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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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 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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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蚊阄靼床焓购鸁鷹保▂ù fēn)为总负责人,仿照西方德国的方法,在天津小站这个地方训练新式军队,先练5000人,取名为定武军。

胡燏棻当时在天津为前线军队做后勤保障工作,也就是说,他是袁世凯之外的另外一个粮草官。朝廷之所以任命他为负责人,是因为他可以就近工作,拍拍裤脚就可以上任,这也说明胡燏棻只是一个临时人选。1895年12月,在练了一年的兵以后,胡燏棻被调去负责修建津卢铁路(天津至卢沟桥),朝廷还需要选择一个正式的人来接任练兵。

袁世凯得到了这个消息。

大家应该还记得,他那半船黄金还没用完,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黄金送给谁呢?再去找老上级——李鸿章肯定不行了。李中堂的仗打得一塌糊涂,在朝廷上已经说不上什么话,又因为签订《马关条约》,换来一片骂名,现在连慈禧都无法保他。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被撤,只保留在总理衙门兼任的职务——他成了在外交部上班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自身难保。

袁世凯先生敏感地意识到,是时候需要再投别人的门下了。这个人会是谁?

袁世凯打听到有权决定人选是朝中的这么几个人,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庆亲王奕劻(后党)、清流派首领李鸿藻(不是李鸿章的兄弟,属帝党)、步兵统领荣禄(后党)。

按照袁世凯的级别,他的黄金再多,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亲王级别的,于是他决定从后两位入手。

对于李鸿藻,袁世凯并没有送黄金,而是呈上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这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老袁关于训练和管理新式军队的想法,文笔华丽,主题突出,中心思想明确,气势磅礴,有很多排比句。

“好文啊!”当李鸿藻读完后,他大叫了一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激动之余,李鸿藻拿着这篇文章去找光绪了,他向光绪举荐了袁世凯。

这就是光绪皇帝第一次对袁世凯有了深刻的印象,从此记住了袁世凯这个名字。光绪也很心动,不过带兵的重任,还是需要谨慎的,更需要“征求”太后方面的意见,于是光绪对李鸿藻说:先把这个人列为候选人,合适时候就由组织部(吏部)带领入宫觐见吧。

后来,在组织部的引荐下,袁世凯见到了光绪。光绪跟他谈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变法,询问他的意见。出宫后,袁世凯回奏了一份长达13000字的变法方案,提出一揽子计划,主要内容有开办银行、邮政,修建铁路、制造机器、办新式学校等,这些观点大合光绪的胃口,光绪对袁世凯的印象很好。

但袁世凯并不认为他见了皇帝就可以坐等升职,他知道只“活动”帝党的人是远远不够的。老袁又来到了荣禄府上,他很清楚荣禄并不像清流那么清高,黄金肯定是爱的,于是他带上了一箱黄金——另外还有一本书。

这是一本关于练兵的书,袁世凯很清楚,像荣禄这种老狐狸,也并不像清流李鸿藻那样过分看重文章,会认为文章写得好,办事也就强。所以袁世凯干脆编了兵书,收集各国训练军队的方法,并提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扎扎实实地阐述自己对练兵的心得和体会。

和前面那篇文章一样,这本书也是袁世凯找人给代写的,只是署上了他的名字。

而袁世凯的目的并不是只是借这本书来打动荣禄,更重要的是,他要向荣禄表忠心。也就是说,他要让荣禄大人明白:如果朝廷让我袁某人去负责练兵,那么这支军队只是世凯在替大人您看管,袁世凯一定唯大人之命是从。

袁世凯的方法是“认门生”。拿着书让荣禄指教,顺便拜荣禄大人为老师。那么,黄金也不是行贿之物,只是学生对老师的见面礼。

荣禄同意了。不仅同意了袁世凯是个好“学生”,还是个练兵的好人选,在正式决定胡燏棻的接任人选时,荣禄向朝廷推荐了袁世凯,加上李鸿藻的推荐,庆亲王的挂名,袁世凯的职务便定了下来。

北京朝阳门外,袁世凯又来到了这里。一年多以前,他从朝鲜回到国内,走通州大道进京,正是从朝阳门而入。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经历了甲午之战、《马关条约》,一切都已经改变了,而对于袁世凯大人来说,一切却是新的征程。他曾经怀疑自己只是一个曾经辉煌过的中年胖子,再也无法进行事业上的突围,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杞人忧天。他曾经梦寐以求进入军界,掌握军权,现在看来,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当然,黄金也不能少!

1895年寒冬料峭的时节,吃过狗不理包子后,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袁世凯提着几包破衣服,来到了小站。

·下一个李鸿章·

在天津东南70里的地方,这里原是一片盐碱荒地,人烟稀少,寸草不生。这样的地方适合于驻军,于是后来有淮军驻扎于此,开垦荒地,引渠灌溉,种植水稻,“小站稻”到现在都很有名。写到这里我起身去两年未进的厨房看了一下,找到一袋米,正是“小站出”。

袁世凯一来,便烧了三把火。先是把“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改名正是要“去胡化”,胡燏棻是创始人,但新军不能有胡燏棻的痕迹。

然后是招人,袁世凯把总人数由5000人扩张到7300人。在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贴出老百姓都看得懂的招兵告示后,对于报名来应试的人,袁世凯亲自把关。在袁世凯眼里,年龄20岁左右的年轻农民是最理想的人选,这些人身体强壮,思想朴实,吃苦耐劳,很老实,也很听话。

人员齐整后,接下来就是加强制度建设。袁世凯成立了督练处,这是一个统领小站练兵所有工作的机构,相当于总经理办公室,总负责人自然是老袁。在这个机构的下面,按照职能分工,分别有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另设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对于这些中层干部,袁世凯找的都是能成为自己亲信的人。比如徐世昌(结拜兄弟)、张勋(以前的同学)、唐绍仪(以前的手下)以及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等。老袁手里有了权和钱,就提拔他们,给他们好处,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聚在老袁麾下,唯老袁马首是瞻,唯袁命是从!

