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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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出路咖啡馆-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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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从芦苇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两丈宽的大路,回过头。伏摇的芦苇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亲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找到应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岁的母亲从来零嘴不断,出村子前还在杂货店买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个卖熟老菱的,用她的绣花手绢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顺着小路上的菱角壳、梅子核寻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要不是她准备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给她打岔,光是走这段路的无趣,也会烦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她这时找了块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绣花手绢铺上去,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着棉纱长筒袜,没有城里少奶奶的丝袜那样薄,也是精纱细纺的。走了十多里地,母亲感觉袜子从膝盖褪到小腿,又从小腿褪到脚踝,绝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两条长筒袜踩在脚心走过来的。若没有零嘴分她的神,母亲不可能受得住缩成两团,硌得要命的长筒袜。   

  母亲把长袜子从脚板下面一路拉上来,拉得平整光润,她心里一阵难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头望着,手把鞋子提起,仔细倒尽里面的沙土、草根。然后她从随身挎来的蓝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块光洋。余下的她还有九块光洋,它们都去了之后她靠什么吃饭,她是不去想的。我母亲主意很大,九块光洋之后的日子她肯定过得下去,并过得不差。   

  路的西头来了辆汽车。车顶上绑着四五个皮箱,十多个铺盖卷。车子蓬头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一层泥土因而使它们看上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无论在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个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的人个个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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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起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铅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她慢说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惟一的可疑之处就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然而老司机只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塌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是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嫁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奶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奶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连她们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应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惟有一桩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应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应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地撬铺地的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应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应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应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应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致。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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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她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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