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说：“你要是能养得起我我巴不得闲在家里。在家里多好，看书写字拉小提琴，神仙过的日子，可惜没福气呀。”
“你少说风凉话！”项茹梅吼起来，“我项茹梅不是那种要男人养的人。”
欧阳健见项茹梅一吼，不敢出声了。欧阳健不明白，自己现在一个人的收入比他们当初在重庆时候两个人都高，项茹梅还那么着急上火做什么。
项茹梅给王思蜀打电话，项茹梅只能给王思蜀打电话，她不好意思跟倪和平说什么，怕倪和平误会，误会她是变相地埋怨倪和平没有为她的工作出力。
王思蜀说：你既然人已经来特区了，就要按照特区的现实去思考问题，不要老是想着铁饭碗。找工作是你自己的事，特区政府不可能包办这件事情。
“自己找工作？”项茹梅问。
“是啊，”王思蜀说，“自己找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自己找的呀。”
“工作还能自己找？”
“是啊，这里的工作都是自己找呀。”
“不对。”项茹梅说。
“怎么不对？”王思蜀问。
“欧阳健的工作是自己找的吗？”项茹梅问，“倪和平的工作是自己找的吗？他们不自己找，干吗要我自己找？”
王思蜀静了一会儿，说：“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项茹梅问。
王思蜀又停了一停，想着怎样说才能不伤害项茹梅，但是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方法。不明说项茹梅不明白，要明说就不可能不伤害她。
“你说呀，”项茹梅说，“你怎么不说了呀？”
王思蜀想，伤害是必然的，不是我伤害她，是她自己的思想与现实不适应，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既然已经走出这一步了，就必须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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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蜀说：“你跟倪和平怎么能比？你是高干子女吗？你老公家是高干吗？当初倪和平能够被特招到部队，你怎么不去，欧阳健怎么不去？再说倪和平是什么时候来的特区？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特区？今天的特区还是十年前的特区吗？”
“我不说倪和平，”项茹梅说，“我说欧阳健。”
王思蜀吸了一口气，说：“欧阳健怎么了？欧阳健是正儿八经的本科大学毕业，你是吗？欧阳健是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你是吗？特区有那么多的学校，他很容易就能找到对口的专业，你能找到炼铁对口的专业吗？”
王思蜀这番话确实是伤害了项茹梅，至少是短时期内伤害了项茹梅。项茹梅听完这番话，没有吱声，甚至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再见，就自己茫然地搁下电话。
项茹梅怔怔地坐在沙发上，她知道王思蜀说得对，她跟倪和平没法比，跟欧阳健也没法比。欧阳健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的，而自己如果不是推荐上了工农兵，恐怕这一辈子都进不了大学的门。这就是差别，不承认不行，不服不行。再说欧阳健是男的，是男的四十多岁就是正当年，是女的四十多岁就是老女人了。这个社会一天到晚强调男女平等，甚至还专门为女人准备一个节日。其实越是强调男女平等就越是说明男女不平等，如果已经平等了，还要强调什么？联合国是最强调男女平等的地方，每次开会都说要保护妇女儿童，看，把女人跟小孩都归到一类了，女人在男人面前还有平等吗？再说联合国下面有差不多两百个主权国家，“平等”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有几个国家是女人当总统了？现在不是一天到晚说实事求是吗？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实事上求是？
项茹梅在这样发愣的时候，女儿放学回来。女儿喊妈妈好，项茹梅一把搂过女儿，说妈妈不好。女儿问妈妈怎么不好？项茹梅说妈妈不该把你生成女儿，应该把你生成儿子。女儿听了也糊涂了。
项茹梅想到了回去，项茹梅的关系还在重庆，现在要回去还来得及，但是她有脸回去吗？一说跟老公来深圳，在同事的眼里不亚于出国，一个个羡慕的不得了，连领导都立马露出一副巴结像，仿佛项茹梅不是去深圳，而是调到上级主管部门主管组织工作。那个天天声称自己老公很有钱的女人，在项茹梅面前自觉地矮了三分，见到项茹梅比见到领导都笑的灿烂。项茹梅现在能回去吗？再说欧阳健和女儿在深圳，她能回重庆吗？
项茹梅整整当了两天的贤妻良母，每天把老公和女儿的饭做好，等欧阳健和女儿吃完饭之后，既不跟欧阳健猜拳看谁洗碗，也不用女儿动手，自己就把碗收拾洗干净，一句怨言都没有了。前些天欧阳健都被她唠叨怕了，现在突然一点都不唠叨了，欧阳健一下子适应不了。那天欧阳健问她怎么了。她非常平静地反问欧阳健：什么怎么了？欧阳健没话说了。
第三天，项茹梅给王思蜀打电话，告诉她：我想通了。
“想通了什么？”王思蜀问。
“既然我肯定回不去了，就必须学会在深圳生存下去。”项茹梅说。
“这就对了！”王思蜀说，“你连野狼坡都敢闯，难道还怕找工作？”
第三章 永恒的瞬间
12
找工作比只身夜闯野狼坡难。
项茹梅先是在家里看报纸，主要是看招聘广告。这也是王思蜀告诉她的。项茹梅在重庆的时候天天看报纸，来了深圳以后却从来都没有看过报纸。项茹梅在重庆看的报纸是公家的，在重庆她是国家干部，读书看报是国家干部的本分。到了深圳之后项茹梅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也就没有报纸看。项茹梅在重庆看的报纸从来就没有什么招聘广告，或许有，但是很少，少到项茹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在深圳项茹梅要自己买报纸看，而买报纸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看广告，具体地说就是为了看招聘广告。
