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好奇的要求，说再玄一点，它更是一部记录你自己灵魂来源与传承的家族史。即使我们的祖上并不出色，也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追想、热爱与尊敬。
失去了家族史的人是不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爷爷死的那年，我爸爸才7岁，我大伯当时28岁，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粮食局小科长，正在交代问题。我三伯17岁，在读高中，是他将爷爷收殓。但现在已经记不得爷爷葬在何处，也许在如今犍为县某个商业步行街的店铺下面，但我更愿意想象爷爷长眠在某个街心花园下面，或者广场的喷水池下面。
有年国庆，三伯一家从重庆回五通桥，一起去犍为看看，我跟去，想找一下关于自己祖上的蛛丝马迹。坐了1小时的汽车，看了犍为文庙（很雄大，川南最大的文庙之一，大伯、三伯等人曾在里面读小学），吃了顿豆花饭，雨下起来，一行老小匆忙返回。我什么也没找到，一个字都写不进家谱，很是失望。
爷爷之死，我听到过三个版本。
一个是爸爸的说法，转听自大伯，说爷爷在1948年不知识时务地考上“世纪末”的县长培训班，结果当了1年的福乐县（小县，只当现在一个镇那么大）县长，就被清算了。我不能理解，爷爷以前教私塾，几亩薄田，诗书传家，没什么不良记录，也没什么势力，仅仅一年的“失节”，何以就会掉脑袋？
另一个是三伯说的，当时军管会一头头看上了二嬢，但她拒绝了，远上北京读大学，这个头头恼羞成怒，就把爷爷抓来关了半年，然后杀掉泄愤。做不了女婿，就做刽子手，这也太异质思维了吧？我仍不能理解。
最后一个是大堂哥说的，转听自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大伯娘，说是当时奶奶的弟弟在犍为做生意，得罪了人，爷爷帮他的忙，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被陷害致死。这个版本也有疑点，阿婆的弟弟并没有送命，为何一个仅仅帮忙的人要被判死刑？大伯娘的话常常有点悬，2003年她过85岁的生日，但是2004年她就过上了93岁的生日，说是其实比大伯大十岁（以前的说法是她比大伯大三岁），怕家里知道，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就天长地久地隐瞒了年纪。
现在，综合来想，我宁肯相信自己的一个猜测，从老爸的性格和我自己的脾气来看，如果性格也流传有序的话，那么爷爷的脾气一定也古怪、易怒，像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发。他一定得罪过不少人，尤其是小人，因为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在我老爸身上保留得非常清澈。而在那改朝换代的时间里，小人很容易窜到一个得意的位置，上下其手，大报其仇。
再不可能回来一个长辈，告诉我爷爷的真正死因。爷爷不是名人也非要人，只是一个还算有学问有性格的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死去了史书上不会有记载 （我翻检过大量相关地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当时的报刊上也不可能有深度报道，到最后民间再没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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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在一个晚上被拉到野外枪毙，时间是1951 年4月1日。那一年，全国类似的执刑还有数十百万。死者的子孙，有的也许和我一样，在苦苦追查自己爷爷的死因，但大多数人，早就失去了探究的热情，他们宁肯兴高采烈地讨论三流明星自杀的新闻，也不会关心自己爷爷为什么无辜或有辜地死去。
五 性史有趣资料之六：怎么评价潘金莲（2011…07…24 10：48：28） 转载
标签： 杂谈
潘金莲是一个由婚外情导致杀夫的女人，围绕着她总是争议不断。争论的焦点是她的婚外情有没有反封建的意义：“川剧《潘金莲》上演后，从南到北，场场爆满。休息室里议论纷纷，座谈会上争着发言。全国近四十家报刊发表评论，褒贬不一。‘导致杀夫悲剧（注意：潘金莲的不幸与沉沦不是悲剧！）的祸因，并不在于这种婚姻本身，而在于潘金莲本人的内在因素’，这意思就是：潘金莲理应与武大郎白头偕老，只因她生性淫荡，方导致家庭的破裂和犯罪。一位同志认为这场家庭悲剧是‘第三者’西门庆造成的。北京的一些剧作家认为，剧的主线通过潘金莲的沉沦与堕落，指明整个封建社会、一套封建礼教逼使妇女犯罪。上海的评论家胡伟民同志说：‘《潘》剧不仅是对施耐庵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挑战。’《潘》剧的观众正是有鉴于此，才高度评价了《潘》剧的进步作用的。但是，尽管《潘》剧是反对封建婚姻而不是否定一切婚姻，是谴责而不是宣扬淫乱，仍然有个别评论家担心它会‘对现在的家庭伦理道德带来冲击’。那么，这种极易受到进步思想冲击的‘家庭伦理道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
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 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
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
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奸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 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 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 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奸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第一种立场是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 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 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潘金莲除了不该杀人之外，她的婚外恋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挑 第一种立场是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
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
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潘金莲除了不该杀人之外，她的婚外恋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挑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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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
人类母亲偶像的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她对华夏民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如同圣母玛利亚超越了耶稣。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华夏社会的伟大母亲。
与此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着“所有妈妈的祖先”或“第一个妈妈”的语义。她居住在自己的庙宇里（有时也在佛寺和道观中安身），并在华语地区受到广泛祭祀。妈祖拥有色彩艳丽的偶像，却拒绝提供独立的僧侣、仪典、经文和教义。这完全符合民间母亲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神学升华。
对妈祖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郑和早年丧失双亲，为此，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码，并执意要为其打造最富丽堂皇的神殿。据福建沿海的民间传说称，郑和在建造妈祖庙时曾见到一位乞丐老妪，容貌酷似他的母亲。他为此收养了她，并专门建造了一幢云南风格的木楼“母亲楼”供其居住。该楼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轰然倒塌，被历史的尘土所吞没。这是妈祖的另一个人间影像，她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亲偶像的创造机制。中华民国制造过“总统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一度成为传奇。此后，红色意识形态系统又推出的“国母”和“大姐”等新阶级贵妇群像，指望她们能够成为道德楷模。与此同时，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内战女英雄刘胡兰，以及劳动模范郝建秀等等，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汇入了女性偶像的炽热队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记忆之后，新的知识偶像开始涌现，我们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