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特别的是，事功派的学者不仅治国主张面向社会实际，讲究言论方法可应用于社会实际，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在政治上也多是主张抗金，反对议和，和昔日临安朝廷背道而驰，因此备受临安朝廷冷落。与此相反，程朱理学却颇为逢迎临安朝廷地胃口，对议和，不那么反对，甚至还多有赞成。这就造成一个现象，朝廷虽然贬斥理学，但也不刻意压制，反任凭其在民间传播，最终在民间形成个蓬勃的学派，反过来影响朝廷对理学的态度。和昔日孔子有教无类，广教学子，最终修正成果到是异曲同工。若非赵昀横空出世，临安朝廷早就要为理学正名！
但事功派恰恰相反，不仅饱受朝廷打击，就连一般的士子和文人，对其都不太感兴趣，虽出了不少精英人物，但就影响和理学比，如同一头大象和一只狼狗，无论狼狗如何勇敢，和大象一比，还是不够看！因此在临安时期，事功派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特别是陈亮后来主张要给商贾正名，认为农商皆本，对商业不能歧视，要和重视农业一样，由政府出面扶持、发展。此举更是极大地冲击重农抑商地传统认识，简直可谓离经叛道。不仅理学，就连非理学的儒家也对此感到不能容忍。
双方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论，陈亮本人和朱熹更是发生过数次争论，谁也不能说服谁。后来因为官场失意，陈亮等人一直在两浙教导学生，特别是浙东，更是事功学派地大本营。凡是出于浙江的士子文人，学说著作，多少都有些事功派的主张。就连朱熹去了浙东，都感叹这里的民风已被事功派所染，不听圣人所论。虽然如此，但事功派出了两浙，那影响就不够看，被理学远远甩在后头！
不过这种情况随着赵昀主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学不再是正统，其他学派的人才也可以做官，这就大大抵消了儒学的优势。接着理学遭到严重的区别和蔑视，事功派却被大加提倡，甚至赵昀亲自立著，丰富和发展了事功派的理论。不过赵昀的理论过于激进，连一般的事功派学者都有些接受不了，所以被称为激进事功派！
激进事功派和一般事功派的区别，主要有两点。激进派主张做事单求事功，不事张扬，表面上看没什么，但若换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做事为求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让别人知道就好。和传统事功派地事功伦理差异极大。其二，就是对治国上的义利之辩，激进派认为。治国和修身的道德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以修身的道德标准来看治国。所谓对他国的不义，恰恰是本国地大利。主张义利能并行最好，若不能，取利舍义，认为只有利益才是维系国家稳定，国家交往的最重要依据。这条主张。和第一条主张相比。到颇能让传统事功派接受。
激进事功派的这两条主张都是从赵昀地著作学说中提炼出来，算是对事功派的一些观点的继承和推进，而且赵昀的许多著作丰富了这派的理论，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加上经过实践，许多方法和观点都得到验证，极大的鼓舞了这派地信心，农商皆本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这派学说不仅吸引了不少传统事功派的士人加入。就连其他一些士人，包括理学这边的士子都有不少改换门庭。主管教育的副总理大臣梅，算是这个学派的带头人！
这一派就是对付保守理学派的先锋，从思想理论到治国方针，甚至为人修身。处家理事。几乎是全方位的对保守理学驳斥贬低。因为赵昀的偏袒和有意放纵，如今这派学说已经逐渐成为建康朝堂的主流。若仅仅如此。还不算什么，最多把这个学派看成儒家地另类发展就是。但赵昀的地归国家，还地于民的政策，可谓极大的触动理学甚至是儒学的神经。
儒学来源于西周礼乐，维系礼乐有三大条件，一是宗法，二是封建，三是礼乐。其中这个宗法制度是礼乐地重中之重，可说是其他两大条件地根基。所谓宗法制度，就是在家族内部实行一套管理，分配、继承、奖惩等一系列的措施，用来维护家族以及依附这个家族生存地民众利益。而治理整个天下，也不过是这套制度的扩大和发展，所谓家天下，就是这么来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族就是因为占有最多的土地，才能成为王族。宗法制度的核心基础，就是对土地的占有。儒家一贯重农贱商，所以信奉儒家的士人家族，大多占有广大的田地，做为维持家族，控制百姓的手段。虽然科举打破世家门阀对社会的垄断地位，但世家和大族并没有消失，不断有衰落，也不断有兴起。就连那些寒门士子，一朝高中，做了官后，大多也是想着如何壮大自己的家门，繁衍自己的后人，往往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一个大族就冒了出来。
所以对儒家来说，基础是宗法制度，只要宗法制度不破，儒家无论遭到何种打击重创，兴起也只是时机问题。而当今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土地，若一打破这个规则，再加上官府的诱导和鼓励，要不了多久，那些百姓就只知官府，而不知家族，真正刨掉儒家的根！只要土地一归国有，那今后儒家要想发展，除非是改弦更张，将激进事功派作为儒家正宗，将商业和农业并列，甚至更高的位置上。
不过商业和农业的要求完全是两回事，这样一来，就算儒家的名字保留下来，它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因为传统儒家的理论从根基上遭到瓦解，必将导致后面的一切理论出现问题，相当于重新洗了次牌，面目全非了。若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现在的儒家思想最多在个人修身上有所作为，要想治国平天下，那个，嗯，还是换个思路比较好！
