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就是直接进去要钱么？”
“才不是。”她说着走过马路，擦着一对怎么看怎么像偷情的男女的肩进去。我紧跑两步跟上，拉着她的胳膊：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弄钱的？”
她说：“你想干吗？你学不会。”
“你告诉我，我心里有了底，也好配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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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用你配合了？”她已经走到经理室门口，拍了拍门。
一个剃寸头、穿梦特娇牌T恤衫和黑色毛料西裤的男人开了门。典型的做生意的粗汉的模样。他看着我说：“干吗？有事儿找吧台。”
动物般的女孩向后一挥手，把我推开两步。我不知道她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儿，不由得退开。她一侧身滑进门里，门怦然而闭。我上前握住门把手，心里犹豫着是否应该拧开它，但没过几秒钟，感到有人从里面开门。我赶快拉开门，看到她惊慌失措地跑出来，头发遮住了半边脸。
“不灵了，奇怪。”她梗着嗓子说道。
门里面，那个膀大腰圆的经理吼叫着冲出来，对服务生喊道：“拦着他们！”
我拽上她，撞开两个不知所以的顾客，向门外冲去。一个梳着小辫的男服务员守住门口，虚张声势地挥拳踢腿。我住跑两步，一脚踹到他的肚子上，连人带门一起踹开，然后踩着他的肚子跑了出去。
我们在落花飘零一般的霓虹灯下奔跑，我紧紧抓住她的手，生恐滑脱。一边跑，我一边问她：
“什么不灵了？”
“要钱的办法不灵了。”
“什么办法？”
“不灵了就是不灵了，而且麻烦大了。”
我松开她的手，站住脚，向后眺望，并不见酒吧里的人追上来。这样繁华大众的街上，他们也不敢动粗。
“没事儿了，把他们甩开了。”我对她说。
“麻烦大了。”她张大眼睛重复，眼神空洞得连灯光也反射不出。
“赶紧回去就行了呀。”我说着转过身去，想再拉住她，却拉了一个空。回头一看，她已经不见了。我四处乱看，身边只有表情悠闲的路人，他们并不注意我。
我想叫两声，却想起来她没有名字，只能喊道：“你在哪儿？”惹得路人慢下脚步，侧目而视。也没回音。
我拦住一个身穿黑皮裙的姑娘说：“刚才有一个梳齐肩短发，穿牛仔裤的女孩，她跑到哪儿去了？”
7神秘人（3）
“没有啊，你不是一个人在这儿跑么？”那姑娘大概怕上了釉一样的彩妆受损，绷着脸毫无表情地说。
“不可能！绝对有！”我说。
“那你接着找吧，反正我没看见。”姑娘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慌忙扭开。
我又拦着一个身穿短袖羊绒衫、披着薄风衣的典型女白领：“一个这么高的女孩，刚才跟我在一块儿，你看见了么？”
这位姑娘干脆地说：“有病啊你。”
“我是有病我是有病，我就问你看见没有？”我追着她说。
她身边一个团委书记风格的男青年霍地闪出来，像等待登台等了很久的B角演员一样，正义而宏亮地朗诵道：“不要纠缠她！”
我说：“那我就纠缠你，你看见没有？”
那哥们儿遣词造句地说：“不知所云！”
我又试图拦住一个壮实得像柔道运动员的姑娘，但没想到那姑娘真是柔道运动员，而且身旁还跟着一个男柔道运动员。还没说话，那位五大三粗的汉子就一拳砸到我脸上：“滚操！”
我眼冒金星，感到鼻子里有什么东西汹涌地奔腾，叫也没叫一声，仰面而倒。此时天清月朗，街上灯如流水，屋檐上方树影婆娑，街上弥漫着时代特有的快乐与百无聊赖。这就是动物般的女孩失踪的经过。
