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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家门，母亲正坐在厨房，没有开灯，黑幢幢的一个影子：“发愁呢！晚上吃什么好？大过年地！”
“随便嘛！跟平常一样，天天不都是过年吗？”
“我弄了个五花扣肉，就想不出别的了，昨天剩的莱，冰箱都装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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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等会儿就端上桌吧，薇薇只怕要晚下班，咱们先吃！”
“唉！”老人家叹了口长气：“哪儿像过年哪！一点儿年的味道都没有，连鞭炮都没听见一声。”说着迳自向里屋去了。
心里觉得对老人家过意不去，跟了进去，母亲正坐在临窗的椅子上看后院的雪景呢！
成百的寒鸦，正迎着雪在枝头聒噪，每只都不断地抖动着身体，震落身上的雪花，这是老人家最爱看的景致之一，她几乎算得出那些鸟会什么时候突然消失在树林的深处。
窗台上摆着一排柿子，母亲一个个摸了摸，又为它们掉了掉方向：“天这么冷，这柿子摘得生，听怕熟不了几个。”跟着又是那个老故事了：“想当年在北京老家，后院里放只水碗，浸上个大盖柿，等冰冻上了，拿进屋，撕开了一个口，用力吸，柿子全成了果冻，真甜哪！哪儿是这美国柿子比得上的……”
突然电话响，儿子从学校打来的，开口就是洋腔，听了有气，吼了回去：“你讲英文，老子听不懂！怎么？是不是为了旁边有洋同学在，说中国话丢你脸，那就不要说，老子不懂洋文！”儿子赶紧改了国语，说什么班联会要开会，不能回家吃晚饭。
“好好好！不回来算了！”挂上电话，回头看见老人家站在后面发呆，也不知说什么好，又不到吃晚饭的时候，便默默地下了楼，摊开稿纸，打算爬爬格子。
却听得上面厨房传来剁菜的声音，把写作的兴致也打消了，想要上去抗议，又按捺了下来，老人家不是说了吗：“大除夕，全家不能一块儿吃年夜饭，总得吃几只元宝（饺子）吧！”
赵小兰家门前，长达一百二十尺车道的柏油路面，竟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下自己铺成的。
宴客时，孩子们当女侍；买东西拿收据回家报帐；念大学向政府贷款，署假打工还钱。连布什总统都说：“应该向朱木兰女士学学怎么管孩子！”
他们这一家
——赵小兰所受的家庭教育
在我念研究所的最后一年，日文课班上突然出现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太太。当她正襟危坐，挤在一群二、三十岁年轻人之间，跟着教授朗读的时候，实在很有意思。起初我以为她只是排遣时间的旁听生，后来看她也紧张兮兮地应付考试，才确定是正式的研究生。她从不缺席，笔记又写得好，所以溜课的人都找她帮忙，我们称她为赵太太，直到毕业，才知道她就是赵小三的母亲——朱木兰女士。
我今天提到赵小兰，并不想强调她是华裔在美国政府职位最高的人，也不想讨论她的白宫学者、花旗银行或哈佛大学的经历，而是希望读者能了解一下赵小兰的家庭生活。因为我相信，没有那样好的家庭教育，很难有赵小兰今天的成就。最起码赵小兰今天立身华府高阶层，那种不亢不卑，带有适度矜持与华裔尊荣的气质，必然来自她那特殊的家庭教育。
我用“特殊”是绝不为过的，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家庭，能有她家那样完整而严格训练的已经太少了，即使在中国，相信也不多。
看过“真善美”那部电影的人，大概会记得当茱丽安德鲁丝初去当家教的时候，父亲一吹哨子，孩子就由大到小，列队出现的画面。
这种情景，几乎也能在赵小兰的家里看到。
赵小兰的父亲赵易成博士很好客，每有客人来，六个女儿只要在家，一定会出来招呼。她们以非常恭敬的态度为客人奉茶，脸上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尤其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以前当赵家宴客，几个女儿不但不上桌，而且守在客人身后，为大家上菜、斟酒！
当我不解地问朱木兰女士时，她说：“不错！我们是教她们做Waitress，但那何尝不是一种训练？我的先生常对女儿说，人生做事好像开车，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时候必须左转右转。不要把伺候客人当做辛苦的事，当你们读书读累了，招呼招呼客人，不是一种休息吗？何况在这当中，可以学到许多待人处世的道理！”
也就因此，他们家虽有管家，孩子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大人的道理很简单：“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管家是请来帮助父母的，不是帮助孩子，年轻人理当管自己的事，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否则很难学会独立！”
不仅料理自己的内务，每天上闹钟起床，小时候赶校车上学，回家由姐姐带头，自动自发地念书，而且她们家的六个女儿，还分担家里的琐事。
每天早晨，她们要出去检查游泳池的设备、捞掉水上的脏东西。到了周末，则要整理占地两英亩的院子，把杂草和薄公英拔掉。赵小兰最小的妹妹，现年十六岁的赵安吉，已经负责处理家里的帐单、将那诞卡的邮寄名单输入电脑，并接听晚上的电话。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小兰家门前长达一百二十英尺车道的柏油路面，竟然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之下自己铺成的。赵小兰曾在“我的事业与人生”文章里说：“那时我们不见得喜欢，如今想来，大家一起工作、一起交谈，很能领会父亲良苦的用心了。”
