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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杜月笙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顾嘉棠却雷霆大发，暴跳如雷，他怒不可抑，高声咆哮：“这一定是吴绍澍买通内线，将他那份拜师帖偷出去了。”
于是，杜月笙也气得脸孔铁青，簌簌发抖，杜门出了内奸，这是从所未有之事。在场的人，无不咬牙切齿，顿足大骂，顾嘉棠跳起来厉声地说：
“三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他这话一出，势将有人要人头落地，于是杜公馆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气氛之恐怖紧张，空前绝后。然而，两三天后，杜月笙又不忍看见他的左右一个个惊慌失措，惴惴自危，便亲自去对顾嘉棠说：“家丑不可外扬，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免却全家不得安宁，传出去反而给吴绍澍幸灾乐祸。”
依顾嘉棠的性子他如何肯依，于是杜月笙百般劝他，说到最后，顾嘉棠不忍违了月笙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愿，只好罢休了。
家里的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杜月笙沉思默想，吴绍澍苦苦与自己作对，理由究竟何在？他是否有背景，受人指使？在做他人的工具？他所得的结论是：吴绍澍志大才疏，野心勃勃，抗战胜利，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取消，租界不复存在，整个上海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海金融工商的极大潜力，吴绍澍掌握了上海滩党、政、团多方面的权力，他要在上海滩趾高气扬，君临一切，必须要把上海滩上势力最大的杜月笙打倒。
有了对吴绍澍的认识，杜月笙于是决定了自己应付的方针。吴绍澍在上海滩上欲与天齐，杜月笙便韬光养晦，甘愿回避，他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去，躲在顾嘉棠家长期作客。不仅如此，杜月笙还做到在公开场合绝不抛头露面。
为了表示他有退让归隐的决心，他还在上海各报大登广告，不借将自己在抗战８年期间，放弃一切，冒险逃出上海，出钱出力的许许多多功勋劳绩一字不提，反而谦冲自抑地说：
“天河洗甲，故土遄归，自维无补时艰，转觉近乡情怯！”
最后，上海市民在北站的盛大欢迎，他躲过了，各界人士争相筹办的欢迎之宴，他一一谢绝。他不问世事做得非常彻底，连上海市商会的聚餐，他也托故不去参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什么人，在杜月笙面前提起吴绍澍，他不但绝无怨言，反而声声赞誉，满口推许。
这时，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是：
你要进取，我便退让，你要风光，我便隐晦，你要君临上海滩，我便乐为在你统治之下的顺民，杜月笙的做法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然而，吴绍澍也不是傻瓜，知道杜月笙也不是轻易就会服输的人，于是蛇打七寸，要对杜月笙下狠手，直到置他死地为止。
于是，杜月笙越让，吴绍澍越凶，散散传单，贴贴标语意还不行，吴绍澍更进一步插足新闻界，创办《正言报》，用《正言报》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发动舆论，对杜月笙展开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攻击。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开始有计划的逐日发表，传播，一时间《正言报》成为吴绍澍最有力的武器，他似乎抱定了决心，一定要打倒杜月笙。
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个问题开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杜月笙并不理会它。
结果，戴笠又来到了上海，他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而且明里暗底以杜月笙为假想敌，对杜月笙横施打击，他义愤填腐，懑忿不平，发了一次大脾气。但是，吴绍澍自以为他已在上海滩地位牢靠，莫说是戴笠，就是一些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也不放在眼睛骨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睥睨，爱理不理。
吴绍澍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杜月笙深居简出，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滩上暂时销声匿迹。吴绍澍自以为得计，但是，他却忽略了大上海五方杂处，派系林立，从上海开埠以来，自古到今从没一人能把上海统一起来，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脉互通，息息相关，他从“河滨里的泥鳅熬到跳龙门的鲤鱼”，数十年奋斗努力，广结人缘，他在上海滩的地位不可能毁之于一夕一朝。终于，不可一世的吴绍澍作茧自缚，他的一项罪证确凿的贪污巨案，犯在杜月笙的至友、心狠手辣的戴笠手里。
