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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王一民坐在写字台前。他拿出手枪，小心翼翼地拉开，见里面只有两颗子弹了。他真喜欢这支枪。这枪不但帮他打了敌人，还勾起了他那难忘的战斗回忆……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他就被党派进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去了。在那里，他就有这么一支小枪。因为有武术的功底，手劲、眼力都好，所以他枪法练得又快又好，面对敌人，弹不虚发。一九三三年初，党又调他回哈尔滨做反日救国会工作。他就把小枪送给他的良师益友李汉超了。今天，他面前又摆着这么支烤蓝的小枪，怎能不高兴呢。他找出一块干净布包好，塞在腰带上。然后站起身，跳上写字台，举起手轻轻托开两块天棚板，手一用劲，又翻上了棚顶。天棚是两层的，他探着身子，掀开一块木板，板下放着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书籍。他从腰中拔出小枪，放在文件上，盖好木板，又翻回到屋里。他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棚顶上，是有他的安排的。如果出现情况，他跳上写字台就可以迅速地翻上顶棚。房盖上他早已准备好一个部位，椽子和瓦片都是活动的，手一扒，头一顶就可以钻出去。紧挨着他住的西房山头，是一棵高大的杨树，他纵身一跳就可跳到树上，然后顺着树往下一滑就到了墙外。这样，敌人还没有攻破屋门，他已经跑到墙外的胡同里去了。
王一民从天棚上下来，擦掉写字台上的脚印，一看手表，已经快到四点钟了。他还想在日酋玉旨雄一到达前，赶回车站去。他忙洗了洗手，打开立柜下边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块黑面包，一碟酸黄瓜，又从暖壶里倒了一碗白开水，坐在桌前，咬一口面包，就一块酸黄瓜，香甜地吃了起来。
3
北满的春风大，一刮就是好几天。清晨，风刮得檐头上的小鸟卿卿嗽嗽地叫个不停。它们叫着，跳着，迎着大风去外面觅食。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和往日一样，又在盘算着这一天要干些什么。可是哈尔滨火车站前和往日大不一样了！通往南岗、马家沟、道外的几条马路完全戒严，只有紧贴车站往霓虹桥去的一条通道可以行人。前一段时间连这条通道也被卡死，站里站外憋得人山人海，有的旅客拿着长途火车票，眼看着火车开跑了，票白废了，气得直跺脚；有的妇女急得号陶大哭。敌人一看不行，这才下令开放这一条通道。人多、道窄，霓虹桥上挤得你喊我叫，前推后拥。挨近桥边铁栏杆的地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大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凶狠狠地监视着每一个行人。任何车辆都不准通行了。这一来可苦了那些背包提货上下火车的人，他们流着热汗，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刚想去擦汗，一阵大风吹来，帽子刮跑了。这顶礼帽，翻滚着，蹦跳着向铁栏杆前飞去。老知识分子冲出人流，刚要去撵礼帽，忽听一声断喝：“巴嘎牙路！死了死了的给！”一把明亮的刺刀对着他探过来，吓得他一闪身，跌坐在地上。眼看那顶礼帽随风翻跳着，飞到几十米高的桥下去了。
王一民绕到道里，随着人流走过霓虹桥。桥下往西南一直到车站主楼，一字排开站的还是日本大兵。他们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不许擅越雷池一步。越接近车站，日本大兵排得越密，来往行人中贼眉鼠眼的可疑家伙也多起来。王一民一边走着一边往“纪念碑”方向张望，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八个鲜红大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王一民心中不由得一喜：敌人竟还没有办法把它擦掉！
在碑下，面对着八个大字站着一大群人，多数是穿着黄呢子军装和警察制服的家伙。中间也夹杂着一些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的人。还有几个穿着“胸前四个兜，背后三叠口，中间横带走”的所谓日满协和服的人。因为这种服装当时才刚刚出现，穿的人还寥寥无几，所以人们就管最先穿上这种衣服的人叫抢头汉奸。
距离这群人不远的地方停着一排小汽车，旁边站着挎匣枪的随从和马弁。
碑下这群人对着八个大字，扬着头，挥着手，指着、叫着。两辆救火的消防车鸣着凄厉的笛声开来。顶盔贯甲的消防队员拽下水龙头，对准八个鲜红的大字猛冲起来。两条水龙，同时冲向一个目标，激起的水花随着大风向四处飘散着。
站在碑下的那群穿西服、长袍的家伙忙往后退，有的还要往小汽车里钻。可当他们发现站在最前面的穿黄呢子军装的人，像插在地上的木头撅子似的一动不动，后面穿警察服和协和服的人也没有往后退的意思，便不约而同地又一个一个溜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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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水龙猛烈地冲刷着八个大字，鲜红的大字不但没有褪色，经水一冲，又被才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一照，更加红光闪闪，耀眼生辉。
