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处借得了500万元，又由政府向我贷款300万元，凑够了850万元同福克办起了中国最早的规范化的航空企业；为了纪念民国初年中国杰出的航空家冯如，这家公司被命名为冯如—福克公司（FFC）。与此同时，那些不能达到政府要求的冒险者们并没有灰心，他们创办了数家小规模的飞机厂，其中的一家万户飞机厂演变为日后世界上最大的民用飞机制造商—万户公司。
与此同时，特切尔却要幸运的多。在他决定来中国之前，东北的大型造船企业——东北船舶就已经破土动工，到现在在中科院船舶所的帮助下，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船舶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和中科院的专家一同设计了3000吨级的近海商船，这个商船由于实用、低廉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国内正在兴起的航运界的欢迎，这型船只已获得了可观的订单。作为公营带有军事性质的企业却首先生产民用产品，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真成了新闻。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东北的公营企业很多都是通过政府债券或者股票获得资金，因此为了还债或者给投资者以适当的回报，东北的这些公营企业在经营上可以说是唯利是图，何况东北现在还没有制造军舰的计划，因为现在连图纸上的军舰还没有呢。对于已经初具规模的东北船舶来说，特切尔的到来可谓锦上添花，东北船舶拿出资产同特切尔的资金、设备、技术合资成新的公司，同时特切尔的研究小组也同公司原来的力量合并成立了研究所。
由于国内局势的基本稳定，关于中国前途的争论在报纸上、电台上都越来越激烈了，民国时报和民国日报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基本倾向，那就是改良与革命。东北的局势使得人们看到了改良成功的希望，于是关于改良的思想这时再度成为主要的思潮之一。而在社会相对比较黑暗的南方，特别是有着强烈革命传统的广东，作为革命派的代表的国民党已经站稳了脚跟。孙中山在广东重建护法军政府，发出恢复民元约法口号。徐世昌这个老狐狸仅私人名义赞成，却又要各省加以考虑，最后大多省份都反对，此事只好不了了之，由于北京徐世昌的转变，孙中山一时被他迷惑，孙就是容易上当，徐明摆着是因为各省不可能同意，他自己才同意的嘛，这样徐世昌威望又增加不少，加上他在战争中的和平呐喊，国人都开始对他歌功颂德，被国内外称为和平总统。
为了应对国内的形势，同盟政府准备拨出专款支持在作为中国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的上海设立通讯社，为了不违反同盟法律，我想出了一个通过寻求合适的代理人然后资助其开办通讯社的方案。
我在代理人的问题上费尽心机；这个人既要有文采、懂新闻这个行业，又要求他至少同情我们的政治观点，愿意和我们合作。在中情局提供的报告中，我赫然发现了周树人的名字。周树人最近在民国时报上连续发表时评，他的文章往往见见解独到，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响亮全中国了。报告对他的评价是“怀有深刻的改良国民思想的愿望，认为社会的演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他现在正在民国时报文艺版担任主编。看到他的名字后，我想就是他了，只是不知他愿是不愿意。
我和周树人进行了彻夜的长谈，事后我对自己能够说如此多的话感到惊异。我们从国内谈到国外，从政治谈到历史谈到道德谈到文化。我说服他接受这个差事，在我的死磨硬泡下，周树人终于答应出任通讯社创建人，当然我们提供的资金是属于贷款性质的，但是通讯社只要履行协议十年，贷款协议自动终止，也就是说到那时，通讯社就是他的私人财产。我想我说服周树人的理由是，改良国民，需要改良文艺，文以载道，艺以娱人，知识分子通过文章表达思想，传承文化，而民众则是在各种通俗艺术中、在娱乐中完成国民性的传承、变异的。要改良国民，光改造文学，改良知识分子本身是不够的，还需要改良通俗艺术。而通俗艺术通常都是一种营生，比如街头卖艺的，舞台唱戏的，书馆说书的，这些没有钱是办不到的，为了改良国民，你就必须学会卖艺、唱戏、说书等等，只有借助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传达新的文化因子，让国民受到重新陶冶，重新塑造。
月份，周树人乘船南下上海，离开了呆了一年多的同盟，为了他的改良国民的理想，走上了在传媒娱乐界打拚的历史，他的奋斗诞生了日后世界闻名的新华集团，一个传媒、娱乐界的世界级超级大啊鳄，也开始了绍兴周家的辉煌历史月份，中国的一个新兴通讯社——新华通讯社诞生于上海，创办人周树人。
第四十七章 湘省自治
20年的关内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中国劳动党在7月上海成立。中国劳动党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立的，是发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的结果。作为中国劳动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早在五四风潮前就开始宣扬马克思主义和在它影响下产生的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这个理论是比国民党的理论还要激进的社会理论。五四风潮以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陈独秀也开始对这一理论感兴趣，但是由于在同盟的愉快经历，陈独秀并不主张在中国实行列宁式的激进主义革命，用他的话说，“中国的资本主义非常之不发达，比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还要不发达不知多少倍”，因此他认为现阶段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就是，“宣传主义，推动资本主义之发展，维护劳工权益。”
