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久违了繁荣的地方，到处可见一些懒散的目光和一些滞动的神情恍惚的行人，那种活在被流放、被隔膜被、摒弃的心态里，否定了现在、又遥远了过去、更看不到将来的人们啊——此刻，只有孩子是最可爱的。
在晚饭后的一大段空白里，抽空去林区小学的操场上和孩子们拍照做游戏，他们会拿出一套又一套排遣寂寞的绝活儿，那些“丢手绢”、“跳山羊”、“猫逮老鼠”、“老鹰抓小鸡”，那些“玛丽的咖啡”、“比尔说谎”，总使人深深感叹：所有的童年虽然相似，但是只有林区的孩子在保留了古老游戏的同时，活在实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远离潮流的快乐里。他们是林区的后生代，父辈们像种植冷杉一样把他们播育在林区的土壤里，他们沐着秦岭的风云变幻和森林内外的雨雪霞露长大；他们成长的足迹就像混交林带里同步栽入的新绿一样，对仗工整，泾渭分明；他们比这片森林更能体现一代又一代伐木工人的骄傲。
只是我们很担心，这座只有80名学生的林区小学，频繁至极的学生转学和每年暑假飞出森林的“候鸟现象”，会真正破坏了正常教育秩序下的苦心经营。孩子们在看多了森林之外的繁华景象之后，是否会滋生出乐不思蜀的心绪来？当然在这种“候鸟现象”里，很多生活在森林外、生活在城里的孩子，也实现了他们暑假探秘的梦想。在每年七月的飞出飞进里，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吸引。
在林区小学采访，我会突然走神，想起这就是我的弟弟商彤从小念书的地方，而眼前做游戏的孩子当中，哪一个是我的弟弟呢？
我们又去了十八里苗圃去了解小松树是怎样长大的。
我会在采访的过程中，猛不丁地问人家：“你认识秋晓吗？好多年前，这里有一个名叫秋晓的女人，她是从林区剧团下来的，她很漂亮，会演话剧，会唱很好听的秦腔戏。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
世事变迁，物换星移。
十八里苗圃的采访，只留下一组客观冷静的文字。
小松树是怎样长大的
采伐一片老林，育上新苗，一座森林的再生需要100多年，这意味着今天种下的小树，是在为我们的第三代子孙储备绿色资源。距溪水坪十八公里的苗圃，就是小树的培植基地。
苗圃很大，总面积120亩，集中了方圆几十里地的优质土壤，土层40公分，腐殖土10公分，全面施肥，精心涵养，每亩地投资5000元改造费用，当属高质量高标准的苗圃。
苗圃多女工，风华正茂之时赶来，青春飞逝之时离去，一把小锄，一张矮凳，竹篮子里拣拾除草净苗后的芜杂，在选籽、点种、翻土、浇水、移苗等无数次的烦琐劳作之后，育出了云杉、油松、华山松、漆树、波氏杨、枫杨，栽在了“皆伐”后的空旷里，栽在了“择伐”后的带沟里。
无数的林子长起来了，无数的女子接踵而来。
现在又有了培育奥地利铁杉的成功，有了新的一群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她们用隔年陈种培育出了高品质的冷杉树苗。
当初第一代营林女工是老三届知青，她们哺育了第一批树种。在这最初的小苗里，蕴涵了他们对于生命的全部的想法。如今小苗已经参天，在溪水坪附近的林地里茁壮成长；
第二代女工来自西安城里的一次招工；
第三、第四代都是伐木工人的后代；
第五代营林女工平均年龄只有19岁，大都是林校毕业生，年龄稍大的来自农林学院。
由点种到发芽，幼苗在苗床中长至二、三寸高，三年后移入大田，长够两年再栽入林地，安全度过“保护期”——林木成材的周期是120年。
百年之后谁能看见当初育苗的女子？
谁能体会营林姑娘的心情？
百年之后，当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在新的成林里采伐原木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读懂湮没在树木年轮里的青春？
父亲那一代人为之努力一生的森林，已经开采到了极限。
林区小镇，在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已是穷途末路。
只有十八里苗圃的营林姑娘是活泼的，健康的，英姿飒爽的。
从她们的口中已无法访问到早年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她们已不记得这里有没有“秋晓”这个人。她们喜欢郭富城和黎明，偶尔伤感起来她们会强迫自己去看林语堂的《品味人生》，但她们的愁伤只是夏日午后的流云，来时一阵风，去时一场雨。
她们是没有过去的。
假若我真要在她们的身上挖掘过去，实在是很傻的一件事。
她们怎么能够知道这片森林实际上就是我的天堂。
在我对天堂的向往与追逐中，我心中的天堂已经失落。
我回不到天堂里去了。
我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我的樱桃谷，我的樱桃谷的木屋，难道也湮没在沧桑过后的绝灭中去了吗？
5。火凤凰
以溪水坪为大本营，兵分两路，采访忙碌而紧张。
在采育七队，高空索道正在放料，我们抢拍了一组绞盘机旋转、木料从几百米的山顶吊起来、经过高空运输定点投放在山脚下的大卡车上的惊险镜头，以便用做将来文稿的压题图片。顺便还完成了一篇《一个伐木工的工资》的专题采访。
在勘察设计队，王憨对那些“一年到头住帐篷，每天疾走70公里，勘察森林资源，设计采伐方案，每隔120米设置一个观测点，动作稍慢就得露天宿营”的森林勘察队员的生活发生浓厚兴趣。勘察队员每天背着仪器奔走山涧，一个点一个点地测量树种、胸径、土壤等资料，他们探测到的资料是森林保护与再生的绝对依据。王憨从中体验出了另一种生命风情与人生况味，而后完成的那一篇图文并茂的《每天走六七十公里的人们》的专稿，既讴歌了火热而平凡的生活，又用新视觉、新角度、反思维地提出了另一种保护森林的观点：“森林是一种有生命的动态群落。一片森林成材以后，如果长时间不去开采，木材蓄积量倒有可能出现负增长，老树会空心，腐朽而死。所以并不是不采伐才是保护森林。”
