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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张晓崧先将上海全市划分为３１个行政区，成立３１个区公所。杜月笙早有警觉，暗中做了严密部署，在上海滩举行投票选举时，杜月笙的势力便大得惊人，３１个区的区长当选人揭晓，明眼人一望而知，杜月笙系的人物不但位置要津，而且还在全部当选者中占大多数。
上海实施地方自治的第二个步骤是举行上海市第１届市参议员选举，市参议员候选人由各区域及农、工、商、教、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等团体产生。杜月笙经过考虑，决定列名商界，结果又以最高票数获选，杜系人物如万墨林也榜上有名，这样杜月笙坐在市参议会里，都有亲信心腹相随。
可是，上海市参议员在１９４６年３月就已选出，市参会办事处由上海市政府指派民政处副处长项昌权担任主任，积极筹备，而上海市参议员的当选证书，却一直到当年１０月才由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这时候，吴绍澍副市长、社会局长业已垮台，上海市长也由钱大钧换了吴国桢，吴国桢和杜月笙相当熟悉，两人又是好友，甚至连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大会，也借杜月笙所创办的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
然而，成立大会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当第一任议长？这时，杜系人物已能够掌握局势，拥有过半数票，大家都认为杜月笙当选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杜月笙却还有顾忌，那便是吴绍澍还存有相当的势力，虽然不至于影响大局，然而触触霉头也是令人心里难受的，这时杜月笙声威重振，飞黄腾达，光全国性的重要人民团体，他已经到手了３个，如全国轮船业公司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其余地方性团体与国家行局主持人或董监事，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日中则昃，盛极必衰”，杜月笙是深切懂得其中道理的，上海市议会议长一席，他心中有了最后的决定：先行当选，然后以年老体衰多病为词，向大会提出辞职，再挑别人。
为了市参议会议长选举，恒社子弟劝进者有之。奔走拉票者有之，联络活动者亦有之，当杜月笙毅然宣布他的决定，拉票和联络者便格外起劲，这是因为杜月笙既已决心一次当选然后让贤，那么，颜面关系，最好１８０位市参议员的票全部都投给杜月笙，让他们的老夫子“光荣全票获选”。
照说，这件事不难办到，杜月笙言语一句，获选议长立刻宣布辞职退让，即使是竞选的对手也不会不买这个面子，反投杜月笙一票。可是，就因为中间夹着一个“明枪暗箭”，即处处中伤攻击杜月笙的党部与团部负责人吴绍澍，事情便相当的难办。
王先青仗着他多年为吴绍澍出生入死，尽心尽力，帮过吴绍澍的大忙，于是，他自动地去向吴绍澍尽最后的忠告。
找到了吴绍澍，王先青便单刀直入地问：
“现在市参议会就要选议长了，你究竟有什么打算？可不可以说出来？。”
吴绍澍听后，反问王先青一句：
“先青兄，你的意见如何？”
“不论对于国家的功勋，还是在社会上的声望，”王先青侃侃然答道，“杜先生为第一人，上海议长应该选他。”
于是吴绍澍便应一声：
“是啊。”
“不过呢，”王先青坦然的说，“杜先生身体不好是实，他不会做这个上海市议长的，大家一道选他一选，让他得个满票，然后再让给别人，这样么也好内外而有个交待。”
“好呀。”
王先青还不放心，再叮一句：
“你是说你那方面的人愿意一致投杜先生的票？”
吴绍澍再斩钉截铁地答复一次：
“是的。”
王先青交涉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立即告辞，兴冲冲地来到杜公馆，当面报告“老夫子”：吴绍澍那方面已经讲好，他一连两次承认届期一定捧杜月笙的场，将他所能掌握的票全投杜月笙———杜月笙听后，摇头苦笑，他不敢置信地说道：
“先青，我看不见得吧。”
王先青急忙分辩说：
“我跟吴绍澍面对面，说得清清楚楚的嘛，吴绍澍确实答应全投老夫子的票。”
杜月笙莞尔一笑，意思是叫他莫着急，他也漫声答了一句：
“到时候看吧。”
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人选，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决定推举潘公展。潘公展是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以后第一任上海社会局长———当时还叫做“农工商局”。杜月笙被推举为上海申报董事长，潘公展即以申报社长的职务负申报实际责任。至于副议长一席，则仍由杜月笙推荐前任临参会议长徐寄庼。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一个满天飞絮的大雪天，北风怒号，气候严寒，上海市参议会借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由于民社、青年两党获选议员王１６人暂拒出席，当日实到市参议员１８０人。当杜月笙身穿狐裘，步履轻缓的走进会场，市长吴国桢趋前迎接，人群中爆出嗡嗡议论和阵阵掌声。
不愿儿女们走自己的老路（1）
１９４７年底，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躯，在姚玉兰、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转的迹象，精神体力渐渐恢复正常。他因为卧榻太久，许多事体都不知道了，所以不时也肯下１８层楼到各处走走，转眼间到了１９４８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驱车到市商会，参加元旦团拜，而在团拜席上，遇见了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
一见面，俞叔平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将在元旦日举行大检阅，早就发过请帖，邀杜月笙莅
