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委、市政府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市一级机团的“镇反”动员大会。
会场上许多党政干部和民兵代表都佩上了手枪，洋溢着一股征战前的激昂气氛。
常务副市长朱光说：“要胜利完成目前在全国进行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就一定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三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
朱光表态，广州市的“镇反”不能落在全省的后面，要当排头兵。
1950年初，肃反工作前，朱光出于保护风口浪尖的叶剑英，力劝叶不要公开到会场，以免发生意外，而自己却主动到中山纪念堂，站在孙中山像前讲话，向全市人民动员，没有一丝儿畏惧之心。
当时，敌机炸广州是常事，每次接到空袭报告，朱光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群众疏散。有一次，敌机轰炸黄沙，匆忙中，他只带了一名秘书，没带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黄沙小学召集公安民警处理火情，在场的领导都劝他离开现场，他却固执地说：“我要是怕危险的，就不来这里。”
一次，他找分管政法工作的谭政文谈话。朱光说：“我是市委代理书记，杀人的事，今后一定要事前报告我，拿到市委会上讨论。现在被杀的人，有的在广州起义时，还算不错，后来听说也不那么坏，是否都要杀掉？当然该杀的要杀，但千万不能错杀。你不要怕我会右倾！”朱光对每一宗重大案件的审批都十分慎重。
1951年3月，拥有生杀大权的中共广东军区委员会的工作组，在珠江、北江等地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些地区的“镇反”还过于右倾。
他们以英德为例作了说明，那里有53名在押的罪大恶极者未加处理，其中一匪首曾杀害土改工作队员及革命群众，拘押年余，仍在看守所关着。
群众提出控诉，也被置之不理，后经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提出控诉，始批准处决，但仍未执行。
工作组将检查时得来的情况，形成了一份工作报告，送达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要求省军区派遣工作队，对各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
4。“镇反”旋风（4）
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以“铁手腕”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
但怎样才算彻底“镇反”呢？
广东省公安厅根据国家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制定了一份《镇压反革命彻底程度判定书》，供各地“验收”之用。
就是说，要以两条标准作为判断一个地区“镇反”运动是否彻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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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彻底的地区，必须具备有如下条件：
一、五方面的敌人（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他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杀的已经杀了，应该关的已经关了，应该管的也基本管起来了。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安定，基层组织纯洁。
二、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普遍受到了教育，觉悟程度及政治警惕已经提高，绝大多数群众敢于检举、控告、管制反革命分子，生产情绪高涨，在镇反运动中已经涌现出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并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
4。 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在全省，由于杀人批准权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呈现出紧张不安和动荡的态势，而且日甚一日。
1952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
毛泽东把报告转发到中南、西北、华北各局，并请叶剑英等人转华南分局、广东省委领导。
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
毛泽东在这里批了一句：“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
在谈到杀人批准权的问题时，毛泽东批示：“必须无一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
毛泽东还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全国的镇反旋风，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后，开始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
叶剑英在5月份的镇反会议上告诫与会者：
“镇反上有几条必须注意：一、掌握运动规律，就像撒网一样：⑴抓紧网纲；⑵坚决展开；⑶适时收缩。我们也是：依靠群众（反神秘，大张旗鼓），展开捕杀，适时收缩。没有开就没有收，有些地方已达到千分之一，该收了；个别达到的，细致进行，没有开的，当然不会收。二、掌握工作方法，正如毛主席说的：严格审查名单，大张旗鼓宣传。”
广州地区的镇反运动，在1951年底告一段落，但各地结合土改进行的“镇反”运动，仍然方兴未艾。
1953年，全省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逃亡反革命分子行动，将一批逃亡的反革命分子绳之于法。
据有关材料显示，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中，广东省共逮捕了十几万人，处决了几万人。
可以说，镇反是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广东“镇反”有经验，也有教训，在建国初期，它起到了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
在政权受到敌对力量威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来会显示出“强悍而又铁腕”的一面，软弱无能只会让红色江山分崩离析，付诸东流！
5。平定珠三角残匪（1）
