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
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
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
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
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
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
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
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
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
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
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
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
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
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
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
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
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
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
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
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
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
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
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
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
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
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８月２７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
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
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
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
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
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
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
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
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８月３０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
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
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９月２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
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
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
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９月１０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
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９月１４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
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
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
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９月１７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
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
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
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
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９月２１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
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９月２６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
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
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１０月８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
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１０月１４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
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
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
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
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
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
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
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
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
吗？”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
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
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
你来挑毛病，同志。”
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
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
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
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
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