临指导，现在大检阅即将开始，他便劝杜月笙和他一道往观操。
杜月笙一时高兴，便答应了大家同去。
警察大检阅在福熙路浦东同乡会门前，杜月笙一行抵达后，全部被邀上临时布置的阅兵台。一行人往阅兵台上一站，看过分列式齐步前进后，还有各种表演，时值严寒，朔风扑面，杜月笙起先倒还顶得住，但是足足站了一个多钟头，他便感到十分不适，却碍在节目还没结束，不便中途告退，于是咬紧牙关硬撑，好不容易支撑到大检阅结束，他匆匆告辞，赶紧回１８层楼。
他回家后往床上一倒，就此发了高烧，请医生来诊视，说是感染风寒得了恶性感冒，这一场大病又使他缠绵床第一个多月。
等这次恶性感冒痊愈，早已过了阴历年。阳春三月，“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将在南京召开，会中要选举“行宪”后第一任大总统和副总统，３月２９日大会开幕之日，杜月笙才匆匆赶到南京，报到出席。
这一次，他在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下榻在洪兰友的公寓，其间长子杜维藩夫妇曾专程自上海前来探视老父，杜月笙非常高兴，他利用开会闲暇，带儿子、媳妇往游南京近郊的风景名胜，这便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南京游了。
“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会期，由于副总统选举，一连经过４次投票，才由李宗仁当选，所以会期一延再延，直到５月１日才宣告闭幕。当天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当日便在国际饭店开会，为１９４８年５月５日起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筹募到一笔巨额经费。
只要健康情形许可，杜月笙每一个星期必定要到国际饭店去一次，因为他在上海发号施令的大本营、根据地———“上海地方协会”，经他硬性规定，一星期在国际饭店开一次会，议定一周大事，所以这一会议对于杜月笙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上海地方协会的事情，他关照常务委员王新衡、秘书长徐采丞多负一点责任，这两位是他十分爱重，可以信托的朋友。
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元券，规定金圆券１元合“法币”３００万元，金圆券４元合美金１元，８月２１日，南京政府为加强经济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监导员，特派俞鸿钧负责督导上海，张历生督导天津；宋子文督导广州，同时令电各省市政府。不久，鉴于上海的情况改由蒋经国亲自挂帅。
根据“经济紧急处分办法”的规定，自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起“法币”停止发行，民间持有之一切“法币”、外币及金银，一律需在限期以内兑换金圆券。这时正值举国灾患频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蒋介石政权在人民的攻势之下到了命脉如丝的生死存亡关头，“经济紧急处分令”就是蒋介石颁发，是一帖要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剂，所以他是下了大决心要把这场运动作为一场战争来做。
结果，他的明令见报，消息传出，马上引起了各界震动。但是，杜月笙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卧病在床。他的反应是既明快而又坚决，首先，他命人打电话，马上叫他的大儿子杜维藩马上过来：
杜月笙看见杜维藩进门以后，喘着气，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把钥匙，交给他，说：
“华格臬路楼下，那只保险箱里还有一些银洋钱，你统统取出来，送到银行，按照政府的规定，把他们全部兑换金圆券。”
杜维藩问：“是在舅公住的房间里？”
杜维藩听说的舅公住的房间就是指曾经显赫一时、常年冠盖云集、门庭如市的那幢华格臬路老宅。胜利后它被改成了宁波西路，门牌号码编为２１６，由于杜月笙一直不曾搬回去住过，再加上隔壁头张啸林家一度“流血五步，横尸两人”，于焉被人目为凶宅，因而显得门巷冷落，车马转稀。
抗战时期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后方，华格臬路老宅一度形成真空状态，杜月笙曾经把他高桥乡下的那位老娘舅朱扬声请了出来帮他看守老宅。朱扬声在楼下挑了一个房间，就此在华格臬路长住，他那个房间里有一只很大的保险箱，老娘舅忠心耿耿的守牢在保险箱旁边，谁也不知道杜公馆那只大保险箱里，装了多少金银财宝？
杜月笙点点头，又吩咐他一句：
“你叫全家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极重要的事情关照他们。”
儿子答应了，杜维藩在病榻之旁坐了一会儿，然后辞出。他回到华格臬路，说要打开大保险箱，把里面存放的东西拿到银行去换金元券。转瞬之间，这个消息惊动了全家。大家都要来看看，这只大保险箱究竟装得有多少金银财宝？然而，当杜维藩在众目暌暌之下，把大保险箱打开来一看，找了半天，大家都不禁呆了，因为大保险箱里只有银元３７２块。
不愿儿女们走自己的老路（2）
随后，杜公馆上上下下的人，分批到１８层楼去，听杜月笙谆谆交代：
“你们有多少黄金、美钞、银洋钿，我不晓得，我也不问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声，这次中央颁布的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央一定会雷厉风行。你们所有的金银、美钞，务必要遵照规定，在限期以内全部兑换金圆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哪个出了事情，我绝对不管。”
话虽这么说，家人之中，各人环境殊异，胆子大小不同，有人听杜月笙的话，遵时照规定把金钞都换了金元券。但是也有人秘密的藏起来。同时，形诸各人所做的生意，处理方式也是迥异不同。杜维藩在上海证券交易复业之初，便租下了战后歇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