马林在同盟期间，曾经数次同陈、李见面，在获悉他们有建党的愿望后，向他们建议，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去年底，陈独秀南下上海，而李大钊则留守北方。陈在上海期间曾多次见过孙中山，向他表达了支持他进行革命的态度。在陈的安排下，马林同孙中山不断通信，孙中山还通过马林同列宁直接通信联系。在通信中，孙中山认识到俄国政府对他的真诚支持，进一步表达了愿意和俄国合作的愿望。俄国之所以青睐孙中山，在我看来应该是列宁的阶级理论的结果，在列宁主义看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改良派是有区别的，前者同帝国主义相敌对，是工人阶级的国际盟友，而后者则依赖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因此俄国对同盟是十分不信任的，我们两者的结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卫共同的敌人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支持他们的国际同盟军是十分自然的。
陈独秀和俄国的态度使孙中山十分高兴，毕竟陈本人是新文化界领头人，而俄国再怎么样也是世界列强之一。此时的孙中山虽然被迫离开护法军政府，但是粤军陈炯明部已经不断发展壮大，在他开来，不久即可光复广东，因此他对革命还是充满乐观的情绪的。当马林在陈独秀的引荐下于7月份拜访孙中山时，粤军已经光复了广东，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与刚刚成立的**合作的建议，孙中山本人对**实际上并不怎么感冒，但是他知道陈独秀还是十分赞同他的政治观点的，因此他也十分乐意，不过孙中山也不想得罪西方其他列强，因为他们对**充满仇恨，因此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刚刚成立的**根据陈独秀提出的政治纲领更名为中国劳动党，顾名思义就是劳工政党的意思，在孙中山的建议中，他还建议劳动党保持独立性，不作为一部分加入共产国际。
另一件大事就是湖南自治运动。自治第一次作为政治口号最初由桂系军阀陆荣廷在护国战争初期提出，当时他提出广西既不附和云南护法，也不同意作为北京政府的一个行政省加入到对云南的战争，而是维持一种两不相帮的中立的自治状态。但是，自治真正作为一种政治状态却是首先在东北实现的，1918年，东三省裁撤督军，民选省长，军队归民选长官节制，这样作为民选的长官北京就没有权力撤换，地方的政治治理完全由地方的议会和民选长官负责，北京无权干涉，这就是所谓的民主自治。此后，东三省结成自治同盟，创立同盟政府，同样是通过选举程序进行的，因此我这个同盟总督，北京是完全没有办法撤换的。
随着1920年南北方战争的结束，湖南周围出现了直系军阀同皖系军阀对峙，桂系军阀在广东大败，缩回老巢，云南军阀灰飞烟灭，一分为五，贵州新败，兵只万人而已局面，湖南在各方的夹缝中获得了暂时的安宁。饱受战火蹂躏的湖南各界对南北争夺湖南而带来的苦难记忆犹新，萌发了湖南自治，不介入外省纷争，也将外省势力拒之门外的思潮，这个思潮的会节点就是湖南自治。
此时特殊的省际政治环境也造成了实行“湖南自治”和“施行民治”的大好时机。此时的省长谭延恺为了借助湖南各界的力量巩固他在湖南的地位公开支持湖南自治运动，而督军赵恒惕为了防止这场运动过于滑向民主方向，也主动打起了“湘人治相”自治口号，要求划地自守。在各方势力的支持下，湖南自治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了。
青年时代的**此时也投身这场席卷湖南的运动。**，字润之，笔名子任。他1893年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加入湖南起义的新军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8年底到19年初在北大图书馆结识李大钊年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了五四风潮，该年再次前往北方，到达吉林会见李大钊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在湖南创建劳动党组织。
在这场运动中，**以湘江评论为舞台先后发表了十余篇讨论湖南自治问题的文章，从而形成了他的湖南民主自治省的思想。
他的这些思想包括：废督裁兵，驱逐军阀势力，创建国民军队，在湖南境内“废除一切守备队、镇守使，保存正式有纪律之国民陆军一师”，以维持地方秩序和抵抗外来强暴；
实行“湖南门罗主义”，“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也就是说要使湖南“划境自保”，要争取湖南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自主权”，改变“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的状况，“建设一个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
在湖南建设“民治”，实现湖南人完全自决自治，军队文官化，听命于文官机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湖南自治省”，**认为：“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而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没有完备的地方自治组织作为基础是不可能的。
毛的这些思想跟在同盟的学习考察经历不无关系，其理想中的湖南实际上就是一个同盟省的实际情况。毛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已经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但是当时人们还没有完全将其付诸行动，湖南民众首先关注的是自治而不是民主。只是到了湖南自治实现后，民主势力最终同赵恒惕的军阀统治发生矛盾，一场湖南内战后，才真正实现了毛的政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