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是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他们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福茨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着他们的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得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们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有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之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烧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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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的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在上半身上,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耀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可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了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老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子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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