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那卓越的身体素质和扎实的基本技术却已经练了出来，欠缺的只是经验和稳定性，简单来说，如果诺伊尔与布冯等世界顶级门将比较扑救能力，有差距的只是实战中发挥的下限，而实战中发挥的上限却并不会比他们逊色，甚至因为身体条件的优势反而会更胜一筹，大概也只有切赫等个别身体素质更加bt的怪物在他之上。
因此，如果高军的射门刁钻到诺伊尔无论如何也扑不出来，那么世界上就几乎没有守门员能够扑得出来了。对于射门精度在世界范围都难觅对手的高军来说，确定这个极限值十分重要。因为若是过于追求角度，反而会导致击中门框或者偏出的概率加大，而降低射门得分率，那可就是过犹不及了。
虽然实战中对方守门员的状态很少会真的达到极限值，但是一个门将在单场比赛中的扑救次数是极其有限的，局势占优时甚至可能就那么一两次扑救。仅靠比赛中的观察，高军根本就没办法准确估测对方当时的极限扑救能力，反倒是直接拿极限值来确定自己射门的精度要求来得更加可靠，特别是在初次交手的遭遇战中。不过，也只有射门精度达到高军如今的境界，才需要这么做，打个比方来说，假定大部分同档次前锋射门偏差值是上下一分米，而高军则是上下一厘米。那么差了一厘米对高军的影响就比对其他人大了10倍！
当然，射术并不是一个前锋得分能力的全部体现，无球跑位、拿球摆脱等等同样十分重要，光是射门精准却很难获得射门机会同样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何况随着现代足球的发展，对前锋的要求也已经远不止射门这一项了。不过，用诺伊尔的话来说，高军现在虽然还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前锋”。但极有可能已经是世界上“门将最怕的前锋”了。。。。。。
但是更心惊的却是高军，以诺伊尔的极限扑救能力来判断。自己面对那些世界顶级的门将时，只要对方的后防线没有犯错，自己在阵地战中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能够确保将球射入的好机会，因为在世界级后卫们的保护下，那些门神只需要封住不算太大的一部分角度就行了，以他们的超强扑救能力。完全可能做到毫无死角。也就是说，如果高军继续之前那样没有绝对把握就不轻易射门的踢法，他想要破门就得完全依赖于定位球和快速反击了，“这就是世界级门将的真正实力吗？”
再加上即使是如今稳定性还很成问题的诺伊尔，如果放到中国。也绝对算得上是超级稳定的“强队门将”，因此高军尽量不作无效射门以免让对方门将兴奋起来的想法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意义，因为那些世界级的门神就算全场没有几次救险的机会，也普遍能够始终维持相当水准的状态。
这些认知令高军陷入了深思，最终促使他作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看来以后不能过分追求射门的成功率了，估摸着有五成以上的成功率就要坚决地射门了，对方的防线越强，就越要如此，没有后卫保护的点球和单刀时除外。。。。。。”
此后，高军的射门得分效率有了明显的下降，不再像之前那样始终保持着平均超过六成的恐怖数据，受对手强弱的影响也大了许多。但高军出神入化的射门技术与在门前永远冷静的绝佳心态还在，所以他的射门得分率依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而且由于射门次数因此大幅增加，高军的场均进球数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必须考虑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的不同）。。。。。。
由于今天打了一场队内比赛，再加上强度本就不低的训练，大家在训练结束时都很疲劳，因此高军决定还是改天再请大家到家里吃饭。
虽然只是俱乐部帮忙暂租的房子，但比起崇明基地的集体宿舍，还是明显多了几分“家”的味道，由于没有家人同住，高军的那一大套公寓房显得过于空旷，因此便与家人没来德国的杨浩住在了一起，由于杨浩“开心果”的性格，这套仍然显得大了一点的公寓房内总能时不时地传出欢声笑语。
至于高军的那些团队成员，因为都有各自的生活，所以并没有和他住到一起，其中高军的私人医生刘思源、营养师夏川凉子与体能教练亨利不好离得太远，因此也都住在这幢楼里，只要高军一个电话就能马上赶到，而私人厨师林师傅更是请了几个人在底楼开了一家小食堂，这样高军和队里的其他几位中国球员、甚至是他们的父母就都不用自己做饭了，而林师傅的手艺更是让大家都赞不绝口。至于经纪人门德斯与新聘的法律顾问德国人汉斯，则都有自己的事业，高军有事时才会跟他们电话联系。因此他们自然不会也挤到德累斯顿来凑热闹。。。。。。
虽然俱乐部主席扬森。鲁迪将很大一部分的权力都下放了，但是该做的工作他还是做得相当到位，俱乐部给外援们安排的住处就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为了利于外援们更快地适应德国的文化风俗，但又不致于让他们、特别是来自于中国的几个年轻球员心理孤寂，俱乐部让他们所住的公寓套房相距不远，但又被当地人的住房隔开。这样一来。中国的小伙子们既可以跟自己的同胞与队友保持往来，又不得不跟自己的德国邻居试着相处。不过，德累斯顿迪纳摩俱乐部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也是因为当地房多人少的特殊情况，如果是西部城市，一幢公寓楼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空房？
两德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持续大量移民西部，而这十几年中又有很多东部老人陆续过世，导致东部的人口明显下降。即使这些年里几乎没怎么新建住宅楼，东部的住房空置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这就进一步导致房地产无利可图，新住宅楼就更难看到了，而由于租金极低，又要支付高昂的房产税，因此也很少有当地居民大量屯房出租，高军他们租来的套房都是当地政府名下的公租房。听隔壁的老工程师海因克斯说，他们所住的这幢公寓楼是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建成的。虽然因为长期是公租房的缘故而维护很差，但可能是由于建设时考虑到了战备的需要。这些公寓楼依然无比坚固，用海因克斯的话说，“就算是用大炮对着轰，都很难炸塌。。。。。。”
