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张二嫂寡妇不敢与湛玮走得太近，每次都是干完那事就走。张二嫂寡妇从心眼里喜欢湛玮，但她深怕湛玮的命不够硬。
以前湛玮他们这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庵堂，叫水月庵。水月庵位于第九保的中心地带，坐南朝北。庵堂的右侧有一对千年银杏，左侧是一片空地，空地旁边有一对数十丈高的枫树和松柏，它们树枝交错，不离不弃地站着，当地人都叫它们情人树。庵堂的后面有四间厢房，是长老的宿舍。庵内大厅供奉释迦牟尼文佛，两旁排列十八罗汉，左边是城隍庙，右边是观音堂。二楼架着一面大鼓，三楼悬挂着一口大钟。
晨钟暮鼓，庵里的长老早晚烧香烧纸之后，都要鸣钟击鼓，请菩萨接受香火。
庵堂是讲理的地方。哪里有山林田地纠纷，庵里的长老就会出面调停，然后将有纷争之地打入庵内，由菩萨来受用。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和尚田、和尚地、和尚山。不管有理无理，山林田地一旦入了庵，谁也不敢再作争执了。长老雇人耕种这些田地，从中收取地租，生活之余，偶尔也放高利贷。
由于有卢自朝他们在背后撑腰，十里八寨的盗匪十分猖獗，他们杀人越货，“关羊”剪径，民不聊生。没多久，有个满脸横肉的大胡子带了一队人马在水月庵旁边的空地上安营扎寨，是政府派来打土匪的，姓姚。姚大胡子一来，庵里的长老就把四间厢房都让出来了，长老本来不想让的，说是菩萨住的地方，可是姚大胡子的手下把两三尺长五六寸宽的大刀往长老的脖颈上一架，长老就不得不去陪菩萨了。
这是一把专门砍人脑壳的大刀，只要轻轻一拉，人的脑壳就掉了。
姚大胡子的屁股边上挂着一杆驳壳枪，是国民政府委派下来的剿匪游击大队长。姚大胡子的手下在厢房的门上挂了一块“黄梅联合局”的牌子。为了对付卢自朝，姚大胡子让湛玮组织民众成立了自卫队，协助剿匪。
姚大胡子与湛玮联手杀得土匪喊爹叫娘，也死伤了很多弟兄。
死了的弟兄，他们的牌位都在庵里供着，大厅里摆满了牌位。
长老每天都焚香祭奠，敲木鱼超度亡魂。
联合局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们抓到土匪后，不需要押送到黄梅，也不需要请示，常常就地处决。
因为杀人太多，姚大胡子遭到了土匪疯狂的报复，他的三个儿子都被土匪开膛破肚掏空了心肝，割了男人的三大件，连**岁的孙女也被人掳走了，下落不明。
姚大胡子杀土匪杀红了眼，只要是偷鸡摸狗干坏事的，抓到了就牵到谷坝头河坝头砍脑壳。
那时孔垅乡每五天赶一次场，碰到赶场天，姚大胡子就把抓来的土匪弄到街上游街，然后斩首示众。
从联合局到乡里有八里山路，那些土匪的脊梁骨硬得很，打死也不肯自己走路，姚大胡子的手下只好把土匪的手脚绑在椅子上，抬着走。土匪个个都大老爷似的坐在椅子上骂骂咧咧，见有女人躲在路边上，土匪就朝她们吐口水，甚至破口大骂：“老子日你个臭婆娘，不在家里侍候男人娃嵬，去街上卖么子骚X沙！”
孔垅街上很热闹，商铺林立，街道两旁摆满了乱七八糟的摊子，碰到卖饼子糖的摊点，土匪就会俯身把脑壳伸到摊点上，张嘴就吃，狼吞虎咽，因为他们一会就要上路见阎王了，所以也没有人打骂他们。
姚大胡子专门雇有砍脑壳的，砍一个脑壳给一块大洋。
砍脑壳的人姓刘，是本地人，以前是个屠户，手法非常准，两三百斤的大肥猪，他一刀进去，准断气，更让人叫绝的还是在肉摊子上，称肉的要砍半斤八两，他一刀下去，丝毫不差。
十里八寨的人都叫他刘一刀子。刘一刀子被姚大胡子看中后，就成了刽子手。
刘一刀子每次杀土匪都是一刀。
