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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的末日》
《人的末日》是《论死亡》的精华本，恩莱特教授在茫茫书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后将找到的死汇编成一本30多万字的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在这30万个字中找好的死，删编成“五角丛书”的《人的末日》。这本书在学校图书馆角落里，从登记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过，但封面却很皱——这很好解释，题目太吸引人了。其实，这本小册子细细读读，还能给人许多死之内或死之外的启迪。书的前言中，译者将人类谈论死亡和谈论性相比，并得出两者一致的结论。其实不然，“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谈论性时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而从来不见有人向往地谈论死。西方文人历来比较开放——其实不是开放只是正常罢了——两样都不讳忌。所以小册子里尽是些什么“约翰”、什么“斯”，中国的只见到一个沈从文，外加一个“译”字，使人难辨究竟是沈从文译别人还是别人译沈从文。总的感觉，中国文人太可怜。其实，我觉得如此浩大的中国不会缺少论死的东西，除了恩莱特对中国文学、哲学总体的不了解外，还包括中国文人向来觉得“死”这东西不登大雅之堂，偶尔写一些也仿佛少女的日记，只待夜深人静时自己品读，并“有理，有理”地叫。我看到的一些中国论死的东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赘笔过多，像什么“她的母亲薄氏，又催促我写一篇祭文”之类，仿佛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约稿。归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来看去终究像在看小说。不过比起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祭文”来简约多了，因为那些祭文像大说，只是多加了几个“吁”、“呜呼痛哉”的感叹和“谁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叹，好在那时西洋文化传通受阻，要不则成“虐我太cool”，真是“呜呼”几下了。再逐条读这本书，发现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们津津乐道的“死神”是个什么东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说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学》里有一段话：“死神十分尖刻，几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尽管你宁愿避开，可其身上有种东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欢，但你又害怕。”读过以后，我大为吃惊，以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气更大的霍班的《克莱因蔡特》使我确信死神是个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边剔手指，一边自言自语，并说‘我从没有这么剔净过手指，这真是个肮脏的差事……’”这说明死神的肮脏比起许多男人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男人再脏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知道了死神，还要了解地狱。雪莱曾把地狱描绘成是伦敦，“人们纷纷堕落”，脏乱狭小不堪。而雪莱显然悲观了，相反地，英国颓废主义代表劳伦斯在这方面显得并不颓废，在《伊特拉斯坎人的住所》里说“死人的住所特别大特别美”，这又让人难以决定死人到底呆在什么样的地方。在西方哲人的眼里，坟墓却总是个好地方，好像坟墓就是家，所以不知西方哲人的内人会不会“爱上一个不回坟墓的人”。想想，科技发展飞速，公元前2000年人类的美好设想在公元2000年前肯定都已经实现了——不，只有一条，在《基尔加姆史诗》里，乌特拿比希蒂姆说：“没有永恒的事物，我们能否建一幢永不倾圮的房屋？”我很遗憾要告诉乌氏，不能，不仅不能而且现在我们的房屋还没你们的牢固，别说什么经受地震了，甚至在不地震时都能莫名其妙地塌了。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说：“谁要是目标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便是撒谎。”完了，这年头撒谎的人太多了，许多人都说“我不怕死”，也许死来临时，就“怕死我了”。埃斯库罗斯在《尼俄伯》中说：“惟独死神不喜欢礼品，无论奠酒还是献祭都毫无助益，他没有祭坛，也听不见颂歌。”我纳闷为什么现在有些当官的没当死神的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悲剧大师埃氏没写清楚，万一死神喜欢女人，那真是个大悲剧了。Z。赫尔伯特在《卡吉达先生思索地狱》中说：“地狱最底的一层，与流行的说法相反，这里既未住着暴君，也没有弑母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追求别人身体的人居住的。它是艺术家的避难所。”其实，许多艺术家的确很配住进“流行说法”中的最后一层，就冲着最后一条。同文中：“撒旦也资助艺术，他为艺术家提供安宁的环境、美味佳肴和与地狱完全隔绝的生活。”如果我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就下地狱去找撒旦。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说：“我就这样在一吻中死去。”