“家园！家园！这个园地是一家人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朱木兰女士说。正由于她们对家庭贡献出自己的心力，所以尤其会爱家，觉得自己是家的一份子，家是属于自己的。特别是在一家人共同的工作中，更能体会荣辱与共、同心协力，而产生共同意识。
赵锡成博士夫妇的身教是极成功的，他们家在晚餐后极少开电视，做父母的也以身作则，不在电视前花太多的时间，母亲跟着孩子一起读书，父亲则处理未完的公务。从事航运工作的赵锡成博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这种对事业专注的态度，相信对赵小兰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不论多么忙，与子女的沟通还是不能忽略的。每个星期天，他们一定全家去做礼拜，午餐后的点心时间，则举行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大伙高谈阔论，每个孩子说出自己新的想法、收获，提出计划，并征询父母的意见。所以当外人惊讶于赵家姐妹的纪律与服从时，要知道那是经由亲子之间充分沟通，所获得的共识。当她们为家里做事时，不是想到父母命令自己做，而是心里有着使命感。家是一个“共荣圈”，当每个成员都这么有向心力时，当然会兴旺。
我们确实看到朱木兰女士，一九六二年带着赵小兰和两个更小的女儿，坐船来美国，从孩子们半句英文不通，必须由父亲熬夜逐字教导，艰苦奋斗到今天，已经有四个分别从哈佛、哥伦比亚、维州大学等名校的研究所毕业。连朱木兰女士，都以两年全勤的纪录，修得硕士学位，当然，赵锡成博士更成为美国航运财经界的名人。
但是赵家尽管富裕，孩子却多半进公立高中，在外面的花费，不论大小，都要拿收据回家报帐。赵小兰念大学的学费，还向政府贷款，靠暑假打工还钱。这不表示赵锡成夫妇小器，而是因为要求子女独立、负责，把钱花在当用的地方。
他们常对孩子说：
“我们虽然俭省，但是你们如果要学东西，绝对不省！只是既然说要学，就有责任学好！”
所以赵小兰和她的五个妹妹，不但功课好，而且各有才艺。赵小兰能打高尔夫球、骑马、溜冰，更弹得一手好琴。以前家住纽约长岛时，还经常出去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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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每年在暑假和耶诞节，分别安排一次全家的远游，从选择地点、订旅馆房间，乃至吃饭的餐馆，完全由孩子负责。所以，这旅行一方面是全家同乐，一方面也成为孩子们组织、分工的训练。
由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赵小兰姐妹的成功，与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无怪布希总统在白宫接见赵锡成博士一家时，都特别强调这一点，还对太太芭芭拉说，应该向朱木兰女士学学怎么管孩子！
怎么管？答案应该是——将中国传统的孝悌忠信与西方社会的组织管理方法结合，既培养个人的独立性，更要求每个人对家庭的参与，透过沟通后产生的共同意识，达成期望的目标。
父亲节就快到了！据我所知，在今年六月十六日美国父亲节时，赵小兰特别暂时放下交通部副部长的繁忙工作，由华府赶回纽约的家中，为赵锡成博士过节，请问，在国内有几个身在外地，位居要津的子女，能在父亲节时赶回家，井诚挚地送上一份礼物与祝福？
节，在国内，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海外游子的心理，代表的却是“怀念的故乡”！“
我家后面的竹林我从来不相信过年燃爆竹是为了赶年兽，中秋吃月饼是源自杀鞑子，端午包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些节日实际上就好比美国人的复活节、感思节、耶诞节一样，除了庆祝的原始意义，更是人们为了隔些时全家能团聚一次，而藉题发挥的机会。所以屈原是有幸，没在中秋时节投江，否则人们可能啃完月饼之后跟着包粽子？政府又可能放完大假之后，再来个弹性放假吗？一年三节，端午在孟夏，中秋在仲秋，新正在暮冬，各差三，四个月，不是碰得巧，而是造得妙！
人们不但会平均着时间来制造节日，而且聪明到配合天气来过节，譬如秋天萧条，就在晚上吃月饼赏月，或烤火鸡感恩；冬天冷得没处去，就呼卢喝雉地守岁，或办通宵耶诞舞会；至于端午和复活节，外面正是一片大好风景，则全改成白天过节了。所以，谈到这儿，屈原又是有幸，没在冬天投江，否则人们可能在冷风飕飕的江上赛龙舟，又可能万头钻动在两岸吗？
不过我们真是得感谢发挥想象力，创造这些节日的古人，他们不但让大家团聚有理，而且使每个节日都各有特色，在记忆中变得那样鲜明。于是尽管来美国十多年，想到中秋，就在心里升起了大月亮；说到过年，就咻地飞过一支冲天炮；谈到端午，耳边则传来咚咚咚咚的鼓声。
甚至可以说在海外过节的味道更浓，但那浓不是过节的当天会听到更多的鞭炮，赏更久的月亮，或吃更多的粽子。而是一年四季，只要听见鞭炮，就想到故乡的新年；只要看到明月，就忆起儿时的中秋；只要吃到粽子，就欣欣然地以为河上有了竞渡的龙舟。
节，在国内，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海外游子的心理，代表的却是“怀念的故乡！”
所以在台北，你可以推开窗大喊一声，跑下楼去找那叫卖的人买个肉粽；在美国，你可能开五个钟头的车，去中国城买一串粽子，再忙不迭地赶回家，分享你的家人。而那咬下去的滋味，在台北是肉粽，在异国是乡愁。
总记得以前有个朋友，每到端午就用快递，从高雄送来一包粽子，到手还有几分余温。他更不时地打电话问收到没有，且用台语在那头喊着：“寄话会加，寄东西会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