杀一个土匪是一刀，杀两个土匪是一刀，杀十个土匪还是一刀。
有一次，联合局在石头寨活捉了五十四名正在打家劫舍的土匪。姚大胡子叫手下把这些土匪捆在猪坝头河坝头的木桩上，似笑非笑地说：“妈的刘一刀子，你要是一刀能把这些兔嵬子的脑壳都砍下来，大队长我就服了你，另外再加五十四块大洋，怎么样？”
身穿红大褂子的刘一刀子也不急着搭话，而是反手提着大刀，袒露着个毛茸茸的胸脯，把土匪一个个看过去，看得土匪心里直发毛了，这才回头跟姚大胡子打赌说：“大队长，我一刀过去要是还剩一个脑壳没掉，五十四块砍头大洋我就不要了。”
看热闹的人，多得像过节，滩湖桥上岸上猪坝头河坝头，到处都是围观的人。
只见一刀子端起大海碗，把满满一碗米酒直着脖子灌下去，然后把大海碗朝河坝头一扔，把最后一口水酒喷在亮得发绿的刀锋上。一刀子这才在刀把上裹了一块大红布，护住身子，反手握着大刀，左手的小手臂顶在刀背上，右手护住刀把子顶端，从土匪面前一晃而过，身后的脑壳纷纷从木桩上滚落下来。他一刀过去，竟然把五十四个脑壳全都砍掉了，鲜血顿时染红了半条鄂东秦淮河。看热闹的人群一阵骚动，突然就像遭到雷劈一样，惊叫着四下里散去。
这一刀，刘一刀子不仅拿走了姚大胡子一百零八块大洋，还从集市上拿走了一百六十二斤猪肉。
刘一刀子杀五十四个土匪的这天，街上有三个屠户在卖肉。按规矩，刘一刀子每次杀了土匪，就拿着鲜血淋漓的大刀到集市上跟屠户要肉，而且是杀一个土匪每头猪就要一斤肥肉。正在卖肉的屠户事先都要砍一斤肥肉挂在砧板的钉子上。如果不挂，刘一刀子就会自己动手，往往是大刀上的鲜血碰到哪，他就砍到哪。
刘一刀子的这一刀，让土匪闻风丧胆，再也没有人敢在这块地盘上兴风作浪了。
匪患平息后，姚大胡子的那队人马迁走了。
刘一刀子没有脑壳可以砍了，于是重操旧业，在集市上杀猪卖。
民国十年，全省大干旱。十里八寨的灾情最严重，水稻无法下种，一些地主和高利贷者趁机抬高米价。山上的木材卖不出去，村民吃不上饭，只好到山上吃树皮和草根。山上能吃的树皮和草根不多，很快吃光了，不少人到白石坡上挖石头来充饥。当地人把这种白色的软石头叫做观音土。观音土能吃，但吃多了消化不良，最后下头一堵，把人活活撑死了。
仅上半年，白石坡就被人吃了一个大窟窿。
路边上，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狗不吃狗骨头，人却吃人肉。
要是饿极了，人连狗都不如。
刚开始是吃死人的肉。亲人死后，大家煮了吃，用以延续亲人的生命。父母吃儿女，或者儿女吃父母，哪个死了就吃哪个。后来连要死不活的活人也煮吃了。最先吃活人的是乞丐。广济县有三个乞丐住在一个山洞里，十天半个月也难得吃上一点东西，后来，其中一人饿得晕死过去了，两个同伴趁机用石头把他砸死，煮吃了。
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为了延续香火，自己干脆爬到树梢上，让不懂事的孙子孙女在下面使劲摇晃，如果从树梢上掉下来死了残了，孙子孙女就煮吃，如果自己掉下来没事，就继续活着，一切听天由命。
当然也有少数孝顺的子女，剜自己身上的肉给娘老子吃。
这期间，湛玮呼吁当地政府放粮赈灾，但没有人听他的。
湛玮只好开自家的仓库救济难民，派人在路边上摆“粥摊”，过往难民每人喝一碗粥，后来是半碗。
一时间，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了。
其实，湛玮的仓库里也没有几担米，没几天就断了炊，难民还在不断地涌来。
难民开始打砸抢，先是抢地主的粮仓，然后是抢政府的粮仓。
黄梅城头的难民更是不要命了，无论男女老少都提着盆子桶子和布袋，不要命地冲向城头最大的粮仓。保安团的人在粮仓的门口架起两挺重机枪，他们开始是对着天空放枪，但不管用，然后是对着疯狂的人群扫射。
