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基础。日本人的援军第９师团，混成第２７旅团则到２月７日才开始投入战场，自２月４日至２４日，是为一·二八之役第二阶段，日方的司令官也换了陆军第９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
２月２４日以后，围军屡挫敌锋，日方迫不得巳，再换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官，又增派第１１和第１４两个师团，这上海淞沪之战的第三阶段，一直打到３月３日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然后延展到５月５日。
就在中日淞沪之战第二阶级，杜月笙以其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得着机会，使他在外交场合作狮子吼，碰台拍桌，霹雳一声，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日本军队攻击中方阵地，自始至终都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当局似乎无话可说。但是中国外交当局却仍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２月２２、２３两日。国军对于日军以租界为庇护所，深感忍无可忍，于是发炮攻击逃入租界的日军，当英、美、德等领事馆向中方提抗议的照会，外交当局立即不假辞色，堂堂正正地回答他们：
“请即采取必要步骤，防止日军在公共租界登陆，并利用该租界为军事行为之根据地点，使此一状态不再存在。因为，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争斗，正由于该项状态而使然！”
然则，２月２４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１９路军第６１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９天，中国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１９路军名将，一位旅长翁照垣喊出了口号：“没有枪，用刀；没有刀，用牙齿咬！”
在部署这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以前，日本皇军的计划，原想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侧击大场，直拊江湾、庙行一线１９路军的后路。这个计划果若成功，中方就要吃大亏。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1）
“一·二八”之战打起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遭到１９路军张君嵩团迎头痛击，损失惨重。于是，急于停火休战的，不是毫无抵抗准备的中方，而竟然是发动战争的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野村。
野村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军指挥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弱将少，经过连日苦战，屡遭败绩
，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继，因而他想用缓兵之计暂时停火，而请国内陆军迅速增援而来。第二是因为“一·二八”夜袭原是日本恫吓性质，妄想不战而胜，获得与关东军兵不血刃、垂手而攫东北相媲“美”的战果，日本驻沪海军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日本大本营在上海燃起大战的训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备受国内指责，野村一举没能得逞，便色厉内荏，心里发慌，生怕重蹈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的覆辙。
另外，英美两国已经公开出面调停，但是日本外交惯伎一向不赞成第三国介入，同时野村更恐当众“示弱”，有失日本海军颜面，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他宁愿采取秘密途径，穿过强有力的民间人士，试探中方的“和平意愿”。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选，一则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战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军政领袖吴铁城、俞鸿钧、蔡廷锴等都很熟悉，同时，他在中央处理沪局的大员如孔祥照、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面前也有说话的资格。
还有第三层原因，日本人对于杜月笙崛起市井，显赫沪滨，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清党之役后，日方就已千方百计企图拉拢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围做好手脚，下过功夫，他们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挟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跟他接近。
于是，在杜月笙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便常时会有鲜衣怒马、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如名气响亮、曾为民初政坛活跃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阁，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爱打大麻将，一输十万八万却无吝色的李择一。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经常为座上豪客。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香闺非常热闹，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边，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
