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有什么关系？”曾炩对这些“古礼”、“今礼”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在朝堂上也是被一帮子人吵得头晕眼花，不知所云。
赵松笑着说道：“所谓‘今礼’，最早见于《大戴礼记盛德》，也就是光武皇帝中兴后所采用的明堂制度。《礼图》中说，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即为现在洛阳明堂的九室建筑格式。‘古礼’则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的五室明堂之制。至于和今、古文经学有什么关系……”赵松迟疑了片刻后，继续说道，“戴德大师是今文《礼》学大家，因此一般来说，持‘今礼’观念的儒士几乎都是今文经学一派，但也有例外，比如蔡邕、卢植两位大人。他们是古文经学大家，但坚持明堂制度为‘今礼’，并把它写进了《汉书》。”
“也就是说，朝中很多古文经学派的大吏也是支持‘今礼’，就是九室明堂制度了？”曾炩问道。
赵松点了点头，“总理大人，我急急忙忙来见你，就是想向你解释三雍一事。今天朝堂上，荀大人、崔大人、郗大人等大臣明显占据下风，这对朝廷的新政非常不利啊。”
曾炩暗暗吃了一惊。建一个三雍宫，采用何种明堂制度，会对新政不利？他望着神情严肃的赵松，轻轻挥了挥手，“你慢慢说，我仔细听着。”
明堂是周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之制自西周开始广为流传。
昔年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周公于是辅佐武王讨伐殷纣。后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继而天下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在先秦典籍中，明堂多为布政之所。《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其实，明堂之制除了祭祀、布政外，还包括诸如内治、建官、颁朔、望气、大教、学校、养老、尊贤、飨射等多项礼制活动。
在儒家经典中，三雍是礼乐教化的象征。
先秦时期，礼乐教化一直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治国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兵戎纷争，烽火连锦，以礼乐行教化所必需的稳定局面并未出现，儒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迂阔之学”。
本朝立国之初，儒生们期望能“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材，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而陆贾、贾谊等学士亦提出了“礼乐教化”安天下的主张。但当时天下刚刚平定，财赋匮乏，将相只能以牛车代步，广设礼乐、详尽制度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这种内无余财，外有强敌，诸乱未平，匈奴又至的混乱局势下，本朝初期只能行“黄老”之学，行无为之政，以便让百姓休养生息。
到了孝武皇帝时期，国事渐趋安定，财赋稍有盈余，这时才有论礼乐、建明堂之议。赵绾、王臧等公卿大臣打算仿照古制，在长安城以南建明堂，但由于“三雍”是儒家礼乐政治的象征，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极力反对。结果赵绾、王臧被迫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汀幻庵啊�
窦太后死后，孝武皇帝大权独揽，他有能力建明堂了，却没有实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孝武皇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本质上还是推行王霸之道，他并不愿意实行礼乐教化的德政。他嘴里所宣扬的德政和他所做的事互相抵触，儒家理想与朝廷行事大相径庭，儒家之说多数是用来装饰政事。
到了孝成、孝元皇帝朝，儒学对国政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士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儒家的理想很难适应现实的需要，不能影响和控制朝政运作，继而导致士人们在礼制改革上的反复摇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士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孝平皇帝朝，儒家思想开在朝政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儒学的声势日渐提高，朝廷开始调整早年在宗庙祭祀、礼仪制度、都城建筑等方面与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古制”之间的差异，并进行局部修改。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奏请天子，建明堂、辟雍、灵台。元始四年，由古文经学大家刘歆依据《考工记》设计的三雍宫建成，本朝以三雍为代表的礼制建筑从此出现。
这座位于长安南门外大道东侧的三雍宫，完全符合《周礼》中规定的明堂必须位于“国之阳”的规定。它外围方院，四面正中有两层的门楼，院外环绕圆形水沟，院内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层每面也各有一堂；上层台项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象。这是一座五室明堂。
光武皇帝中兴之初，迅速修复了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以表示其对儒家理念的认同，帮助其推行“修文偃武”之策。
光武皇帝充分利用这些礼制建筑进行礼仪活动，在明堂举行祭祀，在辟雍举行乡射、饮酒礼，在灵台辨云物、观休征，大大促进了儒家礼制建筑和儒家礼仪活动的融合，实现了自本朝立国以来儒士们几百年的梦想。
光武皇帝本是儒生，素习经典，他先有王莽托古改制的前车之鉴，后又借助符命而称帝，故而他对儒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孝武、孝宣皇帝朝的“装点门面”，也不同于王莽的泥古，他把礼教和国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光武皇帝的中兴大臣中很多人研习**，他们把儒家德政、礼乐、教化等学说和治国之道结合起来，以儒家学术思想作为国政的指导基础。三雍在儒家学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国政中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
光武皇帝重视三雍，说明他愿意采用儒家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这与孝武、孝宣皇帝朝重视武功霸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光武皇帝认为三雍不仅仅代表了本朝建筑合乎礼制的特点，也代表朝廷要强调“德治王政”，要重视礼乐教化，反对侧重于武功霸业，所以他所采取的明堂制度也完全和过去不同，他采用的是九室明堂制。
今天，朝中的大臣们要求仿照洛阳明堂重建三雍，要求继续实施九室明堂制，其用意是什么，不言而喻。
“三雍不是一座建筑，它是礼制，礼制是儒学的基础，儒学是国政的灵魂，它对朝政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赵松郑重说道，“大人，如果朝廷采纳了九室明堂制，很显然，朝廷的中兴策畴会渐渐向‘修文偃武’的方向发展，将来，也许就是几十年后，现在的中兴策略极有可能被彻底推翻，大汉可能会重蹈覆辙，再次走向败亡。”
曾炩霍然醒悟，说了半天，还是中兴策略之争。
“看样子，这个朝廷要换换了。”曾炩冷笑道，“有些人太老了，想法和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该回家享享清福了。”
“明天，请荀大人、郗大人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想个对策。”
第一九三章政争
第一九三章政争
明堂之争爆发后，三雍宫的建设随即搁置，但为了不影响重建长安城的进度，天子下旨，拜司隶刺史太史慈为为营都大监，董昭为营都副监，于秋收后开始征调民夫建设未央宫和修缮长安城墙。
三雍重建关系到礼制问题，礼制问题又和汉祚的命运息息相关，持“今礼”和“古礼”两种观念的大臣们各不相让，朝堂上的争论日复一日。
从争论双方的官吏来看，坚持“今礼”，坚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不是原北疆系，主要就是门阀世家，如蔡邕、刘虞、荀攸、伏完、王柔等公卿大臣。他们态度明确，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这些人里面，蔡邕是一个例外，对于蔡邕为何要坚持“今礼”，曾炩很是不解。不过，在听了赵松的解释后，曾炩倒是有一些理解了。
坚持“古礼”，坚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为北疆系，陈群、张昭、张纮、赵商、枣祗等人也是据理力争，至死不让。
两系大臣再次针锋相对，朝政受到了严重干扰。
曾炩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慎重。三雍毕竟不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种明堂制度关系着社稷的长治久安，不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朝堂上的争论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今日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本来，这些年曾炩在北疆大力推行现代科学，十余年下来，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古文经学毕竟是在大汉朝有了数百年的底蕴，其影响力不是曾炩所倡导的现代科学所能比拟的。对此，曾炩虽然感到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一个让曾炩头痛无比的事情，这种学术上的争论，甚至将原来的北疆系都分成了两派。最初的北疆系，也就是最先来到北疆的那一批人，包括郑玄的一帮弟子和曾炩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来到北疆的那些人，是坚决的古文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