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茹梅只好进一步放下架子，直接找倪和平和王思蜀，电话里面哭，当面哭，对她们说自己当时是一时糊涂，现在已经非常后悔，如果现在欧阳健能够再回到她的身边，哪怕要她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哪怕当牛做马，她也愿意，并且反复强调，她现在对欧阳健的感情比当年在大巴山区还要强烈。
倪和平和王思蜀交换了看法，她们相信项茹梅说的是真话。
“也真是她，”倪和平说，“我做不出来。”
她差点就说“只有坡坡屋出来的人才能做的出来”，但是还是忍住了，怕伤及无辜。
“我也是。”王思蜀说。
尽管她们都相信项茹梅情感的真实性，甚至都有点感动，但是在“帮忙”的问题上，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们怎么了？”项茹梅哭着问，“不是说劝和不劝分吗？”
倪和平和王思蜀互相看看，然后又看看项茹梅。
“是劝和不劝分，”王思蜀说，“当初你跟欧阳健是夫妻，我们劝你不要离婚，现在欧阳健跟林俐是夫妻了，难道你让我们劝他们分开？”
“他们是夫妻？”项茹梅问。问的声音很大，特别是“他们”两个字，做了重音处理，听起来仿佛是指责王思蜀胡说八道。
王思蜀不敢再说了，她担心项茹梅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怎么连欧阳健跟林俐已经结婚，他们是合法的正式夫妻这个事情都不知道。
三个人这样沉静了一会儿，倪和平说：“我们都是中年人了，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能力。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酿的酒只能自己喝。”
倪和平说的非常平静，但是说的也非常坚定。她既不想伤害项茹梅，同时也想告诉项茹梅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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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和平本来还有话要说的，说如果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维持社会平衡的不光是法律和制度，更多地是依靠伦理和道德。但是她只是心里这么想了，而并没有真说出口，她觉得项茹梅自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项茹梅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她仍然不甘心，于是，打出了手中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女儿牌。
项茹梅希望欧阳健看在女儿的分上，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威胁说：女儿是判给她的，凭她现在的经济实力，完全有可能把女儿带到国外，让欧阳健永远见不到欧阳渝丽，并且说到做到，马上就张罗着给女儿改名字。
这张牌果然威力巨大。项茹梅打出来之后，欧阳健就真的重新考虑了一番，但考虑的结果是仍然不能跟项茹梅重归于好。
“我是要对欧阳渝丽负责，”欧阳健对倪和平说，“但同时也要对林俐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手心手背都是肉呀。再说，欧阳渝丽已经大了，而林俐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出世，我不能让他一出世就没有父亲。”
当倪和平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项茹梅的时候，项茹梅感到有点绝望了。她摆出可怜相，求欧阳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无论无何再跟她见一面。
欧阳健不想做得太绝，答应了。当项茹梅看见欧阳健是与林俐手挽着手来到咖啡屋来赴约的时候，项茹梅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再恢复与欧阳健的感情已经不可能，于是当着林俐的面，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拉倒，把钱还给我。
“什么钱？”欧阳健问。
“我存放在你那里的钱。”项茹梅说。
“你存放在我这里的什么钱？”欧阳健问。
“准备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留给欧阳渝丽的钱。”项茹梅说。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会对女儿负责的，”欧阳健说，“有钱没钱我都要负责。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存了什么钱在我这里。没有。绝对没有。”
“你说什么？！”项茹梅问。这一次项茹梅的声音更大，并且对重音也做了特别加强，但是重音放在了后面，即放在“什么”上，仿佛她根本不相信欧阳健会说出这样的话。
项茹梅确实不相信欧阳健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欧阳健确实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说的非常坚决，非常肯定，非常坦然，以至于有那么一刻，项茹梅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项茹梅清醒过来之后，找到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尉，甚至把他们在深圳、珠海、广州、香港的那些当年插队的所有知青都找到了，请他们评理。但是欧阳健一口咬定没有这笔钱。王思蜀以及其他朋友当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背后都异口同声地说：欧阳健绝对不会是这种人，肯定是项茹梅自己疯了。
项茹梅真的疯了。不是因为那一百多万块钱，而在于她的绝望，彻底的绝望。在于她做人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在于她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彻底的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女儿对她的不信任。女儿欧阳渝丽承认父亲有怯弱的一面，但是她绝对不相信父亲欧阳健是那种辜负母亲的信任而把委托保管的钱财占为己有的人。女儿虽然没有说，但是她跟其他人的观点差不多，也认为项茹梅疯了。既然女儿都认为项茹梅疯了，项茹梅跟真的疯了有还有多大的区别呢？事实上，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这个人就等于是疯子，管她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疯子。
第六章 彻底的失败（2）
决心是下了，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主要是不好意思转弯，于是，借口商量女儿的事，约欧阳健见面。
