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杨沪生的缘故，掌握了军权，很自然的，在参议院里拥有绝对强势地位，要避免军人干政，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改变，很难想象，当社会党不再掌握军队，他在参议院里会处于何种尴尬的境地。
可是，如果一个政党，必须依靠军队保护，才能维持对国家的统治，这对这个国家，这个政党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清兵入关前，八旗军又是何其强悍，当八旗退化腐朽后，这样的军队连农民起义军都打不过了，又怎么可能辅佐清朝统治者将政权千秋万代延续下去？由此可见一个政党，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将对国家的统治延续下去，并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军队，而是在于他是否得民心，不得民心，掌握再多军队，也不过是握在手上的纸老虎，起吓唬人作用，只要有人胆敢上前轻轻一捅，马上显了原形，你要得民心，哪怕明着手中没有掌握军队，你照样可以统治这个国家，民心所向，谁又能剥夺你的权力？
想明白的杨沪生和史秉誉一道，不再当他的太上皇，而是做起了国事顾问，他不再利用自己的威望干涉政府事物，相反，却一步步将政委制度废除了——军队政治教育还是必要的，但这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某党某集团的军队，教育战士爱国主义，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家主权，这种思想工作由政治部去做就可以了，没必要非要在军中搞两头蛇。军队中不光要民主，他还要决策独断，多头领导下，你有你的主意，我有我的主意，到底听谁的？政委不负责军事事物，却为了制衡军事首长，有指挥上的最后决断权，这显然不合理，单一首长制还是有他合理性的。
与废除政委制，实施单一首长制同步进行的，还有军事武装的文官化管理。历史上宋明积弱，很多人将矛头直指军队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来指挥，可他们却没看到，采石一役指挥宋军击败金国军队的虞允文就是文官掌军，而明朝著名抗后金督师袁崇焕，他同样不是武官出身。宋明积弱，根子并非在文官掌军上，最主要毛病出在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德治国，对个人品德的信奉远高于对法律的推崇。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尽的，谁都喜欢美色、金钱、权力，靠个人品德来约束，最后得到的只可能是腐败堕落。上粱不正下粱歪，上面的人光想着享乐，文官贪财武官怕死，又怎么可能指望由这些人指挥的军队打胜仗？
废止政委制度，完善法律，依法建军成了杨沪生和史秉誉在退下来后，最忙碌的事情。这时候以前为了搞平衡，放纵甚至有意制造出来的山头主义成了横在杨沪生面前，让他挠头不已的最大麻烦，山头立起来容易，想要将他铲除掉，那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军队主官互调、从军队退到地方执政、离开军队转入工商业，成了杨沪生削弱军队高级将领权力的法宝。对有意削弱军队权力，政府自然乐观其成，在各方面创造合适环境，将这些潜在的麻烦慢慢化解，可经过多年战事，部队膨胀到非同寻常规模，大批高级军官安置起来，那可是天大的麻烦事情。为了尽量多安置一些人，政务院副总理从设置五人，一下子扩充到设置了十五个副总理职位，至于各部门副部长，那更是只要需要安置，想设置多少就设置多少。一时之间，政府部门官员臃肿成了外国讥笑把柄。
不管怎么说，三十年过后，作为国家暴力机构，军队虽然还拥有超然地位，但他对政府来说，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同时，文官管理军队使得出现军阀混战的可能性变得极为渺茫了。在中西菲律宾之战中，虽然文官管理的军队暴露出反应迟钝、战术应用有不得当之处，但超常的国力还是让这场战争很快就结束，中俄漠北之战，开头小败几仗，当战争发展下去后，庞大的战争机器一开动，貌似强大的俄罗斯也顶不住中国军队所给予的压力。这样两战过后，文官管理军队算是彻底贯彻下来，杨沪生对军队的担忧不再成为现实。
军队国家化，不再将军队作为私有武装的社会党，从军队退出来后，为了能继续执政，逼得他必须牢牢扎根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真真切切考虑百姓切身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办实事，获得了广泛支持，社会党还是参议会里第一大党，用不着口头说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大家都明白应该选谁。杨沪生曾经害怕出现的国家变了颜色，重新倒退回封建社会，或者走向剥削极为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社会道路并没有出现。脱离了人民群众，就好象鱼离开了水，有依靠时，这句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只有将虚妄的依靠撤走了，人们才真切感受到这句话是多么正确。
作为新生的共和国，民主自然带来大家封建专制社会所不能给予的好处，可让杨沪生和史秉誉头痛的，这个民主制度弊端也不少，首先，这个民主制度需要敌人，需要真实的或者是假想的敌人，不然因为民主在百姓中积累出的巨大能量，会让共和国四分五裂，军队不出现军阀，民众自己先把国家给五马分尸了。为了寻找敌人，卧榻旁的日本首先成了倒霉蛋，为了虾夷，新生的共和国将刚开始走上维新道路的日本，一蒙棍打的五十年翻不过身来。日本不能成为威胁了，接下来倒霉的就是西班牙，曾经的殖民强国自从英国起来后早已衰弱，可他在菲律宾还有很大一块殖民地，刚好，在中国寻找敌人时，菲律宾爆发了反西大起义，在镇压中，当地的华人自然受到波及，死了那么几个人。顺理成章，西班牙也就成了第二个邪恶的撒旦，成了共和国将国内积蓄矛盾宣泄的出气筒。完后是俄罗斯，一直到欧战爆发，曾经的盟友现在变成了策动战争的魔鬼。