这个意境很符合麦柯尔·开宁的剧本《死吻》。最近在一本地摊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新婚夜，新郎吻死新娘》的奇文，看来这年头接吻还需要理性，狂吻之余还不要忘了两个鼻孔也能进气，不要闲置不用，辜负了上帝的精心设计。阿尔维莱兹在《野性的上帝》里写伦敦警署能鉴别投河自杀的人是死于负债还是殉情，因为殉情者会为解救自己而死死抓住桥墩，手指破裂不堪。相反，负债者像块水泥板一样直沉下去，毫无后悔之意。可见殉情也是一时冲动，最后想通感情这东西可有可无，不像钱，非有不可，你无须对感情认真，而债主会为你欠他钱而认真。《圣经·所罗门之歌》中说：“如果有人想用自己所有的家产换取别人的爱情，那必定受鄙夷。”《圣经》显然过于神圣了，其实上面的情况不仅不应受鄙夷，还应受表扬。真正要鄙夷的应该是想用自己的“爱情”换取别人所有家产的人。安裴罗·维斯帕西安死时感叹：“啊！我想变为一尊神！”其实，当神也没有什么好处。《新约全书·启示录》中有一段文字描写圣城耶路撒冷，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可见神大不了也只是一个照明工具，说穿了就是只大一点的手电筒之类。以上胡侃一堆，不着边际，而且怕会犯着一些“空气”管理人员，真是不敬。其实，活人说死就好比富人论穷，是说不深刻的。死亡是什么，我们无须探究，引用汤因比的一句话：“死亡是生命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活着的生物结构增加一些复杂性。”下半句说明死亡好似哲学，但既然哲学之外的道理比哲学之内的道理更有道理，“死亡”也是一样的。
小镇生活
这是我在小镇呆的第四天，书的腹稿已经打好，只差搬出来写在纸上了。不过小镇的宾馆实在太吵，外面天天施工到半夜。服务台说，这就是小镇在日益发展的象征。我有点生气地说，你们宾馆扩建至少要保证客人的休息吧。你别以为门口挂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人家就当你是五星级的宾馆。服务生有点忍不住了，说你要安静就去古镇区租间房子。她的话刺激了我。我收拾好行李，和这家宾馆匆匆而别。小镇非常古老，分两个镇区。古镇区的明清建筑保留完好，政府正要开发这里。游人尚不如织的原因是，小镇一来名气还不响，二来没有过哪个名声显赫的人物在明清两朝里住过这里，缺少名人故居，所以对一些没有文化的游人来说这里缺少了一种文化底蕴。政府常抱怨明清的文人没眼光，只知道人多力量大，成群结队往周庄跑。我经过小镇的柳永弄。弄名是政府给起的，原来叫万福弄。因为万福弄弄口有一棵柳树，所以有人突发奇想，把那柳树围起来立块碑，说这是《雨霖铃》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惟一指定柳树。柳永弄因此得名。在柳永弄的尽头有一张租房启事。房子就在附近，旧式的，看上去很美，住下去很难。不过，这里宁静多了。我在楼下看见靠窗的二楼正好可以摆书桌，正对一条小河，是个写东西的好地方。最后是我和一个落魄小子合租了这套民居。他搬进来的时候，只见一大堆一大堆的画具。“画画的？”我顺手拈起一支画笔问。“嗯。”他继续搬箱子。箱子里都是他镶了框的画。“可以看看吗？”“随便。”我拿起一幅画欣赏，很写实，我看明白了。金黄碧绿的田地，欧洲式的农舍，一条泥路从近处铺向远方，远方有类似牛马的东西在吃一些类似草的东西，总体感觉还好。“不错。”“谢了，瞎涂。”“法国？你去过。”“不，是西班牙。”“好小子，西班牙怎么样？”“没去过。”“那你怎么把西班牙画得这么像西班牙。”“你刚才不还认为这是法国吗？”我顿了一下，用手指抚几下油画，找不到话。想自己怎么说话尽往死胡同里扎。“嗨，别摸，你会不会看画？”我道过歉，隐约觉得这人不好相处。“你叫什么，画家？”“甭叫我家，是家就不来这儿了。”“好，怎么称呼，画画的？”我总觉得我这是在称呼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大佑。”“罗大佑？”“差一点。”“马大佑？”“以后就叫我大佑，我没姓。”1三年前我从校园逃出来。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绝顶的人。因为有些博士其实见识没有多少长进，只是学会了怎么把一句人都听得懂的话写得鬼都看不懂。本来我会呆得很好，反正大家都是混日子。出去后也要交房租，那还不如呆在寝室里舒服。睡在我上铺的老刘搞西方文学研究，主攻法国，论文没研究出来，反而学会了法国人怎么谈恋爱，说恋爱最主要的是小环境的美好，两人随时随地必须凝视，这样就会有一种浪漫油然而生。后来老刘就栽在了凝视上。在学校的小树林里，两个人凝视得太专注，被某个辅导员捉住，事情还闹得很大。其实凝视并没有错，最主要的是凝视的同时，两个人还干了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生精神面貌的事情。后来老刘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一天晚上我们听见女生寝室里乱成一团，有校领导的呵斥，女生的尖叫，还有老刘的怒吼。我意识到老刘算是完了。果然被劝退。老刘离校时，对我说了一句气势非凡的话：“小子，你也别呆了，反正以后都是自由撰稿人，要个文凭干嘛。”我当时觉得亏，因为老刘说起来退学了但好歹也是因为这风流之事，而我就这么傻乎乎去自动退学不是亏了。老刘属于这种性情中人，其实这个“性情中人”的意思就是性中人和情中人。老刘生性放荡，属于那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物。一次学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正在上课，老刘摇晃着身子要出门，老教授一愣，问“干什么！”老刘说，上厕所。老教授当时的脸色就有点不知所云，想年轻时他也是特立独行的人物，也还没英勇到上课闯厕所的份上。让他上吧，面子和威严就扫地了，不让他上吧，万一憋死了负不起责任。正犹豫着，老刘已经不见了。就因为这事，老刘成为全校女生目光的焦点，每次老刘上厕所都能引人议论。老刘从不安静，他的感情就像掉了树叶的亚当夏娃那么无遮无拦。我说老刘你要有点修养，你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