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对军管首长经常经过的道路，防范更加严密。
所有驻城内，城外的部队都加强了戒备，防止暗藏敌人乘机破坏。
在此期间，部队所有领导的思想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千方百计地防止各种问题的发生。
当时有一件事情搞得很紧张。
陈颖弘骑自行车从城内开会返回清河营地途中，突然从路旁窜出几个歹徒，手持驳壳枪喝令她下车。
当时她已经来不及取自己的枪了，在这紧要关头，她情急智生，竟猛蹬自行车箭也似地直撞歹徒。
有歹徒猝不及防，立刻倒翻在地，其余匪徒同陈颖弘扭打在一起。
在翻滚搏斗中，歹徒手中的枪响了，子击中了陈颖弘的右手手臂，她不顾手臂的剧痛，拼命地将歹徒压倒在身下，狠狠地用手指抠入歹徒的眼窝，硬是将其眼球抠出。
附近公安人员闻枪声赶来，与陈颖弘一起将所有歹徒制服。
二．
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军事和经济危机，强力搜刮民脂民膏，在国统区实行币制改革，收缴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然而，事与愿违，金圆券法案的实施，不仅没有挽救其反动统治，反而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垮台，使金圆券发行短短9个月便彻底崩溃，成为世界上最短命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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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要继续进行，没有金钱支撑万万不可，为挽救因法币崩溃引起的军事经济危机，蒋介石想出了一个杀鸡取卵的办法，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
蒋经国为打好上海币改这一仗，上任伊始就在上海义乐饭店导演了一场霸王请客的“鸿门宴”，将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十多人请来，要他们马上汇报金银外币的存量，要求限时送交中央银行。
蒋经国还把有孙科做后台进行金圆券投机的上海林王公司头面人物王春哲以“抵制金圆券法案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
消息传开，整个上海金融界大为震动，不得不按蒋经国的要求就范。
就在金圆券刚刚强制推行之时，国民党政府便后院起火，主管金圆券发行的财政部爆出币改泄密丑闻，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
为确保金圆券发行后的流通信誉，蒋经国还专门成立了近2万人的“打虎队”，先后查封扣押了一大批从事走私、套取官价外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违法经营公司和大小老虎，将上海滩有一定影响的戚再玉，陶启明，张尼亚，王春哲4个“小老虎”枪毙，将64个“中老虎”拘押，就连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也被关进了大牢。
这是一个可能由于岁月久远而被人疏忽了的问题，一座城市的统治权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的更换，从经济上来说，会有一个谁也无法绕过去的问题：货币。
这就是说，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打到你家门口的苏州河对岸了，你手里持有的官方规定的流通钞票还只能是“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
而次日，解放军彻底完成上海战役的军事行动，上海全市获得解放，共产党接管国民党的旧上海市府，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随即宣告成立。
这时，新政府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让老百姓使用共产党自己发行的钞票—人民币。这种新钞票当然不可能由政府白白地发给老百姓，得凭老百姓手里原先持有的国民党旧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军管会布告规定的期限内去规定的地点予以兑换。
在上海的国民党旧政府即将倒台，共产党的新政府马上就要登台的当儿，有人伪造“金圆券”，这问题不是明摆着吗，是准备在上海解放后用这些伪造的“金圆券”到人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去兑换人民币。
这是与伪造人民币同样性质的犯罪活动，并且，处在新旧政权更替的阶段，这还无疑有着一份搅乱金融秩序，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作用。
因此，即将出任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的陈毅对此非常重视，问这位地下联络员：“这条情报可靠吗？”
地下联络员回答：“这是从国民党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那边得到的最新情报，是地下党在上海的内线密报的。”
第一九四章。 识别真假钞票
一。
蒋介石通过金圆券币制改革洗劫了全国老百姓数以亿计的财富，仅在上海一地，就搜刮了黄金110多万两，美钞3400多万元及大量的白银，港币和银元。
此后全国物价狂升，到1949年4月，上海地区竟上涨了62769倍。
许多老上海人回忆说，那时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第二天就只能买半斗米。
到后来的月工资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就连买手纸都要提上一面袋金圆券。
金圆券的暴跌导致无数老百姓拿着一堆废纸等死，据上海一家慈善机构统计，仅4月2这一天，倒毙街头无人掩埋的死尸就达452具，老百姓痛骂国民党是地地道道的“刮民党”，蒋介石是“蒋该死”。
到了1949年6月，金圆券在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和西北各省均被拒用，国统区经济陷入全面崩溃。
而蒋介石利用“金圆券法案”上演的币制改革闹剧，却搜刮了巨额财富。
据资料统计，蒋介石溃逃前夕运往台湾的黄金就有万两，外币8000多万美元，银元3000多万元。
上海全市解放。
1949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根据中共中央社会部要求，组织力量收集，整理，编写上海和江南主要城市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组织，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教育金融等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几十册。
