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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也给远征小军的二十余万将士们凭添了一番使命感。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都仰仗于远征军的表现了。
正当二十万穿*鞋的中国士兵陆续渡过怒江并向盘据在山头上的日军阵地进攻时，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大房子里，空气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平时很神气的副官们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连参谋长也远远的躲进参谋部不肯露面；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或者高声喧哗。
因为代司令长官卫俊如上将正在大发雷霆。
作为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依靠曾经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中山先生广州大本营的四个警卫营长之一起家的中央军旁系将领，卫俊如上将同最高统帅及中央军何部长派系，土木系均有较深的矛盾。作为一名旧时代的传统军人，他既不满国民政府，又离不开国民政府。中央军排挤他，他便靠拢GCD，最高统帅感召和起用他，他又卖力为最高统帅打仗。这样，他就注定成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反覆无常和大起大落的悲剧性人物。
在三十年代，他即与GCD有秘密往来，他曾经从延安方面要来一名机要秘书留在身边，并提出过入党要求。一九三七年，他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的山西忻口战役是他同GCD人第一次合作，第十八集团军的朱总司令称他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最高统帅得知后非常生气，后来借故让他在家里坐了两年冷板凳。这次起用他担任远征军代总司令，除了战时人才难得之外，也是意在以观后效。卫俊如上将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附近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五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堂镇。他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依法效仿，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
五月初，各部队依照命令隐蔽到达指定位置，进入攻击状态。美军方面亦于四月二十九日成立Ｙ军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行动。至怒江战役打响之前，美军直接投入参战人员已达三千余人（不含空军），其中包括野战医院，流动外科、工兵营、炮兵团、喷火培训队等。
为了保证战役取得胜利，美军还为各集团军配备了大口径榴弹炮、山炮、机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澜沧江和大理洱海对中国工兵部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模拟渡江作业训练。这样，虽然战争上马相当仓促，但是中国人占有火力装备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倭国人的防线就没有理由不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崩溃瓦解。
然而战争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数，你明明以为答案应当是这样，它却偏偏变成了那样。
五月二十日上午，美军G2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作战部情报处林处长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远征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侧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增援。日军似乎早已洞悉远征军部署，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远征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
深感事态严重的林处长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自从出任远征军代司令长官以来，卫长官还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堵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将临，一旦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势必自行瓦解。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怒江战场。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倭国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坍。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倭国人那里去的，当时的远征军上下，谁都不知道。卫长官认定是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事实上，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里不少的高级官员，都或多或少的和南京的伪政府以及倭国的中国派遣军有联系渠道。
卫立煌毕竟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部长、陈辞修之类政治化的军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害得失。他连夜招集树下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
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取得宋，霍两位集团军司令官的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著新起*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面见最高统帅。新方案拟利用倭国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所部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野战司令部赞同。多恩准将表示，将出动更多作战飞机予以支援。
五月二十五日，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几乎瞒过了倭国人的耳目。后来当“芒市一号”的侦听电台发现松山对岸老六田一带的通讯信号突然增高时才引起警觉，但是毕竟迟了一步。
六月一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松山阵地面前。紧接著，潮水般的中国大军继续向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和滇缅公路沿线涌来。
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两千六百九十公尺，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
自从一九四二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怒江西岸之后，松山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而且掌握著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登上主峰子高地，勿须借助望远镜便能将东岸婆海山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平时云开雾散，每个标准视力的人都能清楚地望见峡谷里那架折断的怒江大桥（惠通桥），还能看见滇缅公路保（山）龙（陵）段八十八公里长的灰色公路好像带子一样在两岸山间绕来绕去。根据美军飞机获得的航测资料表明，日军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炮群至少可以将两岸一百公里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因此松山又被当时的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
松山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敌我双方都高度重视。远征军最初将腾冲选作主攻方向，其中就有考虑松山易守难攻的因素。
驻守松山之敌为日军第五十二师团下属腊孟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该守备队配备强大火力，计有一一五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名。
腊孟是松山大垭口下面的一座村寨，“孟”在傣G中是平坝的意思。环山而上的滇缅公路即穿寨而过通往龙陵。金光少佐的司令部就设在腊孟街上。
早在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已被倭国战略专家深谋远虑地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民工（为保密不用中国人）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年余始得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为复杂坚固，甚至连坦克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倭国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十五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都曾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五百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总司令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伯爵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八个月以上。”
值得一提的还有倭国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姓方的国军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出版，受到许多国军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先生列举二十三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二十一条优于中国军队。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十三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中国远征军左翼战线的攻势是在三十架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对松山的狂轰滥炸中拉开序幕的。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凌晨，第十一集团军一个加强师强渡怒江，随即开始仰攻松山。据侦查报告，松山守敌约有三、四百人，火炮五门，机枪十余挺，以腊孟寨、大垭口、阴登山、*龙坡和松山主峰子高地等处为主要阵地。考虑松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希濂命令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主攻松山，以该军另外两师绕过松山进攻龙陵，切断龙陵之敌对松山的增援。
若以兵力论，中国军约为日军三十倍，另有两个整编军随时准备增援，取胜当万无一失。
因此第七十一军中将钟军长亲随第二十八师渡江督战。
战斗一开始，仗著炮火和空中优势的中国军便气势汹汹地扑向腊孟寨外围山头。钟军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楚，他的穿土布军装的士兵猫著腰，好像灰色的蚁群顺著山谷和山坡的缝隙慢慢蠕动，渐渐接近敌人阵地。山大，坡陡，飞机和大炮早把腊孟寨犁成一片焦土。士兵们端著枪警觉地前进，或匍匐，或跳跃，或不断鸣枪壮胆。
他们等待敌人出现。
五百公尺，敌人沉默著；两百公尺，敌人仍然沉默著。越接进山头，这种沉默越发显得阴险和不祥。
莫非敌人在耍什么花招？钟军长头脑中刚刚闪过一丝疑惑，立即被自己否定。无论如何，敌人只有一支小小的守备队，难道三、四百人能够打败一个师加上飞机大炮的进攻么？
钟军长身经百战，对自己的战争常识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