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
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
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
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
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
——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
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
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
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
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
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
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
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
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
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
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
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
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
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
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
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１２月３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
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
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
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
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
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
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
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
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
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１２月４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
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
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
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
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１２月５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
劈啪的响声。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
赶上前去。
大约有十个人骑着马，翻过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有
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当地响了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
一下身体，长途跋涉使它浑身冒着热气。
“他们人真他妈的来得不少，”领头的人用乌克兰话说。
“咱们狠狠吓唬他们一下。大头目下令，一定要让这群蝗虫明天全都滚蛋。眼看这
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排成单行，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
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没有敢到空地上来。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上
滚落下来。短筒枪贴着树身，吐出火光，子弹打在墙上，泥灰纷纷掉在地上，潘克拉托
夫他们运来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立即跳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又
都卧倒了。
有人压在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头，就会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紧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手枪，伸向门口。保尔
蹲着，手指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里面只有五颗子弹了。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
转了过去。
射击突然停止了。接着是一片令人惊奇的寂静。
“同志们，有枪的都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那些伏在地上的人。
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空地上连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慢地飘舞着，落向地面。
森林里，十个人狠命抽着马，逃走了。
午饭的时候，城里飞快地开来一辆轧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
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擦在地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
锯齿形的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老习惯还是改不了：两条腿总像圆规
似的叉开着，仿佛脚下仍然是颠簸的甲板。阿基姆个子高，步子大，能跟得上朱赫来，
托卡列夫走一会儿，就要跑几步，才能跟上他们。
“匪徒的袭击——还是次要问题。眼前有个山包横在路上，倒是麻烦事，这么个大
家伙叫我们碰上了，真他妈的晦气！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过身子，两手拢成小船的样子，挡住风，点着烟，赶紧抽了
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这条支线你们能按期修好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不能按期
修好的，但是不修好也不行。问题就这么明摆着。”
他们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问题难，就难在
这里。工地上只有我和帕托什金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条件这样差，人力和设备又
这样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全体筑路人员都知道，不按期完工绝对不行。
所以我上回才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一定完成任务。现在你们亲眼看看吧！我
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完
全靠青春的活力支持着。这些人当中，有一半受了寒。看着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
他们是无价之宝……有些人连命也会断送在这个鬼地方，而且不止一两个人。”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铁路修好了。
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
看上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栅栏。
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出来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红
胡子的农民，穿一双新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再
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个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棍，代替路轨，
用来给枕木找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
铺枕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很费工夫。枕木要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使每根枕木都承
受铁轨同样的压力。
这里懂得铺路技术的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个人。这位老同志虽然五十四岁了，却
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黑的胡子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现在已经是干
第四班了。他跟年轻人一样忍受饥寒困苦，因此，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党组织
每次开会，都邀请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出席，请他坐在荣誉席上。为此，
他很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我一走，你们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有人
照看，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跟枕木打了一辈子交道……”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
和蔼地这样说，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工作。当朱赫来他们三个人走到正在
劳动的人群跟前时，累得浑身冒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的座
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他瘦多了，两个大颧骨显得更加突出，脸
也没有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声音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人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
就放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陪刚来的朱赫来和阿基姆
向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肩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讲讲，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整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
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认为这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做声的码头
工人。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