另外两个女编辑也是采访的快枪手，神不知鬼不觉就从工会赵主席那里挖掘并连夜赶出采访稿《狩猎黑熊的那个惊人的夜晚》，讲述了在挺进大森林的初期发生在采伐队的惨烈故事：小河边，涧溪下，一群可爱的黑熊在无忧无虑地喝水，嬉戏，一杆猎枪伸过来，打死了最小的一只熊宝宝。几位操刀的快手极利索地剥下熊皮钉在门墙上，炉火通红煮食熊肉，人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突然，熊妈妈来了，凄惨的哭嗥，撕心裂肺的吼叫，熊妈妈向无知的猎人索要自己的孩子。暗淡的星光下，熊妈妈撞击每一堵墙，每一扇窗户，它在院子里发疯地奔跑，在周围的林地摧毁树苗，在屋后的庄稼地里肆意践踏，夜夜哭声不断，夜夜复仇不止——熊妈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采伐队只得挪到另一个地方去住。惊险刺激的描述，寓言一般的诠释，极有深度地提出了“人与动物的亲和”这样一个人性化的环保主题，呼吁并提醒：法制昏聩的人们啊，及早觉醒吧！
采访很顺利，大家情绪高涨，我心里的石头却总也落不到地。
我从工作状态里感受到的那份快乐与充实，在工作将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渐渐变做无端的惶恐和不安。
最后一天的时间是属于随行美编和摄影记者的。他们要拍一组《有奖竟猜》的图片，就像《正大综艺》一样，既体现读者参与性，又紧扣主题强化“绿色行动”的思想性。
主编随身就带着新一期杂志的稿件，难得清闲，就静坐一隅，改错词病句，改标题华笔，津津乐道于她那极具权威性的后期包装。
王憨在整理采访笔记。
芭紫和秀子跟另一支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实习队去采集生物标本。
只有我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带着另一种非同寻常的使命。
工作时我是快乐的，工作完了快乐就走了。
回到樱桃谷却需要勇气和决心。
而我似乎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所缺少的既不是勇气，更不是决心。是什么？
“你知道樱桃谷吗？”我曾问过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我问每一个被我采访过的人——宣传科的马科长，工会赵主席，采育七队的张队长，森林勘察设计队的李队长，甚至林区小学已经退休的老校长，甚至林区小商店当年卖散酒的老头儿：“你知道樱桃谷吗？你知道在溪水坪的西边，沿着溪水奔流的方向，有一个叫樱桃谷的地方吗？请你回忆一下，在十四年前，198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樱桃谷，在那个守林人的木屋前，一棵歪脖子树下，上吊了。”
没有人回答我。
或者不愿意，或者不知道。
人们啊，难道如此淡漠，如此健忘？
樱桃谷的那一场生生死死的故事，尘叔和秋晓，父亲和他的情人的故事，真的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哪怕变做今天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哪怕变做面目全非的神秘传闻，也是对我的一种慰籍。
我终于知道，苦难只是相对于苦难者本身才具有苦难的涵义，而冷眼旁观的人们，永远不会有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记忆。
后来，有一个人总算想起来了：“哎哟，樱桃谷呀，不就是发生火灾的那个地方吗？”他告诉我，1981年9月的一天夜里，樱桃谷突起一场大火，先从哪座木屋烧起，后来整个屋后的林子也窜起了火苗，大火烧毁了一个美丽女人的脸，烧坏了一个守林人的一双腿。他说：“关于这场大火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是9月，还没到防火期，夏秋之交也没有雷击和闪电，烧得邪乎。”
呆住了。
完全呆住了！
好像记忆里早就彩排过的一幕戏终于上演。
那场大火是真的烧起来了。
从十四年前的记忆中烧起来，一直烧到我的回归。
而我在那一年离别樱桃谷的前夜，分明梦见了这一切——那一夜的樱桃谷，火光冲天，我的逃离好像是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在梦中我还看见我的弟弟商彤——呵，商彤！
“还有一个小孩子呐！”我脱口而出：“他在哪儿？是不是他？是他放了那把火？”
那个人再也不愿意讲下去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去问猎户老吴头吧。”
老吴头我知道。
他是整个林区独一无二的百发百中的老猎户，父亲那一套用“千斤闸”捕猎野麂的技巧就是跟老吴头学的。父亲和他是有酒同喝有肉同吃的交情。现在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猎户人家和各种猎具已是昨日风景。老吴头在溪水坪东边一个背风向阳的山谷里养了一群梅花鹿，靠出售鹿茸过活。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他的小鹿们喂水喝。
“你知道樱桃谷吗？你知道十四年前的那场火灾吗？你知道是谁放的火吗？你知道那里的人现在在哪里吗？”
老吴头饱经风霜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悸，好像我惊动了他心底某一处绝不愿被人碰触的隐痛：“你问这干什么？你还嫌那可怜的一家人不够栖惶吗？”老吴头说：“好好的一家人，伤的伤，残的残，死的死，散的散，没有喽！”
最不愿听人说生死，最不愿听人讲苦难，最不想知道父亲遭遇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