不过，坚固归坚固，外观上自然好看不到哪儿去。这也是苏式风格的一大缺陷，但大家来德国只是为了踢球，所以这一点倒是可以容忍的。相对来说更难适应的，则是德国远比中国严格得多的物业管理，好在大家都是租的房子。还不至于要给房间动大手术、诸如凿开壁橱之类，否则一旦被发现的话，肯定会被罚得连妈妈都不认识。。。。。。
在德国，严格的远不止是物业管理，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各项规章制度让初来乍到的中国小伙子们普遍感到很不习惯，容昊更是忍不住吐槽道，“西方人也真好意思说自己是‘自由国度’，随便开玩笑说个‘黑鬼’都会惹来麻烦，哪儿有中国好啊！你看看网络论坛上，那真是啥话都可以讲啊！”
高军闻言不禁笑道，“其实也只是刚来不适应罢了，熟悉了之后一样有空子可钻，德国严禁亲纳粹的言论，但是新纳粹活动那样猖獗，几千人聚集游行却不犯法，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不只是中国才有啊！”，容昊想到这里，不禁有些好笑，这时他又想起一件事来，“对了，来这里之前，我一直觉得西方人都活在天堂里，但是现在怎么觉得比我们中国人还辛苦啊？我不是说收入，即使这儿是东部，收入也肯定是比咱们高，生活水平嘛，至少他们家家有车，可是跟他们接触多了，我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不是一般地紧啊！”
“原因很简单，收入高，但开销也大啊，税收、保险两大项一扣，剩下的还能有多少？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德国东部比西部穷得多，但这些必需的支出却差不多，东部人自然日子过得紧巴巴，要拼命往西部跑了，不像咱们国家，穷的地方开销也小，所以总还能勉强支持。说到底，‘有余’才能日子好过，光是收入高却一直入不敷出，那日子自然不好过，而现代社会可不是想省钱就能省得下来的。。。。。。”，高军说到这里，忍不住用半带调侃的语气说道，“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啊！”（未完待续。。）
第三章 德乙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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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德累斯顿在东部已经算是情况最好的了，高军他们所住的那个住宅区也都是有一定收入才住得起的，里面就更是没有多少穷人了。就拿高军隔壁的那个家庭来说，由于老头老太退休之前都是收入不错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就算老了以后，日子也还过得可以，可是他们的儿孙却还是大多去了西部，德国人又不讲孝道，若非正在德累斯顿上大学的一个孙女时常会过来探望他们，这个家里真就完全是暮气沉沉了。
也不知道是否是俱乐部有意为之，高军隔壁的老头居然在半个多世纪前去过中国，至今都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原来，建国初期不光是苏联援华（虽然收钱而且不便宜，但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有钱也很难买到，称为援助并不为过。），很多东欧国家也在老大的号召下派出技术专家来帮助中国，其中科技水平比苏联还高的东德更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那个名叫沃纳的老头正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以援华专家的身份和他当时的妻子一起前往中国，并在那里工作和居住了整整三年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沃纳老头对中国人的善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中国人明明自己连饭都吃不饱，却还是保证他们这些外国专家天天都有足够的肉蛋奶鱼供应。因此虽然如今德累斯顿的球迷当中很多人都对俱乐部主席放权给高军“乱搞”十分不满，老头沃纳却坚定地相信高军这个中国人不会为了私利坑害俱乐部。在与高军通过彼此只懂皮毛的德语和汉语聊过几次之后，他就更是相信这一点。
当然，沃纳、至少现在的沃纳也并不是一个特别狂热的球迷，如今年纪老迈，又有心血管病，去现场看球的次数就更少了。说起来这可能是因为他是理工科出身。因而理性较强，自然不容易陷入狂热。
说起来，德累斯顿是欧洲最重要的科研中心之一，但整体来说经济却并不怎么样，这里较为富裕的居民基本都是像沃纳这种高级理工科知识分子，也由此衍生出了一个问题——德累斯顿现在是有钱的居民对足球不够狂热、而狂热的球迷却几乎都是穷人，能够到现场看球就不错了，周边产品却是很难消费得起的，德累斯顿迪纳摩俱乐部的收入一直不高。与此很难说没有关系。
不过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情况对高军他们这几个德累斯顿的中国外援来说却是利大于弊的，否则要是这幢大楼里也住了很多“抵制高军”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不过话说回来，之前俱乐部在安排住所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是有所考虑的，否则就太失职了。。。。。。
其实即使如此，楼内也还是有少数球迷明确地对高军等人表示出了敌意。这些人几乎都是学生，也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