都可能经常处在一种矛盾之中：这是无限的追求与有限的可能的矛盾，是无限的愿望与有限的力量的矛盾，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
在政治上，任何一场革命、一项事业、一个势力、一个集团、一个行动，都有无限扩张的“贪心”，都在极力争取着自己能够争取到的东西。然而，一旦目标过限，贪心过大，必然会导致失败。因为过高的目标而造成政治上的全局崩溃，在历史上经常出现。
军事上也同样。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有对双方力量对比的估计问题。充分运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尽可能大的胜利，是每个指挥家都有的“贪心”。保守了，就可能丧失本能得到的战果；然而，野心超越极限，又可能将已经取得的胜利局面全部丧失。
在外交斗争中，每一个政治领袖都在不断地揣测我方与彼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