二十分钟以后，我捂着花瓜一般的脸跑回去，拍开地下室的门，失魂落魄地唔噜不清。此刻，张彻正抱着吉他，咬牙切齿地苦练最简单的指法，脚边散落着两三根弹断了的弦。黑哥安详地握着刀片，在左手动脉上比来比去，不时摇头叹息。
“我×。”张彻看到我，条件反射般地蹦起来，从枕头底下抽出链子锁，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铲仇铲仇。”
“不用了不用了，人早跑了。”我从烟灰缸里捡出两个相对干净的烟头，把过滤嘴部分剥离下来，塞进鼻子里。
黑哥抱过张彻的吉他，随手扫了几个音，美妙无比。张彻往门外看了看，又问我：“你那个姘头呢？”
我无法解释，只能让他骑上车，跟我再到街上去找。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深深垂着头，预感到这次必将无功而返。仅仅是形式上的寻找。
我们在街上遛了三圈，逢人就问，没打听出任何消息。几个酒吧的门童眼睁睁地看着我挨过打，却一致否认当时曾有个女孩和我在一起。路上的行人早已不是原来那些，问他们无异于刻舟求剑。第三次经过今晚进去的那家酒吧时，我忽然想起什么，拉上张彻推门进去。
酒吧里已经一如既往，恢复正常，服务生和客人像舞台剧布景一样或坐或立，不动声色地看着主人公奔忙。我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几步跑到经理办公室门口，拧开门进去。
标准糙汉一般的经理端坐在巨大的仿红木老板桌后面，面前放着一盒“三五”牌香烟、一个酷似硕大的花朵的玻璃烟灰缸、一支小瓶装的“嘉士伯”啤酒。
而桌上最醒目的摆设还是一个袒胸露｜乳、穿着黑色连裤袜和长统皮靴的女人，她毫不惊慌地点上一颗烟。
“人生极乐。”我忍俊不禁，对经理说。
“也就是没乐找乐，其实也没劲。”经理无可奈何地站起来，又无可奈何地坐下，因为他的裤子没有随着臀部上移。
“适当来点儿威慑，我觉得这气氛不严肃。”我对张彻说。张彻便呜呜呜地抡起链子锁，边抡边寻找目标，最后一家伙砸到烟灰缸上。夸啦一声，玻璃花变成一片乱琼碎玉。但是经理不为所动，稳如泰山地系着裤子，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同样的烟灰缸：
“哪拨儿流氓进来都砸这个，真他妈形式主义。”
我也笑了，这年头什么事儿都透着形式主义。“你严肃点儿。”我对他说。
经理果然是常在街面混的人，一瞬间便形式主义地严肃了起来，对我说：“我见过你。你胆儿还挺肥，还敢来呢？”
“我来这儿不是为别的，就是问你点儿事儿。”
7神秘人（4）
“也怪我胆儿太肥了，没叫点儿人过来，否则非弄死你们小丫的。”经理嘟囔着说，“那你问吧。”
“今天那女孩儿没再来过你这儿？”
“没有。跑了之后我也没追你们。”
“她进来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来着？”
“还说这事儿呢。”经理烦躁地说，“一进来就跟发了臆症似的，死盯着我眼睛看，我不看她还不行，看了一会儿，她突然来这么一句：扫黄办的，拿钱来吧。差点儿把我给乐死。有那样的扫黄办么？说雏鸡我倒信。”
“就说这个？你确定是跟我一块儿跑的那个女孩？”我怀疑他弄错人了。
“绝对是她，今天晚上除了你们再没人进来过。我也劝你们一句，以后流氓勒索也讲点儿职业规范行么？让女精神失常患者打头阵，亏你们也想得出来。”
“哦。”我说。如果那经理说的是真的，他当时想必如堕烟雾，我现在也是，“那就先这样吧。”
我拍拍张彻，想往外走。经理却在后面说：“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那你说怎么着？”张彻又抡了一次链子锁，把新烟灰缸也敲了个稀巴烂。
经理说：“你们大哥是谁？哥们儿在这条街上做买卖，总得知道名儿吧。”
