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东甸子后，与小迷糊保持着通信联系，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我离开那里一年多后，城市的工厂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我们户第一个被招出去的是老房，被招到敦化县文化馆搞美术宣传，脱离了苦海，成了拿工资的人。接着冯长骏被敦化亚麻厂招去当工人，成了世袭工人。又过了一段，王亚奎也被长春一个厂招为工人，回到了家乡。招工的热潮一起，表现稍好的都留不住了，我们户四个女生，一个不拉，全都招回了长春。1975年时，集体户就剩下小迷糊一个男生了。
小迷糊，变得老实多了，沉默寡言，原先身上的猴气和虎气都不见了。唇上的胡须留得很长，一副老成的样子。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你一个人，能坚持住吗？”
小迷糊说：“没事。老屯对我，挺照顾的。”
我还见到了老龚和家轩。
老龚后来转户到前郭尔罗斯，在那里被招到辽河油田当工人，小资气息一扫而光，非常务实了。和一个知青出身的女工结了婚，过起了小日子。他给我看了他老婆的照片，比他当年追求的师长女儿差远了，比关美玲也差远了。
我对老龚说：“你务实，我能理解。不过，这么俗的女孩你也能接受，我真万万想不到。”
老龚嘻嘻一笑：“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俗。不俗，就活不好。这你不懂！”
他仍然英俊如昔，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决不会再唱了。我看着他，心中感叹：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强硫酸，再坚定的人，也能被它腐蚀掉。
家轩，仍是衣冠楚楚，但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在我离开后不久，转户到了长春下属的九台县，干得怎么样，不太清楚。
我虽然离开东甸子最早，可是对我来说，离开农村的日子仍然还是遥遥无期。我家下放的那个怀德县，不属于长春，也极少有从长春下放来的知青，所以长春的工厂根本不来招人。而本地的工厂，又不招长春的知青。我陷入绝境，除了招工不行，其他的出路也不行。因为父亲的历史上有那么一点“问题”，我就既当不了兵，也上不了大学。父母下放后，没过两年，就因工作需要被召回了城，把我剩在了那个泥潭里。唯一值得一说的是，经过几年的劳动，我吃得多，睡得好，身体变棒了，相貌也忽然英俊起来；在油灯下读了几本人文主义书籍，心灵开了窍，“拽”几句唬人的哲理不成问题。整个成了风流倜傥的一个人。
老龚对此甚感惊讶，一个劲儿说：“你小子，变了。变化大了！我要跟你好好聊聊。”其实，他才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当年朗诵舍甫琴科的诗，句句掷地有声，唤醒了我对自由的向往。正因为有“不自由的巨大哀痛”，我才能有勇气在怀德县的油灯下，一年年地抽空读书。
当然，我还看见了她，梁燕眉。她已经是长春某厂一位光荣的女工了。眼睛仍然含情脉脉，对我仍然很亲切。我们男女生，是死都不能说暧昧话的，可是她自有她的表达方式。照相的时候，要排队伍，大家一阵乱。她亲热地拉了我一把：“过来，咱们户的人，站上面。”
这一拉，我知道分量。可是，她此时已是城里人，是光荣女工，我不过是一个二老屯，我还能怎么样？阶级有差异，就不能谈爱。我在小学时看了话剧《雷雨》之后，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偷着观察了一下她。女工梁燕眉气质上一如既往，可是，再也没有了17岁时的那种明丽。岁月这把刀，把我这废物雕成了一个翩翩帅哥，却把梁燕眉这绝代佳人雕成了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工。
我心里黯然。有个什么东西稀里哗啦的碎掉了，刺得我心痛。
那是我第一次为女人的凋落而伤感。后来，我又不知看到过多少水灵灵的女人一茬一茬地枯萎下去，心肠慢慢硬了起来。其实，照相那天老龚所说的，是一个千古命题。“什么是生活？”——我现在终于领悟到，无数的女人一代代的老去，这就是生活。她们的老去，在提醒着我：这辈子，已经有很多时日过去了。
1975年春，我们在照相馆短暂相会，然后各奔西东，至今，再没有见过面。
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小迷糊也上了大学。唯有我们两个，勉强没有被时光之刀雕成废物。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结局。尤其是，老房和长骏是不是一辈子都在敦化没有调回来？老龚是不是至今还在辽河油田？我无从得知，但心里一直惦念着。
现在，我家的对门，住着一对重组家庭的退休工人。那女的，是一位文化不高、风风火火的半老太太。每天练扇子舞、买菜做饭、带孙女。见着我，总是很有礼貌的问一声：“上班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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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和梁燕眉，几乎同龄。
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那青葱岁月，哪里可寻踪迹啊？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