既然是商量女儿的事，欧阳健当然不能拒绝，只好如期赴约。
见面的地点是咖啡厅，咖啡厅暧昧的灯光和舒缓的背景音乐总能与人的情感发生联系，最能引发旧梦重温。但是，无论是项茹梅如泣的叙述还是灯光音响的烘托，都没有能唤起欧阳健的旧梦。最后，连这样的约会欧阳健都不给予了。欧阳健说：有什么事你电话里说吧。
怎么能电话里面说呢？项茹梅其实就是想见见欧阳健，只要能见面，哪怕是什么话都不说，就是看看欧阳健坐在那里静静地喝咖啡，项茹梅都觉得心里舒服。但是，就是这样的机会欧阳健也不能给她了。欧阳健现在与林俐恩恩爱爱，形影不离，一点机会都不给项茹梅。欧阳健在电话里面明确地对项茹梅说：你可以不对我负责，但是我不能不对林俐负责。
项茹梅只好进一步放下架子，直接找倪和平和王思蜀，电话里面哭，当面哭，对她们说自己当时是一时糊涂，现在已经非常后悔，如果现在欧阳健能够再回到她的身边，哪怕要她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哪怕当牛做马，她也愿意，并且反复强调，她现在对欧阳健的感情比当年在大巴山区还要强烈。
倪和平和王思蜀交换了看法，她们相信项茹梅说的是真话。
“也真是她，”倪和平说，“我做不出来。”
她差点就说“只有坡坡屋出来的人才能做的出来”，但是还是忍住了，怕伤及无辜。
“我也是。”王思蜀说。
尽管她们都相信项茹梅情感的真实性，甚至都有点感动，但是在“帮忙”的问题上，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们怎么了？”项茹梅哭着问，“不是说劝和不劝分吗？”
倪和平和王思蜀互相看看，然后又看看项茹梅。
“是劝和不劝分，”王思蜀说，“当初你跟欧阳健是夫妻，我们劝你不要离婚，现在欧阳健跟林俐是夫妻了，难道你让我们劝他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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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夫妻？”项茹梅问。问的声音很大，特别是“他们”两个字，做了重音处理，听起来仿佛是指责王思蜀胡说八道。
王思蜀不敢再说了，她担心项茹梅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怎么连欧阳健跟林俐已经结婚，他们是合法的正式夫妻这个事情都不知道。
三个人这样沉静了一会儿，倪和平说：“我们都是中年人了，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能力。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酿的酒只能自己喝。”
倪和平说的非常平静，但是说的也非常坚定。她既不想伤害项茹梅，同时也想告诉项茹梅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倪和平本来还有话要说的，说如果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维持社会平衡的不光是法律和制度，更多地是依靠伦理和道德。但是她只是心里这么想了，而并没有真说出口，她觉得项茹梅自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项茹梅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她仍然不甘心，于是，打出了手中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女儿牌。
项茹梅希望欧阳健看在女儿的分上，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威胁说：女儿是判给她的，凭她现在的经济实力，完全有可能把女儿带到国外，让欧阳健永远见不到欧阳渝丽，并且说到做到，马上就张罗着给女儿改名字。
这张牌果然威力巨大。项茹梅打出来之后，欧阳健就真的重新考虑了一番，但考虑的结果是仍然不能跟项茹梅重归于好。
“我是要对欧阳渝丽负责，”欧阳健对倪和平说，“但同时也要对林俐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手心手背都是肉呀。再说，欧阳渝丽已经大了，而林俐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出世，我不能让他一出世就没有父亲。”
当倪和平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项茹梅的时候，项茹梅感到有点绝望了。她摆出可怜相，求欧阳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无论无何再跟她见一面。
欧阳健不想做得太绝，答应了。当项茹梅看见欧阳健是与林俐手挽着手来到咖啡屋来赴约的时候，项茹梅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再恢复与欧阳健的感情已经不可能，于是当着林俐的面，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拉倒，把钱还给我。
“什么钱？”欧阳健问。
“我存放在你那里的钱。”项茹梅说。
“你存放在我这里的什么钱？”欧阳健问。
“准备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留给欧阳渝丽的钱。”项茹梅说。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会对女儿负责的，”欧阳健说，“有钱没钱我都要负责。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存了什么钱在我这里。没有。绝对没有。”
“你说什么？！”项茹梅问。这一次项茹梅的声音更大，并且对重音也做了特别加强，但是重音放在了后面，即放在“什么”上，仿佛她根本不相信欧阳健会说出这样的话。
项茹梅确实不相信欧阳健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欧阳健确实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说的非常坚决，非常肯定，非常坦然，以至于有那么一刻，项茹梅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项茹梅清醒过来之后，找到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尉，甚至把他们在深圳、珠海、广州、香港的那些当年插队的所有知青都找到了，请他们评理。但是欧阳健一口咬定没有这笔钱。王思蜀以及其他朋友当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背后都异口同声地说：欧阳健绝对不会是这种人，肯定是项茹梅自己疯了。
项茹梅真的疯了。不是因为那一百多万块钱，而在于她的绝望，彻底的绝望。在于她做人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在于她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彻底的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女儿对她的不信任。女儿欧阳渝丽承认父亲有怯弱的一面，但是她绝对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