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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新房的每一个柜子、每一盏灯,都是老爸亲自设计的。墙上有专用来挂画的槽沟、天花板有专为照画的“投光灯。”
书房特大,几乎占了房子的一半,整面墙的书柜里预设了音响。卧室只有两间,而且都小,老爸说:“工作的地方要大些,睡觉的地方要小点,才能勤于工作,少睡懒觉。”
看完新房,我没什么感动,唯一至今还记得的是——妈妈按一个钮,就轰隆一声,好多水在跑,一下子全不见了。多好啊!
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
如果你站在这个山头,羡慕另一个山头更美,第一件事,就是走下这个山头飞上枝头的丑小鸭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总出现一个黑黑暗暗的房子,房子里高高低低,有地板也有榻榻米,榻榻米上曾经堆过老爸的画,隔一阵子拿起来,书下面的榻榻米全烂了,成百成千的小虫在扭来扭去。
黑暗屋子一角是个老冰箱,顶上有个发光的小盒子,一家人吃饭时,仰着头、盯着小盒子看。
看电视里,爸爸正在主持当时最红的益智节目——“分秒必争”。
分秒必争,一个礼拜播出六天,有一阵子甚至连播七大。老爸不但赚主持费,还负责为节目写脚本、出题目。
脚本后来结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励志书《萤窗小语》。
这许多收入,加上老爸教国画、开画展,卖个满堂彩,使我们能从门口没水沟的违建户,一个子搬进当时在台北非常著名的十二层大楼。
十五年前,据说那时候坐计程车,只要说出我们家大楼的名字,车子就能开到。
楼下有自动玻璃门。柜台后,坐着穿制服的管理员,每个进出的访客,都得被询问、登记。
但是他们对我好亲切,有一阵子,我不喜欢被称为“刘小弟”,他们就都叫我“刘先生”。
我是丑小鸭,飞上枝头,成了凤凰。
可是,我的老爸,居然放弃了他带我飞上枝头的翅膀——“分秒必争”节目,进入只有十分之一收入的“中视新闻部”。
大家都说他傻,说他以后一定会后悔。
只是,他这么决定,奶奶和老妈,就毫不犹豫地点头。她们都是传统的女性,“夫死从子”、“出嫁从夫”。老爸的决定,永远是对。
直到有一天。
老爸居然又要放下中视记者的工作,只身到美国去。
奶奶和老妈的脸上,泛出了愁容。“
老爸当时已经是著名的电视记者,每天晚上播七点半新闻,还被派到欧洲,制作艺术的特别节目。观众喜欢他,选他为“最受欢迎电视记者”。公司也喜欢他,总经理看到辞呈的那天,据说在开会的时候慨叹:“好不容易,培植个人才,走了!”
老爸是接受新闻局和历史博物馆的安排,去美国长期讲学。
“想想,值不值?”奶奶对老爸说。
“这房子,你刚住进来一年多,还没摸清楚开关呢!”老妈说。
“如果你站在这个山头,羡慕另一个山头更美,第一件事,就是走下这个山头!”老爸说。
老爸走的那天,我只记得他对我发了脾气:“老子走,我居然都不送到楼下来?”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就是好几年?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告诉你,怕痒的男生,将来会怕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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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赞赏地对我说:“你将来不怕老婆了!”
六岁的爱情与权力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台湾还没流行绑架小孩。尽管如此,我总有一个保镖跟着——七十一岁的祖母。
她把我送进教室,帮我开窗子,有时看地上太脏,还帮忙扫扫,又说说这个、指指那个,再叮嘱一番,才离开。
所以同学都说:“刘奶奶是老班长。”
权力的滋味真正的班长,是我的四个死党之一,如果说我喜欢上学,不如讲:我喜欢去找我的死党。
老师没进教室之前,班上几乎是由我们四个死党来管,我是副班长,权力第二大。才六岁,我已经感觉了“权力的滋味”。
但权力更大的,是那些六年级的学长,挂着“纠察”的臂章,耀武扬威地冲进来,对我们吼,然后大模大样地,在黑板上写下“安静”两个字,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被他们抄了学号的同学,常吓得脸发白。
我们管他们叫“走狗”,自以为挂了一个臂章,就了不起。
六岁,我也看到了高年级“权力的滋味”。
每天早上,只要不下雨,全校的学生,都要在操场做体操、唱国歌、升旗,还有听校长训话。
我们最怕的是训导主任。校长在上面训,主任在下面巡,我一直到今天,都记得他的眼睛,好象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
据说他以前是个蛙人,蛙人出拳,一秒钟就能叫人躺下,上面把牙齿打断、中间把胳臂扭断,下面把小鸡鸡踢烂。
“时候,校长在上面讲话,主任会在队伍里吼:”站直了!像个人样!“
据说愈高年级的学生,愈怕他。看到他,好象见到神。当然,也可能是见到鬼!
六岁,我了解了大人“权力的滋味”。
拉屎的联想主任也有仁慈的一面,就是当太阳太大,小鬼们实在撑不住的时候。
他会叫我们蹲下来。
但是才蹲一下下,他又吼:“把一只膝盖放在地上,半蹲半跪!两条腿蹲着,难看死了!像在拉屎!”