撤离香港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马尼拉、香港、新加坡都遭到日军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全被日军攻击后解除武装。这一天，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这时，杜月笙正在陪都重庆，但是，对于他来说，由于香港的失陷，和上海英、法两租界被日军侵入，两处地方的家人、亲友，门徒、学生一下子沦入魔掌，生死不明，焦急凄苦，恐惧紧张得不得了。这一夜，他通宵不眠，和戴笠寸步不离，筹思如何利用日军尚未占领的启德机场，派遣飞机，紧急救出那些人。
人多机少，这一纸名单的研拟，真是绞尽脑汁，煞费思量。
戴笠的一位好朋友“阿伍”是香港华侨，家资巨万，他早年学过航空，驾驶技术十分高明。１２月初，阿伍应戴笠之邀，飞赴重庆瞻仰抗战的司令塔、复兴中华圣地。太平洋战争突起，阿伍在重庆大为着急，因为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存在香港银行，他赶不回去，百万家财必然会被日军劫收，全部家当付之东流，于是这天纵然戴笠在百忙之中，阿伍仍然不顾一切的缠住他，一定要戴笠设法让他回香港。
灵机一动，戴笠当着杜月笙的面，告诉阿伍说：
“好的，我设法替你弄一架飞机，由你自己驾驶去香港。飞机落地，你便把飞机交给中国航空公司，我会请他们派驾驶员飞回重庆，不过请你注意，我是要用这架飞机接运香港方面紧要的人。”
杜月笙对这一主意赞不绝口，戴笠这个办法不但两全其美，而且快刀斩乱麻解决了很多问题，以当时香港情势的危急、秩序的混乱，航空公司未必会有人肯去。何况，阿伍驾驶技术之优良，又是熟悉他的人所一致公认的。
飞机一去接回哪些人呢？杜公馆人太多了，杜月笙脸色苍白，咬紧牙关，他毅然决然地对戴笠说：
“凡是我的人，暂不考虑。”
戴笠抬起头来望杜月笙一眼，见他似已下定了决心，于是便不再多说，他开始振笔直写，两人有商有量的决定了先行救出陶希圣、颜惠庆、许祟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等人。
名单决定，便立刻打电报，请中国航空公司分别通知名单内的各人，应于１２月９日中午以前赶到机场集中，等阿伍驾驶来的飞机一到，换驾驶员马上起飞。
从１２月８日夜，到９日傍晚，杜月笙不眠不休，好不容易等到了专机安然返渝的消息，却是大出意外，昨夜拟订名单该接的人一个也没有来。
被这架飞机载运回来的，当然也是必须抢运脱险的重要人物，但是，跟杜、戴所拟名单上的诸人面目全非，名单所列者毫无问题的全部陷敌，但是，陶希圣、李济琛、颜惠庆等一个个下落不明，音信杳然。
该接的没有接来，杜月笙绕室彷徨，夜不兴寐，他一面想尽方法打通一条通路，利用人民行动委虽会的关系，将从重庆到香港，中间如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迢遥数千里的一条路上帮会首脑，绿林侠盗全部动员起来，安排一条康庄大道，计划从敌人的虎口中救出这一批要紧的人，以及姚夫人、杜维藩他所有的杜门相关人员。
另一方面，杜月笙向戴笠建议，提供了疯狂大胆，而且乍看起来断无可能的计划。他要透过他的驻沪私人代表徐采丞，向日军上海特务机关堂而皇之地提出：沧落香港的许多朋友，都是杜月笙一再恳商拖出来的，如今因为香港起变，他们仓卒来不及安全撤离，这帮朋友在香港面临日军搜捕、暴民劫掠，尤其粮缺声中，三餐不继，可以说是陷于绝境，去死不远。杜月笙宁死不能对不起朋友，所以，日本人如果欣赏杜月笙讲这个义气，帮杜月笙救这些好友，他将派徐采丞包一艘轮船，从上海直驶香港，把杜月笙的朋友们接回上海，住进日本势力还没侵入的法租界，以使杜月笙能够实践诺言，全始全终继续对这帮人有所照料。
戴笠晓得日本方面有那么一批人，对于杜月笙的幻想一直未曾破灭，而徐采丞和日本驻沪陆军部部长川本之流私交很好，杜月笙慷慨义烈的此一表示，经过徐采丞的穿针引线，运用日本统治当局的矛盾分歧，这个计划可能会通得过。因此，他本人表示赞成，再经过杜、戴两人分向有关方面解释说明，一月底，杜月笙便给徐采丞去了一封密电，授计与他，叫他火速进行。
这又是抗战史中的一个奇迹。经过徐采丞的巧妙运用，竭力奔走，杜月笙疯狂大胆的计划居然获得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逐步的付诸实现。２月３日，徐采丞借到一架日本军机，由上海直飞香港，代表杜月笙安慰滞港诸亲友，他随身带了不少的钱，他要亲自安排杜门亲友逃离香港。行前，他已包好了一艘轮船，驶往香港负责接运。
在这时侯，滞港杜门亲友业已有人得到了消息，他们奔走相告，口耳相传，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之中，这些人原已觉得无望，准备束手待毙。杜先生派船来接的消息一到，真是绝处逢生，雀跃不已。可是其中还有波折，日本军机中途发生故障，徐采丞被迫降落台北，３日后修理好了，才续航南飞。这３天的音信中断使杜门亲友望眼欲穿，魂梦为劳，无缘无故多受了不少的罪。
２月６日，徐采丞专机抵达香港，他抵港以后立即驱车分访杜门亲友，给以紧急救济并且报告佳音，专轮准备于２月８日驶抵香港，他请各人早日收拾行装，准备动身。
经过一艘专轮救出人间地狱、海上危城香港的，计有颜惠庆、陈友仁、曾毓凭、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干耆宿名流，和杜门亲友，苏州同乡，为数多达三百人，其中有不少人平安抵达上海法租界后，继续接受杜月笙的资助。
经由香港、出深圳紧急抢救的，包括陶希圣、蒋伯诚、陈策、顾嘉棠，芮庆荣、杨克天、姚玉兰、杜维藩、胡叙五等人。他们从香港沦陷以后便东逃西散，吃足苦头，陶希圣一家搬到了弥登道黄医生家后楼的一间房、蒋伯诚躲进了九龙饭店，一天日本军队气势汹汹地前来搜查，把每个房间里的宿客逐一喊出来检查，临到蒋伯诚，日本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情急智生，蒋伯诚便指着他经常备有的大包，大声答道：
“我贩西药。”
杜维藩带着两个儿子在香港，徐采丞的专轮到了，他两个儿子便交由徐采丞带回上海去，他自己不敢回上海，香港陷落那天他还在交通银行办公，轮渡一断他回不了九龙，起先躲在花园台吕光家里，后来又与杨克天睡在告罗士打的走廊上。
王新衡是日军最大的目标之一，他没有顺利搭机离港，却得了“阿伍”的协助，阿伍有一个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