大部人学习儒家，推崇儒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当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儒家还能有什么影响力？
这其中的道理，叶谦知道，许多儒家学徒都知道，因为保守理学是当今势力最庞大，理论发展最好的儒家学派，所以也就自然的成为抗争赵昀变革的先锋，成为激进事功派打击的对象。本来依照儒家学派深厚的根基，肥沃的土壤，赵昀地这种改革将会遇到难于想像的阻力，最终夭折的可能当在九成以上。
但赵昀却利用宋金战争。先在边境地带实现了改革，然后再借着摩尼教造反，推动了东南沿海的巨变，最后又因为消灭史弥远的统一战争，收敛到大批土地，当将这些土地分到百姓手中。再辅以官府的确认，民众地传诵，在中部数省造成巨大声势。最终让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家族处在卖出土地。家族制度瓦解，不卖土地，遭到官府区别对待，民众愤恨不已的处境上。
这次国内叛乱，在叶谦看来，就是那些不甘屈服地大族豪强反击，这个其中虽然也有理学士子的推动策应。不过他们应该不算谋划者。这么多人一起出来叛乱、闹事。没有个组织居中协调，那是不可能的。若真是如此，那这个组织就是陛下的死敌。对于这个推测出来的组织，叶谦一直有点模糊感觉，但能肯定它的确是存在的。如今看到史嵩之地表现，不禁怀疑他是否和这个组织有什么关联，自己和他走地这么近，会不会也被怀疑成这个组织的成员？
想起这个，他惊出一身冷汗。一把抓住叶福，颤声道：“快备车，我要去见司马总理！”
叶福也不暇细问，匆忙安排了驴车，亲自掌鞭。在一队护卫的保护下。向着不远处的总理府邸赶去！
驴车出门不久，戒严的皇城禁军询问了一下。得知是叶谦有要务找司马风后，就没多做阻拦。只要不是去皇宫闹事的，这些禁军也没必要多事！
司马风的府邸此刻门庭若市，大量的官员驴车停在院子内，仆人杂役来往不绝，繁忙的景象让叶谦微微失了一下神，一时有到了总理衙门地感觉。
府邸内的管家已经闻讯而来，得知是叶谦到达后，到没多做耽搁，直接把他引到一处偏厅等候。大约半刻之后，一脸疲惫的司马风姗姗而来，一见叶谦，就苦笑道：“事务繁多，耽搁啦！还望叶大人不要见怪！”
“总理大人客气啦，这次是谦打搅了！”
司马风落座后，叶谦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从两人职务上来说，一个是专门考察官员的为政成绩，一个是负责管理官员做出成绩的，算是对立地平级关系。但从实际上来说，司马风是中间派势力地核心，这个中间派主要是指出身旧派官吏，却很早就跟随赵昀的一批人。他们和帝党地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忠于赵昀的同时，也很照顾各派的利益和平衡，不让双方的冲突引起朝政的混乱。可以说，他们是建康政治势力中，不可或缺的定海神针，也是建康政局稳定的最大功臣！在赵昀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其他派别不能比的。
而叶谦表面虽然是旧派官吏的领头人，但事实上，旧派官吏内部分成了许多势力，有倾向于新派的，有保守为政的，有痛恨后党的，有反对新党的，等等，因为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坚持，这些人又组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叶谦对他们的影响力不能说没有，但和司马风在中间派的影响一比，就完全不够看。特别是这次官员闹事，多是旧派的官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没和叶谦打招呼，就跑到皇宫去逼宫。这让叶谦在面对司马风的时候，明显感到底气不足，有些担心，他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话，该怎么办？
眼见叶谦脸色不安，左右为难，司马风温和的一笑：“叶大人是否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若我能帮上忙，绝不推辞！”
叶谦看了看司马风，牙一咬，豁出去的说道：“总理大人，叶谦担心有人意图对陛下不利，但却无有证据，害怕别人不肯相信，故而想前来找总理大人商议！”
司马风的瞳孔倏然收缩，瞬间感到叶谦说的东西非同小可，很可能就要涉及到这次建康风暴的核心，一直藏于水下的反对势力。
主持总理衙门这么长时间，要说他对这些人没有丝毫察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和白女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始终认为，除了少数野心之辈，大多数盲从之辈只是因为政见理念的不和。其心都是为国，只是手段方法不一样。这样地局面，没必要弄的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这到不是他天真，也不是他心慈手软，妇人之仁。最主要的原因是赵昀的势力扩张太快。各种各样的势力，因为不同原因进入到建康政权内。这种情况本身，就注定建康朝廷内部会有各种各样的势力互相较量。要说这些投到建康地势力。其心就是来推翻赵昀的，司马风并不相信。赵昀推行的新政，在司马风看来，很多地方都不错，解决了许多问题，应该肯定和执行。但赵昀过于着急，为达到目地。不惜采取顺生逆亡的做法。和宋立国以来，一直宽待士大夫的国策截然相反。
强力之下，必有反弹！如今的建康骚乱和国内叛乱，很大程度上，是对赵昀推行新政的不满爆发，这让司马风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和赵昀相比，司马风算是温和改革派，他也赞同改革。但主张温和的，缓慢的，让人察觉不对前，就已经达到目地，让对方就算有所不满。也只能认了。最大程度地保证朝廷和国内的稳定。这两种做法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赵昀改革用霸道。司马风改革用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