为南下接管干部了解上海敌情和社会情况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
受命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王春立同志是在5月26日晚上随华东局机关经上海近郊的南翔，真如进入上海市区的。
根据安排，5月28日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而王春立同志身负侦查使命，在27日就投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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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就已经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组建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为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做了大量准备。
鉴于伪造“金圆券”一案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组织上通过“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在5月27日就从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旧警察中抽调四人作为王的助手，他们几个人组成了伪造“金圆券”案专案侦查组。
王春立同志说：“大家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刑警了，又熟悉上海情况，希望我们同心协力尽快将这个案子侦破，完成陈毅市长下达的这一光荣任务。他又说，这个案子的侦查工作有个特殊要求，就是时间上必须抓紧，领导没有给我们限时，但是有一件东西给我们严格限定了时间。”说着，王春立同志取出了他所说的这件东西。
这是一份旨在整顿货币流通秩序，稳定金融市场的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布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
二。
陈颖弘经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行拉拢，并参加多次秘密会议。
她的言行很适合敌人的口味； 陈颖弘在保密局内部又已取得了合法地位，作为长期内线是具备得天独厚条件的。
华东局社会部王春立同志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魄力，才把陈颖弘从敌人内部中撤退出来。
所以陈颖弘最后并没有去台湾，根据党的秘密情报工作需要，王春立同志要她匿名方颖留在上海，继续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从当的特殊侦察工作。
犹其是那份将要到手而没到手的大陆潜伏谍报网计划和绝密档案，以及他们在全国各地偷偷设立的许多座地下军火库及炸药存放点。
据可靠情报当时由于陈颖弘她们派人送去的军事布防情报和军事地图准确可靠，解放军进攻上海快速顺利，使敌人的大陆潜伏谍报网计划和绝密档案大部分没有来得及运走，被迫藏匿在一个秘密的洞库之中。
知道这个地方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金圆券”案件加上大陆潜伏谍报网计划和绝密档案都不是小事，王春立同志要求陈颖弘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并训练出一支特种侦察分队，隶属于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队将会配有最好的侦测，交通装备和武器。
陈颖弘只提了一个条件，还是以年轻女子为主，每个人都要有专长。
这恐怕是一支真正意义的特种情报侦察部队。
在一定意义上又圆了陈颖弘的梦想。
“金圆券”大面值用美国进口的印钞纸，小面值用国产的天章印钞纸，全部用美国生产的印刷机器印刷。
各种面值“金圆券”的版子，均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供，据说是向美国定制的。
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的次日，财政部派员赴“中央印制厂”收回了所有面值“金圆券”的版子，目前不知下落，估计是携往广州或者台湾了。
事实上，该厂从上月16日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后，就再也没有印制过。
从技术角度说，“金圆券”是一种质量较好，印制考究的纸币，采用双面胶印方式制作，具有一定的防伪措施，不易仿制。
因此，要想把“金圆券”伪造得跟真钞票毫无差异的难度极大。
但是，作为伪造者，他们既然敢于一试，那就不排除具有很高的技术手段，因为“国统区”秩序混乱，民不聊生，那些具有高超技术手段的能工巧匠目前流落于民间的不在少数，这样的人才如果精心伪造，从各种技术上来说，估计是能够仿制出几可乱真的“金圆券”的。
不过，即使是伪造成功，也只限于在市面上商家手里私下流通使用，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银行工作人员手里兑换人民币。
第一九五章。 破译一个难解的谜
一。
假钞在银行专业人员手里还是能够轻易识别的。
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身高体大，5月底的上海还没有进入夏天，这位仁兄已经是一身夏装打扮，西装短裤，中袖运动衫，露出两条肌肉发达的臂膊，上面刺着两条盘旋在一起，张嘴吐着红色信子的青蛇，骑着一辆英国名牌自行车，一看便知是一个富家青年，纨绔子弟。
如此一个主儿，于人民政府规定的收兑日的第一天上午十点，一本正经地赶到老闸区的一个收兑点，自行车前面的网兜里放着一个捆扎得方方正正的大纸包，后面书包架上还捆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打算兑换多少“金圆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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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把网兜里的大纸包拎出来放在桌上，打开一看，是清一色的一百万元面值的崭新“金圆券”，一共是十扎，每扎一百张，合计十亿元。
十亿元能兑换多少人民币呢？
按照军管会规定的十万比一的比值，可以兑换一万元人民币——这是旧币，相当于如今市面上使用的人民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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