李择一跟日本人很熟，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曾在１９２１年，担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最高顾问周自齐的随员，他长住上海，和杜月笙结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从赌场鸦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际广阔，头绪极多，跟东洋人打交道，机会也不在少。李择一满口日文，一副东洋腔调，跟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机关、金融工商各界的日侨都有来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务”方面，他由于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为杜月笙的顾问，有时候居间介绍，代为联络，传传话，递递信件，为杜月笙效劳。野村急于邀约杜月笙作投石问路式的私人接触，其所谈的问题必然与中自两国未来前途有关，日本军方要试探停火谈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择一，他命李择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择一受命之后，马上见到了杜月笙，寒暄已过，他便开口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该面对面的自行解决，他们不赞成有第三国参与其间，这样反而多生枝节。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想从中促成的话，兄弟可以想个法子，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从他的谈吐之中，也许摸得出他们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择一的这一番话，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择一说的并非他自己的意见，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军方同意而来的，他心里虽然十分欢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装做声色不动地回答：
“这件事情，就算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极严重的，你可否让我考虑一下。”
李择一懂得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这事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才可应允跟日本军见面，因此，他连声应允，说道：
“当然可以，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务请赐我一个电话。”
“一定，一定。”
送过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择一的话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吗？还有，为什么要找上他？他将这几点全想过了，有了几分把握，认为这件事情值得一试，于是邀集他的那几位好朋友、学生子，亦即他的高级智囊团，前来商议。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跟他们详细研讨过后，才自己下判断，做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择一来访的经过，其人的略历及其背景，然后，他说出自己深思长虑，所作的初步结论：“至少对于我个人，这里面不至于有什么圈套，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为闸北、虹口几成一片瓦砾，中国百姓正遭日军的残暴屠杀，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损失，最要紧的，中央可能不愿在此时此地，和日本付诸决战。”
一介平民杜月笙，居然能够侧身国际交涉，成为居间交流、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这个消息使座中各人大为兴奋。于是，大家踊跃发言，贡献意见，大多数人赞成杜月笙的主张，有人说：“先生应该尽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实现。这样做不但对国家社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足以解民倒悬，对于先生个人声望与地位的增长与提高，这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5）
这时，杜月笙及时侦悉在２月２４、２５、２６日那３天，前后共有好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他们分散开来，住进日本侨民开设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杜月笙并且得到消息，这数千日军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进犯我军的右翼。
他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１９路军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十万
火急呈报外交部。２月２７日，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告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严重注意”，“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杜月笙不等外交部的照会抵达，他先跑去跟甘格林办交涉，当面质问：“有没有这个事情？”
甘格林明晓得杜月笙已有所闻，说不定还掌握着证据，否则他便不会无的放矢，跑来大兴问罪之师。所以他坦然承认确有其事，不过接下来他又婉转解释：“日本军人素称横蛮，尤其近来气焰高涨，不可一世，潜入法租界的日军有数千人之多，而且武器装备一应俱全，倘若租界当局采取强硬行动，因激生变，那么，日本皇军固然驱逐不了，说不定法租界这弹丸之地，可能为之糜烂。”
杜月笙听了，气愤填膺，他正色地告诉甘格林说：
“中日之战，国际联盟已经在谴责日本。法国政府的立场，即使跟国际联盟不一样，最低限度也要守中立！如今你听任日本军队混入法租界，而且我听说他们还要利用法租界做攻击中国军队的根据地。中国军队为了自卫，假使跟前几天公共租界发生的炮轰事件，照样的‘上’你一当，试问总领事，你对法租界居民的生命财产又那能够保障法？”
甘格林被他质问得无词以应，只好支吾其词地回答：
“我想，中国军队不至于这样冒昧地从事炮轰法租界，同时，日本军队在租界上也不会耽搁得太久！”
杜月笙一挺胸说：
“我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又是华人纳税会会长，保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也有一份儿。日军混入法界，要出大事体了，不能再拖，我请你明天一早，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大家商量商量，并且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甘格林发急了，大声地问：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公开？”
“公开了好得多。”杜月笙再进忠告，“否则一定会出大事体啊！”
甘格林这时意识到，纸包不住火，杜月笙已经侦知日军潜入法界，他必定已经通知了中国军政当局，迫于无奈，点了点头，答应召集会议。
第二日，法国总领事馆冠盖云集，各国驻沪总领事全体到齐，中国方面因为情势紧急，问题严重，特由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他准时赶来参加。
时间一到，甘格林宣告开会。以主人身份，他首先说明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日方认为他们有权在租外驻军，中国政府则指控日军利用租界庇护，向华军发动攻击，因此租界当局变成了助纣为恶。接着他坦白地指出：“这一个问题必须澄清，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领事团应该有所决断，免得徒滋纠纷。”
甘格林将领事团讳疾忌医的一大问题予以直接揭发，公开提付讨论，并且促使领事团表明态度。对于中国来说，他是帮了大忙，然而，日本总领事村井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