买报纸其实也很方便，也就是早上买菜回来的路上花一块钱买一张《深圳特区报》。买回来之后，赶紧坐到窗户面前，认认真真地看。项茹梅没有想到深圳的报纸上面有那么多的广告，并且是分类的，比如招聘广告，就专门有一版。
项茹梅常常是绕开社论和新闻，直接往后面翻，直接翻到招聘栏，认真查看，感觉这个招聘内容与自己可能有点关系的，比如五金厂找技术员，项茹梅马上就照着报纸上的电话打过去。项茹梅感觉把握蛮大，因为招聘的是技术员，而项茹梅此时的技术职称是助理工程师，小马拉大车不行，大马拉小车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半个月下来，电话费花去不少，没发现一家合适的。首先对方所说的话她大多数都听不懂，其次是对方问她多大年龄，第三是问她什么专业，三关全过的一家没有。于是项茹梅开始改变策略，想着不一定要使劲抱着自己的专业不放，像自己这种年龄和经历，做管理其实也是行的。于是，再打电话的时候，项茹梅就留了一个心眼。首先是不管对口不对口的，只要是招聘管理岗位的，都打电话试试，其次是打过去之后，重点不是介绍自己的专业，而是介绍自己的经历，并且把自己的经历做适当的艺术夸张，比如说自己曾经是大队书记，然后上大学的，想着公社宣传队副队长跟大队书记也就差半截，这样的夸张并不离谱，所以夸张起来倒也理直气壮。可惜当时深圳在报纸上打广告招聘的单位大多数都是香港企业，香港老板不识货，并不知道大队书记曾经是个非常显赫的职位，所以项茹梅的这一合理夸张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项茹梅有点失望了，或者说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项茹梅又给王思蜀打电话。王思蜀说：你老是打电话不行，干脆直接去人才市场，直接去跟人家面对面地谈。
“不管怎么说你是大城市来的，”王思蜀鼓励说，“不比那些乡下来的有见识？不管怎么说你是进过大学的，不比那些初中生强？不管怎么说你是党员，不比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可靠？不管怎么说你是当过领导的，不比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会处理事情？只要当面一说，肯定行。”
王思蜀到底是做思想工作出身的，几个“不管怎么说”一下子就把项茹梅的闯劲又鼓动起来了。项茹梅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要是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就好了。当然，王思蜀并不是用人单位的老板，项茹梅要想找工作还得靠自己。于是到街上好好做了一个头，穿上一身干净得体的衣服，带上毕业证和交党费的小红本子，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人才市场。
项茹梅的这身打扮和心态果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是她无论走到哪个摊位面前，招聘单位的人都会主动站起来与她打招呼。刚开始她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闹明白，原来人家把她当成｜人才市场的管理人员了。最后她只好向人家解释，说自己是来找工作的。对方的态度才有所转变，甚至是马上就变了，那脸仿佛变成了她上山下乡的大巴山区生长的一种含羞草，本来是热情奔放的，只要人手往上一碰，马上就耷拉下来。个别生命力旺盛的脸庞收拢不回去，假心假意地给她一张表格填写，并让她回去等通知，但那通知仿佛是王母娘娘的诏书，向来都是有去无回的。
这样又过了一个礼拜，项茹梅的脸皮变得厚了一点。再走到招聘摊位面前，如果别人主动跟她打招呼，把她当作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她也就将错就错，主动以管理人员的姿态帮着他们做点事情，比如帮着他们收表格，甚至对应聘人员发表自己的看法。先套熟悉了再说，人只要套熟悉了，就不好意思马上把自己的脸当作含羞草。她发现这一招果然有效，某些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居然非常尊重她的意见，有时候她自己都被自己搞糊涂了，以为自己真的就是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了。尽管工作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心情已经好多了。
在这阶段，项茹梅对深圳的这些企业招聘人才的奥秘已经有了相当透彻的了解。当时港资企业比较多，香港老板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往往偏向于会说广东话的，在某些香港老板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广东人，另一种是北方人。还有的老板更直接，干脆将全世界的人归结为“说普通话的”和“说白话的”。项茹梅当然就属于那些“说普通话”的“北方人”，自然不在青睐之列。台湾的老板对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倒不是很在意，但是在招聘女职员的时候，往往要求对方年轻，台湾老板对年纪大的女人不感兴趣。项茹梅无疑是属于年纪大的，说不定还是特大的，因为这里是人才市场，来的都是“人才”，什么是人才？根据项茹梅的实际观察，在这里，所谓的“人才”对男人来说就是要有高学历，对女人来说就是年轻漂亮。“女人才”首先要年轻，要是连年轻都谈不上，后面的一条或者是几条连看都不用看了。
其实这也不能说是深圳的老板都挑剔，更不能由此断定老板们好色，说到底，这也是有人才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汇集到深圳，必然导致深圳的人才相对过剩，因此用人单位当然就要挑剔。以前在重庆的时候，项茹梅以为重庆的女人最漂亮，到了深圳以后，她才发现深圳的女人比重庆的女人漂亮。不是漂亮一点，而是漂亮许多。首先，重庆的女人是漂亮，但是并不是都漂亮，重庆的女人有漂亮的，也有非常一般的，甚至还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