王一民看到这情景，真想为之高声喝彩。可是就在他想喊而不能喊的时候，不远的地方竟有人笑出了声，声音虽不大，听得却很真切、熟悉。他心中一动，忙向笑声望去。原来竟是他的两个学生，八个大字的创造者——肖光义和罗世诚。这两个青年笑得那样天真，那样开心。这是冒着生命危险而大获全胜以后的无法抑制的笑。这犹如你用一种奇妙的方法，真的从老虎嘴里把它那锋利的牙齿全拔下来了，然后又看着它吼叫着，蹦跳着，既痛不欲生又无计可施的时候，你能不笑吗？是呀，是应该笑的。但是他们忘了时间和地点，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地方？敌人不会给我们欢笑的权利，伴着这欢笑而来的可能是残酷的镇压、血腥的屠杀。王一民想到这里急出了一身冷汗，他急于想制止这两个无畏而又天真的学生的忘我行动。但是隔着好几个人，他过不去，也不能过去。他心里一急，便用力咳嗽了一声。这一声对两个熟悉他的学生果然好使，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向他这边望过来。当他们发现那往日所敬重的老师，昨晚搭救他们出险的勇士，现在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张开嘴巴，想喊出声来。王一民就抓住这短短的一瞬间，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这不是一般的瞪视，这里交织着恨、怨。爱的最复杂的感情。眼睛是会说话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就用一双眼睛办了许多大事。无怪有人捉住敌人时要蒙上眼睛，这不光是防止他看，也防止他说——用眼睛说话。刚才王一民那么一瞪，两个学生便立刻一缩脖子，把什么都憋回去了。王一民随即向周围瞥视了一下，跟着又细看了看。当他确信还没有引起“狗”的注意时，才长出了一口气。实际这时“狗”也都被两条水龙激起的浪花吸引过去了。
当王一民又转过脸来看“纪念碑”时，已经换了另一番景象。只见一群穿黄衣服的警察，在碑下像叠罗汉一样搭起高低不齐的好几座人梯，最上边的拿着新地板擦子，拼力地在八个大字上蹭着。哪知不蹭则已，一蹭更加明亮，下边站着的那群人就更加不安地骚动起来。
这时王一民就听旁边有两个人小声嘀咕说：“从天不亮就折腾，到现在还纹丝没动。”
“听说先不让动弹，又等大官，又量尺寸，又照相，又查脚印……”
王一民还想听他们说下去，忽然觉得人群骚动起来。车站主楼前边的人都往这边退。他忙往那边一望，只见一群警察，正手持洋刀，往这边驱赶人群。人们叫着，争辩着，但是都不顶用，有的人已经被刀背砍伤。又流血了，流血在那年月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王一民被前边的人群簇拥着，推搡着，向后退去。这时他发现肖光义和罗世诚离他越来越近了，便向他俩轻轻摇了摇头，两人会意，再也不往他身边挤了。王一民一边往后退，一边往墙根上靠，当他靠稳了以后，就再也不动了。他估计车站前戒严的警戒线不会扩展到这里，而这里地势稍高，不仅可以看见“纪念碑”，还可以看见车站主楼前的情景。肖光义和罗世诚见王一民靠在墙根上不动了，便也学着老师的样子，靠上了墙根。三人的目光，汇聚在“纪念碑”上。
这时，那群站在“纪念碑”前的人已经走进了车站主楼。“纪念碑”上的叠罗汉不见了，又更换了一台场景。这回是由警察和日本宪兵几十人联合演出的。只见他们合力扯着一块水龙布的苫布，企图裹住“纪念碑”，遮上那几个字。可是布大，风急，水龙布被风吹得一会鼓起来，一会又瘪下去，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几十个人挣扎着，喊叫着，但是怎样也拖不上去。这时，从主楼里跑出一个穿黄呢子衣服挎着大战刀的日本军官，一边跑一边向“纪念碑”前的那群“斗风人”比画着，嘶声喊叫着。王一民隐隐听见在他的喊声中有“哈牙哭，哈牙哭”的句子，是在催他们快干。王一民抬头一看车站主楼上的大钟，时针已指向五时三刻，原来日酋玉旨雄一坐的专列就要进站了。
在那个日本军官的指挥下，又有几十名日本大兵跑来，参加了“斗风”的队伍。他们拿出武士道的精神，像拔河一样，喊着号子，把大苫布围上了“纪念碑”，遮住了红光闪闪的八个大字。但是正当他们拿绳子往碑上捆的时候，专列进站了。于是在军官的催逼、叫骂下，把大苫布草草地捆了捆，就都匆忙地撤离“纪念碑”，退向一旁去了。
火车站里传出阵阵日本《爱马进行曲》的吹奏乐声，一大群人从车站主楼里走出来。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长了一副铁青脸，圆眼睛，趴鼻梁，留着黑胡子的人。他头上戴着镶红色帽顶的黑缎子帽头，上身穿着团花青缎子马褂，下边露出蓝缎子长袍的底襟，青缎裤，扎腿带，脚下是一双皮圆口的礼服呢布鞋。这身打扮，活像中国的阔商老板。这个人就是来到黑龙江省执掌生杀大权的日本法西斯头子玉旨雄一。他穿的这身长袍马褂，是伪满洲国规定的国服。这种国服在一般情况下是可穿可不穿的，尤其是他这样的太上皇。但他一为显示自己是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来的老中国通；一为表示自己是尊重大“满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