直到现在,我二十岁了,每次跟同学一起玩,蹲着,我会很快地改为“半蹲半跪”而且觉得别的同学都像在拉屎。
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有这种联想,因为他们没“蹲过坑”,他们都是“坐抽水马桶”长大的。
我也相信,当有一天,我向女友求婚,她一定会以为我在向她下跪。
而我,在心里,其实是蹲着。
不怕老婆训练小学一年级,我们最爱玩的是“哈痒”。
每个小孩都怕哈痒,于是这个哈那个,别人又来哈这个,又躲、又笑、又叫,闹成一团。
有一次,老妈到学校来,看见我们玩哈痒,她居然吓了一跳,好象那是天大的危险事。
“在走廊、楼梯上哈痒,太危险!”老妈说:“一不小心,就能从楼上滚下来。”
她没有禁止我哈,知道禁也没用。
她用了个绝招。
叫我站着、不准动,由她来哈痒,全身都哈,连脚底也不放过。
起初,我简直笑死了,一笑就挨骂。
每天锻炼下来,我居然不怕了。
“告诉你,怕痒的男生,将来会怕老婆!”老妈赞赏地对我说:“你将来不怕老婆了!”
六岁,我已经自许:“将来做个不怕老婆的男人”。而教我不怕老婆的,竞是做我老爸老婆的老妈。
六岁,我真开始喜欢女生,我发现了一个“她”——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我管她叫“我的伊莉莎白泰勒”。
我常站在桌子上,高喊着:“我的伊莉莎自泰勒,我为你而死!”然后,从上面跳下来。
有一天,我叫“她”哈我痒:“你来哈哈看!我不怕痒!哪里都不怕!我将来不怕老婆!”
她哼了一声,掉头走开。
六岁,我开始怀疑“不怕痒的男人,是不是真能不怕老婆?”
告别了!我的死党和爱人在光复国小,我才读了一年多。老爸常说,这一年多的课程,使我奠定了后来学中文的基础。
“如果你没进过国内的小学,今天的中文不可能学得好。”老爸说:“大家一起学,那是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不孤立,觉得学习是一种责任。”
虽然出国的一、两个月前,奶奶和老妈已经不断对我说,要准备出国的事。
却直到最后两天,我才有真要出国的感觉,那是从老师和死党的眼睛里看。
“你要去多久?”
“你会不会写信给我们?”
我的死党问我。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降旗时,国旗缓缓下降,天边有个红红的大太阳。
我的奶奶仍然在国父纪念馆的同一棵树下,等我。
我们一起,再一次经过学校大门回家。
我觉得好遗憾——死党不能跟我一起去美国。
伊莉莎白泰勒没有哈我痒。
我没能长上六年级,尝尝另一种“权力的滋味”。
第九章 少年行
小孩的离别是这么简单!
他没有权利带任何东西,因为他自己是被带的东西。
离别,很轻也很重!
虽然家人总是对我说,要带我去美国,甚至大楼的管理员都跟我道别,但直到老妈在机场抱着外公、外婆哭,我才真正确定自己是要远行了。
我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走得那么匆忙。到今天,我都记得临走时,蹲在地上玩机器人,老妈从身后叫我:“走了!记着拿你的小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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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转身,提起包包,追出门去。
走,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从心里接受“离开自己生长八年的土地,去另一个国家,说外国人的话。读外国人的学校。交外国人的朋友”,却是多么困难!?
小孩子没有发言权,大人的命运就是孩子的命运,只有跟着大人走。
奶奶有发言权,但她不发言,她的儿子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在飞机上,我哭着喊:“忘了带会打转的机器人!”
“就算没忘,行李也装不下!”老妈说。
“爸爸寄来的古董玩具(老爸在美国跳蚤市场买的)也忘了带!”
“美国多得是。”老妈说。
“我的枕头忘了带(那是我每天都要摸着尖尖、闻上面熟悉的味道,才能睡着的)!”
“息死了!早该扔了。”老妈说。
“还有爸爸刚寄来的跳豆(那种因为里面有虫,而会不断自己跳动的豆予),还在跳呢!”
“马上就不跳了!”老妈说:“叫你爸爸再给你买!?
小孩的离别就是这么简单,他没有权利带任何东西,因为他自己是被带的东西。
老爸的颜色老爸站在出口等我们。
没有鲜花、没有拥抱、更没有亲吻。他是一个不在外面表达情感的人。
只是,走了几步,他突然停下来问我:“你是不是脚扭到了?为什么走路一腐一腐地?”
我惶惑地摇摇头。
他一边走,一边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最后得到了结论:“这小鬼,平常一定总是被大人牵着走,所以两条腿变得轻重不一样。以后能不牵、就不牵,让他自己走路!”
我知道——日子又难过了!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老爸一边指点大家看窗外的景色,一面说他跑了多少地方,才买来一架钢琴。
他的脸上显出十分得意的颜色。
三年前,他提了两个装满笔墨纸和画轴的箱子出门,在他二十九岁生日的前五天,抵达大雪纷飞的维吉尼亚。
他的薪水不高,但是经常开画展。展览、演讲、示范挥毫、向洋人介绍中国文化,就是他来美国的工作。
他箱子里的画少了,换成我们的“家”。
你的家、我的家!
车子在一长排红砖的房子前停下,我们是其中一户。
房前有个小院子,正开着紫色的鸢尾兰。
老爸把大家的行李抬进房间,便将我带到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盒牛奶给我:“多喝牛奶!喝得多,长得大!将来不被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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