对这场战争，早在二十年前，杨沪生与史秉誉就已经认真考虑过。他们俩个都不是什么圣人，对俩人来说，解放全人类实在太虚无缥缈了点，这种思想极为危险，搞不好会让他们成为中国的希特勒，世界没解放，中国先给摧毁了。这样的大话用来煽动善良的百姓还可以，真要落实下去就属于自我毁灭。俩个能“超前看透历史”的顾问骨子里是中国人，对他们来说，最现实的就是如何利用世界大战，让中国利益最大化。
在俩人考虑中，加入同盟国一方，对中国来说，显然没什么好处：真实的历史上，德国和奥匈帝国可是战败的，完整的德国多了一条走廊，而奥匈帝国更惨，分裂成奥地利与匈牙利，加入同盟国？中国国力自然够强大，可美国一参加进来，孤悬海外的美国实力与中国相差不大，难道真要让中国以人海战术淹灭敌人吗？这样就算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可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痛的，经历一场残酷的内战后，俩人可不希望中国再死那么多人。
作为后起之秀，德国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老牌殖民帝国：大英帝国。但是，从战争潜力来看，英国却比德国更有优势。光海军就够德国人追赶几十年了。要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果实，最佳方法自然是学习美国，加入协约国与同盟国为敌。等战争双方打的精疲力竭，这时中国打着正义的旗帜，走到前台，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战胜果实？为此，和英国改善关系，同时渐渐疏远德国，在外交上，显得犹为重要。为此，俩人发挥自己对政府的影响力，将偏向德国的政策修改为中立，改善了和英、法两国关系。
对于战争结果，杨沪生和史秉誉曾经有过不同的见解，杨沪生以为只有取得全面胜利，这样才能扬中华威名于域外，换句话说，只要一参战，就要将同盟国往死里揍，揍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爹娘姓什么，这才可以。而史秉誉认为，未来的大战是不光是为了瓜分殖民地那么简单，当中国参与进去后，还要牵扯到文明冲突，一个强大的东方文明国家，对西方列强来说，显然是极为可怕的，会让他们晚上睡不着觉，如果一棍子把德国打趴下，让他彻底翻不了身，那么和中国需要树立外界敌人相同道理，西方各强国的注意力也只可能转移到外面去，至于哪个国家会让他们担心，这用脚指头想想就可以了。想象一下，中国率领一帮国力并不强大的小兄弟，去跟由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意大利……等等等等西方国家组成的联军再来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都需要休养生息，这样的战争在二十年内不大可能打起来，可是等大家缓过气来后，那时侯中国可就麻烦大了！为此，史秉誉得出的结论是，要参战，但战争规模必须受到控制，最好打到最后，西方列强谁也吃不掉谁，只能维持欧洲原状。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中国利益。
和以前一样，俩人年纪虽然大了，却还是那么固执，就算看法只有一点差异，他们也会争执不休，这对俩个好友来说，争论成了一种生活的乐趣，可他们现在是国事顾问，属于站在幕后给那些领导人指引方向的设计师，他们俩个观点不一致，苦不堪言的只能是必须虚心请教，不然就有忘本嫌疑的领导人。“俩个该死的老家伙什么时候才上天去？”每当俩个导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堂堂国家主席跟个学生似得，一会儿跑到这头点头称是，一会儿又在另外一头竖起大拇指赞叹伟人高瞻远瞩，跑来跑去时，心里总会冒出这种哀怨来。
也许是心诚则灵，还没进入二十一世纪，史秉誉因为偶尔着凉，引发感冒发烧，开头他也没引起重视，等发觉不对，再治疗已经为时以晚，丢下心爱的女儿，先杨沪生一步离开了这个世界。史秉誉的过世对杨沪生造成了极大打击，一夜间，他看起来苍老了十年。史秉誉离开没两年，何清萍又因为疾病告别了人世。这个世界和自己最亲的亲人先后离世让杨沪生万念俱灰，有种到寺院出家做和尚去的冲动，可他的身份让这种想法实在惊世骇俗，那些和尚有个国父当同门会高兴，可其他人就不会那么开心了，于是杨沪生入空门的念头也只能是念头。
兄弟、妻子先后离他远去，现在没人跟杨沪生争吵，也没人管他勾引年轻貌美的小女孩，杨沪生感觉这个世界实在寂静的让人想要掉眼泪，没人争吵，他觉得心里闹得慌，人到老年，女孩还是那么美丽，可杨沪生已经不会动心，一想起妻子的眼神，什么风流念头全没了。成了孤家寡人的杨沪生也不想再受人打扰，这时候，他连到部队拜访老部下的心情也没了，寻了个幽静的地方，真的自己关了自己的禁闭，每天练练毛笔书法，养了几只小猫、小狗、小鸡、小鸟图个开心，对国事，他这个国事顾问再不过问，他连报纸也不看了。反正不管人们怎么想，地球总是要自己转的，国家命运、民族强盛，当你死后，这些都跟你无关。杨沪生完全抛开了一切，跑到山林当起隐士，国家领导人自然松了一口气，现在没有谁会干预他们治国方针了。
历史的巨轮还在继续转动，也没有因为杨沪生看破红尘有所改变，杨沪生和史秉誉预料中的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
虽然杨沪生与史秉誉，一个当了隐士，不再过问国事，一个早已病逝，想过问也无从过问，可国家政策早已决定，又岂能轻易改变？于是，一切都有如二十年前杨沪生和史秉誉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