然而难民们前赴后继，踩着尸体不要命的往前冲。
三天三夜下来，机枪手的手软了，无法扣动扳机。
政府为了控制这种混乱的局面，最后不得不下令，全县范围内放粮赈灾。
一时间，全县每条路口都摆上了“粥摊”。
这些“粥摊”都是政府委派地方乡绅摆的。
“粥摊”前排起了一条长龙，长龙长得望不到头，长得都让难民感到绝望。为了保存体力，饥肠辘辘的难民除了排队，不得不放弃一切活动。孩子们不再奔跑游戏，男人们停止了对女人的调笑。有些女难民想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向某个男人换取一个稍稍靠前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在饥饿的面前，性这个与生俱来的玩意已经退后到了很不重要的地步。
每个难民每天只能领到一碗稀粥。
为了防止难民重领，领到稀粥的难民就在额头上打一个蓝色的记号。由于“粥摊”的稀粥每天都有限，有的难民排了好几个“粥摊”也没有领到那碗稀粥。还有，大多地方乡绅的稀粥都做了手脚，能吃到整碗稀粥的人不多，往往是喝两三口，碗底的肉就露出来了。
碗底有肉，并非地方乡绅们是菩萨心肠，而是他们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上面拨下来的大米，被他们偷梁换柱换成了肉。人是铁，饭是钢，人饿了只顾吃饭，有钱人家养的肥猪卖不出去，而大米价在一个劲地涨，一升大米竟然卖到了银元二角四分。
长短工每天的工钱也就七八分银元，给地主做一天活路，只能买三四两大米。
政府拨下来的大米，被地方乡绅用不值钱的猪肉顶替了，白花花的大米进了地方乡绅的仓库，然后又变成白花花的银元，落入了他们的口袋里。
然而就在老百姓整天盼着能吃上一碗没有肉的粥的时候，那些拿枪杆子的大军阀们却在一次国宴上为了争夺一块叫做权力的骨头打起来了，像一条条疯狗，彼此撕咬，相互讨伐。他们“逢州吃州，逢县吃县”，吃得老百姓叫苦连天。
他们中有个姓蔡的大军阀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地从省城打过来，队伍里挑草鞋的就有千把人。
后来姓蔡的招安了两股土匪，无恶不作的两个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芷江县保安团的首脑，为姓蔡的筹军饷派款，连队伍穿的草鞋也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
按人头算，每个人头五双草鞋。
第九保有五百户人家，两千多口人，每年要交草鞋一万多双。
催交草鞋的任务落在了保长的身上。
湛玮只能挨家挨户做宣传。草鞋是用稻草编织而成的，需要大量的稻草。十里八寨头两年是干旱，水稻下不了种，接着又发了一年大水，稻草都打了水漂，村民哪来么子稻草。村民们把床上铺的屋顶上盖的旧稻草都拿来了，还是凑不够五双草鞋。
湛玮多次到乡里反映情况，要求减免草鞋这项摊派，每次都被乡长杨士基骂了个狗血喷头。
乡长杨士基后来不耐烦了，就说：“没有稻草，干脆交钱，每双草鞋给我要两分钱。”
政府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正如老百姓唱的：“国民党，太残暴，捐如草，税如毛。”
老百姓光“正税”就有二十余种，还有治安等各种捐税，本来就不堪重负了，许多人连粥都喝不上，现在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