珠三角素有广东“鱼米之乡”之称。但横行在这里的“大天二”大小股匪拥有精良武器，称雄割据，鱼肉乡民。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与“大天二”合二为一，继续破坏和捣乱，直接威胁广州的社会治安。
我华南分局决定成立以曾生为首的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消灭珠三角残敌，肃清匪患。
南屏、湾仔之战。
解放横琴岛。
珠三角各县实行包干制剿匪。
两个月的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珠三角大股土匪基本肃清。
1。“只有肃清珠三角的匪患，才能巩固广州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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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地处广州外围。
蔗林绿海，蕉树临风，桑葚苍翠，鱼塘泛舟……
她是广州通往海外的一个门户，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
珠江三角洲包括花县、三水、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宝安八县。境内河叉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广东粮仓”。
如果说，珠三角是一幅美轮美奂的山水画，那么她就一定与恐怖和暴力无缘。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旧中国里，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珠三角是一轴残破的画卷，记载着无数的灾难与悲酸！
广州解放前夕，南撤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流窜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大天二”土匪汇聚成一股股反动黑潮，肆意冲撞，将这块美丽富庶的土地，剥蚀得露出嶙峋的肋骨……
广州解放后，他们凭借珠江口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以香港、澳门为“大本营”，继续进行破坏、捣乱，给大都市的安定和繁荣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珠江三角洲的特殊地位和严峻的治安形势，使中共华南分局不得不把它摆到议事日程上。
1949年10月29日，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了专门研究珠江三角洲问题的会议，认真分析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现状、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着重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匪情：
广州解放后，流窜于该地区的少量国民党军残余武装有待歼灭；沿海一些岛屿有待解放。
据初步统计，珠三角还有国民党县保警1311人，自卫队2877人，县警察1258人，广东省国防军与杂牌部队2715人，未收编的“大天二”2805人，其他“吊脚土匪”（无固定地盘的土匪）182股、3641人，武器则有长短枪11402支、轻重机枪984挺。
针对这一敌情匪情，华南分局提出基本方针“是消灭，不是保存”；基本的策略手段可采取“利用矛盾”“先打抵抗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或“用和平方式消灭”等等。
会上，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神情严峻地说：“珠三角是目前广东的中心地区，要搞好广东和广州的工作，必须首先搞好三角洲的工作。”他最后强调：“只有坚决地肃清三角洲的匪患，才能疏通东、西、北三江与珠江和广州的联系，巩固广州的治安。”
会议决定，成立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治委员，王作尧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负责消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残敌，彻底肃清土匪势力。
会议之后，叶剑英把曾生司令员叫到身边，再次叮嘱说：“广州的治安是和珠江三角洲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地区向来是广东土匪的藏匿作案之地。珠江三角洲的匪特不除，广州就不得安宁。希望你们精心组织，尽快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面对上级领导的信任，曾生这位抗战时期就在珠江三角洲冲杀出来的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司令员，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他听罢叶剑英的叮嘱后，立正敬礼道：“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2。 暴风骤雨，南歼残匪
11月2日，珠三角作战指挥部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在中山县石岐镇召开了师、团、支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
会议对追歼国民党军残部和主要股匪作出了作战部署。决定两广纵队第一师为第一梯队，第二师为第二梯队，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为预备队，由彭沃、邬强率领，分两路从石岐往澳门方向追歼残敌。
5。平定珠三角残匪（2）
当晚，主力部队从中山石岐镇出发。
3日拂晓，第一团抵达三乡，与敌一○九军残部接火。
敌见我雄师挥戈而来，闻之丧胆，放了几枪即向南逃窜。
中午，敌逃至南屏、湾仔等地栖息。
我两广纵队第一、二师紧追其后，完全控制了前山、坦州一线，与敌隔河对峙。
在前山，彭沃、邬强召集前线总指挥部成员商量了作战部署，决定4日下午发起总攻。
第一团从正面发起进攻，在前山等地吸引和迷惑敌人；纵队炮兵团第一营将火力布置于炮台山，从正面轰击敌人；第二师和第一师二团，分两路从坦州方向对敌实施迂回包围。
4日下午，炮兵营在炮台山以猛烈炮火轰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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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师利用大海退潮之机，从坦州以南搭浮桥迅速渡河。
第五团在15时突至南屏，经短促猛烈的冲击，歼敌保安第三师八团一个营。
第四团于20时攻占将军山。
接着第五团从北山、第四团从银坑，两路同时并进，攻占湾仔。
残敌一部分逃至船上，一部分丢弃武器，凫水游向澳门逃命。
南屏、湾仔一战，我军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