“没大哥，今天纯属误会，您忙您的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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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不行。”张彻说，“既然他非把咱们当流氓勒索的，咱们好意思空着手回去么？象征性地拿点儿吧。”
经理从抽屉里拿出一千块钱，凛然放在桌上：“你们要有胆儿，就把这钱拿走。”
我把钱揣到兜里：“拿了怎么着？”
“别再打了别再打了。”经理看到张彻又在抡链子锁，“我也就是诈诈你们，既然你们不吃这套江湖规矩那我也没辙，求你们别再来了行吧？我们做买卖的就怕这个。”
“行行，谢谢您啊。”
我们和经理客气地道了别，“你们慢走。”“别送了还得提裤子怪麻烦的。”走出酒吧以后，我看着瞬息万变又一成不变的街景，忽然感到一种脚下平地变成悬崖般的慌张。她没有来历没有姓名自称扫黄办的，还那么像某种说不出名字的动物，还长着布满皱纹的Ru房——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更关键的是，当我迷恋得无可自拔的时候，她像烟一样散开不见了。
我从烟盒里磕出一颗烟，掐掉过滤嘴，把纸烟部分放到嘴里点燃。火柴像礼花般凭空绽放，又像流星般随着手腕一甩陨落。我深吸一口，将烟抽掉足有三分之一，在黑夜的幕景下，缓缓吐出的浓烟犹如草原上的白云一般。我试想着浓烟可以根据意识幻化成不同的形象，并试着在烟里找到动物般的女孩的身影。但令人恐惧的是，我已然记不清她的脸庞。我曾在温暖的窗下久久凝视过她，也曾在黑暗中与她贴面而眠，但此刻只记得她的身上带有某种动物的气质。除此之外我一无所获。
黑哥在地下室里幽幽地弹出单音，似乎是约翰…列侬与大野洋子单飞后创作的曲子。我坐在筒子楼门口的台阶上，静望夜空，努力回忆属于我的那部分音乐。当年柴可夫斯基曾前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谒见常年与他书信往来的梅克夫人。但由于阴差阳错，他这次又与梅克夫人擦身而过，未能谋面。恋人似乎生活在虚幻之中，永远不可触及，在柴可夫斯基的一生中，从未正式与梅克夫人见过面。他大概产生了咫尺天涯的恍惚感，从而写下了弦乐六重奏《佛罗伦萨回忆》。
张彻点上一颗烟，他坐在我身边。眼前的小区昏暗空旷，骑自行车的人们有条不紊地来往。一个手持木棍的小孩沉浸在幻想之中，煞是威严地走过。
我又抽了一口烟，烟烧到根部，手指都烫得发疼了。
“也许她是有什么急事，过一会儿就会回来。”张彻对我说。
我轻轻一笑，摇摇头。他又说：“也许她是一诈骗惯犯，这次失手之后照例要躲一阵子。”
7神秘人（5）
我把烟扔到地上，下巴顶到膝盖上。看不出她有什么急事，也没有那样的诈骗犯。看到我不说话，张彻把烟丢给我，起身回地下室去了。再过两分钟，美轮美奂的单音将变成狗屁不通的弹棉花，但是我认为弹棉花也独具美感，起码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
夜风在头顶掠过，虽然无声胜似有声，树影在眼前摇曳，看似移动时则静止。我呆若木鸡地坐在台阶上，像很多夏日乘凉的人一样，不知不觉进入了半梦半醒间。一瞬之间，似乎有一串钢琴的声音在耳畔滑过去，我以为出现了幻听，便更加疲惫地坐着，想听听脑海里到底能产生什么音乐。
一直坐了不知多久，那琴声还在隐约回荡。低沉、阴郁，虽然若有若无但重音却极其有力，几乎洞穿我意识中的耳膜。树声和风声自然而然地与它配合起来，汇成一支虚无缥缈的协奏曲。几栋楼宇之间已经没有人在走动，野猫像鬼魅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