但袁世凯并不是只抓住这些中层干部,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亲临士兵一线,如果哪个中层干部培育自己的嫡系,那他老袁就不好直接控制了。于是,“为了和士兵打成一片”,老袁一改以前旧式军官的作风,亲下基层,恩威并施。

老袁以身作则,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了,穿上军服,和士兵们一起出早操。当然,他是站在一旁观看和督察,晚上和士兵一起晚归,甚至当士兵们休息后,他还要亲自提灯巡营,风雨无阻,从来不缺。他和士兵们混熟了,连各班班长都能直接叫出名字,深受士兵们的欢迎和爱戴。

每当老袁和士兵们一起出操或者督导训练的时候,他从不搞特殊,士兵暴晒他也暴晒,士兵淋雨他也淋雨,手下要给他打伞,就会给他骂回去。每到发饷银的时候,他会亲自监督,发放到士兵手中,避免基层军官贪污。而每个月,他还要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奖励优秀士兵。

督练处针对士兵的所有规章制度、通知、告示等文件,袁世凯都要求用白话文写,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士兵要看得明白。而在室内课堂——讲武堂等地方,袁世凯叫人写上对联,这样的对联也是通俗易懂。我曾经去小站抄回来一首:

有事则患难相依以得士卒之力,无事则甘苦与共以结士卒之心。

而袁世凯并没有放弃他的传统特色——杀人。杀人当然是为了立威。夜晚巡营发现有士兵在偷食鸦片时,袁世凯同志采取了当年入朝鲜时的办法——当场拔出佩刀将此兵劈杀。从此军中又多了一种对他的感觉——惧怕。

在科学管理、重奖施恩、杀人立威的种种手段之后,袁世凯大人成功地将这支装备精良、战斗力突出的新军变成了自己的嫡系队伍。“你们是在为谁刻苦训练?”袁世凯问。“为大帅!”士兵们整齐地回答。袁世凯同志“大惊失色”,说道:“不,不,是为朝廷!”

在练兵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风言风语的,练兵一年后,朝廷中有人弹劾,名义是袁世凯练兵“花钱太多”,于是朝廷派出了荣禄大人率领工作组前来调查。对于“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别人可能早吓得风声鹤唳了,但在袁世凯看来,这是他更进一步向荣禄大人表忠心的机会,于是在袁世凯的“活动”之下,荣禄高高兴兴地在小站住了几天,看了阅兵式,回朝廷复命:小袁干得不错!

1897年,袁世凯又一次升职了。最新职务是直隶常务副省长(直隶按察使),级别正三品,主要工作仍然是主持在小站的练兵。掌握了兵权,就是掌握了最大的政治资本,这所有人都明白,于是朝廷中谁也不敢再忽视他小袁,那个当年只想快点从朝鲜回国的人,如今已是官场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而袁世凯厉害的是,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他都不发表对朝廷帝党和后党的看法,决不谈“政治”,他的口号是“军人不懂政治”,袁某人也不关心政治,只听从朝廷的命令。

所有人都明白:他将是下一个汉族权臣,下一个李鸿章。但所有人都在观望和猜测:他将是慈禧的下一个李鸿章,还是光绪的下一个李鸿章?

也许,帝后两党的权斗最终是会白热化的,清日战争只不过是小小地表现了一下而已。在未来两党权斗的关键时刻,成败也许就在于哪一派成功地收拢了这个修炼多年的老狐狸——袁世凯。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总督朝鲜和小站练兵虽然干得风生水起,但这似乎离他的目标还很遥远,他连一个省的父母官(巡抚总督)都还不是,更别说取代李鸿章那样成为国家中枢之臣,袁世凯仍然在等待这机会。而就在他辛苦练着兵的时候,这个机会已经走来了。朝廷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将再一次改变袁世凯的命运,直接将他老袁卷入朝政的中心。

好戏即将开始!

好吧,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朝廷来说,与邻国日本的一场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暴露了一切,惨败的结果和《马关条约》带来的刺痛,深深地震撼了大清的宫廷、官场,乃至民间。天朝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如果说1840年打不过英国,还可以说自己的船不坚炮不利,可是洋务运动正是以船坚炮利、自强求富为目标,全国上下在朝廷的带领下奋斗了30多年,花了大价钱买武器强军,船也坚了炮也利了,为什么连小小的“东夷”、以前根本不屑一顾的倭寇都还打不过?

所有人——包括朝廷内部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必须“变”了——变法。

所谓变法,用现代一点的词语来说就是改革。

整个官场开始行动,上至王爷大臣,中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府知县,大大小小的芝麻官纷纷上书言事,要求改革。而在慈禧的同意下,朝廷下达命令,令各级官员讨论变法,一定要拿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办法出来。

看来朝廷终于清醒了。几千年以来,这似乎是一个变法的最佳时刻:社会各阶层之间第一次有“变法图新”的共识。这种共识在戊戌(1898年)春达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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