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自得其乐。他在麦克格雷已工作多年，在诸如《泡沫》、《橡皮》周刊、《修复术世界》、《杀虫剂》，以及《美国矿工》之类的刊物当编辑，直到五十五岁时，才被安排到这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化程度”不那么高的部门来。他在这儿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办公室里，嘴上叼着烟斗，读叶芝和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我常常想，他肯定是一边宽容地瞄几眼我那些刻薄的文字，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早点退休回老家去。我对麦克格雷的讥笑和评述的格调常常能逗乐他而不会惹恼他。范内尔早已习惯了死气沉沉的麦克格雷。他与公司所有的员工一样，就像被裹在一只巨大的蜂巢里，即使最有活力的人也早被叮得麻木不仁了。他知道，要我找到一本可以发表的手稿的可能性不到万分之一。我想，他会觉得我开的玩笑是无伤大雅的。我曾写过一篇较长的自己特别满意的评述文章（或许不是最长的），我想，它可能是我为数极少的里面含有怜悯之类的感情Se彩的简评文章。
《哈洛德·哈法戈传奇》，作者：冈德·费金。诗歌。
冈德·费金有点像杜撰过许多劣质作品的作家取的那种怪笔名，但现在你会了解这的确是作者的真名。这有什么意义吗？因为这份手稿不是通过邮局，也不是通过代理商，而是直接由作者本人交到我手上的。一星期前，费金带着一包手稿和两个手提箱来到我的办公室，迈耶小姐说他想见编辑。他有六十岁左右，背有点驼，但很硬朗，中等个儿，因长年呆在户外而变得粗糙的脸上长着浓浓的灰色胡须，嘴唇线条很柔和，有一双我所见过的最忧郁惆怅的眼睛。他头戴一顶黑色皮帽，是帽沿前卷刚好扣住耳朵的那种，竖起的羊毛衣领很厚实可以挡住风寒。他的手非常大，关节又粗又红。他有点流鼻涕，显得十分疲惫。他对我说，他想留下一部手稿。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北达科那一个叫龟湖的地方，他刚坐了三天四夜的汽车来到纽约。我问他是不是为了送手稿，他说是的。
于是他主动说了起来。他说，麦克格雷是他拜访的第一家出版公司。我问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他回答说纯属巧合，麦克格雷并不是他想要造访的第一家出版公司。这让我有些吃惊，居然连费金这样孤陋寡闻的作者也没有把它列为首选公司。他告诉我说，长途汽车在明尼阿波利斯停留了几小时，于是他到电话公司去转了转，在那儿了解到曼哈顿的所有电话都刊登在一本黄册中。为了不盲目行事，他用铅笔把纽约所有的出版公司的名称地址都抄了下来。我想，他一定是按字母顺序开始抄的，从阿普尔顿公司一直到齐夫…戴维斯公司。但是，就在到纽约的那天早上，站在波特汽车站惟一的出站口，他抬头一看，祖母绿色的麦克格雷大厦耸立在半空中，上面是巨大的标志，于是他就上来了。
这老家伙看上去已筋疲力尽、昏昏欲睡，还有些惶惑不安。他后来告诉我，他从未到过明尼阿波利斯以东的任何地方，我觉得我最该做的，就是把他带到楼下的咖啡厅。我们在咖啡厅坐下后，他开始讲述他的身世。他说，他的本名应该是“费京”，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G”在发音时被漏掉了。他是挪威移民的后裔，一直在龟湖边的农场里种麦子。二十多年前——他大约四十岁的时候，一家采矿公司在他的农场下面发现了巨大的煤矿矿藏。虽然他们并未马上开采，但与他签订了一个长期租约，足够他后半生享用了。他一直独身，生活一成不变，从未想过要关闭农场。而现在，他有了许多闲暇来开始那酝酿已久的“写作工程”，那便是以他的挪威祖先为主角的长篇史诗：哈洛德·哈法戈——一位生活在十三世纪的伯爵或王子什么的……听到这里，我的心都凉了，但仍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他拍拍那个手稿包，说：“是的，先生，二十年的心血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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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紧接着，我对他的看法开始改变。别看他一副乡巴佬的样子，但知识渊博，思路十分清晰，好像还读了不少书，大部分是北欧的神话故事。虽然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不太著名的西格丽特·安德赛特、康特·汉森，以及四平八稳的中西部地区的作家如哈姆林·加兰和威拉·卡瑟等等，但不管怎样，万一我发现了一位天才呢？毕竟，就连惠特曼这样的大诗人，当初不也是像小贩一样到处叫卖他的手稿吗？长谈之后（我已经开始叫他冈德），我告诉他我很高兴拜读他的大作，但我必须提醒他，麦克格雷在诗歌方面并不很在行，然后我们乘电梯回到楼上。当他道别时，我安慰他说，我理解他为这二十年的心血所承受的一切，我将认真阅读这部手稿，争取几天之内给他一个答复。这时，我发现他只打算带走一个箱子。看到我疑惑的目光，他笑了笑，把那深邃、忧郁和困惑的目光投向我，说：“噢，我想你能理解，留下的那只箱子里装着那部长诗的另一半。”
我敢发誓说，这部手稿几乎是人类用手写下的最长的文学作品。我把它拿到邮寄室，让那个男孩秤了秤，一共三十五磅，用了七打哈默·邦德稿纸，共三千八百五十页打得密密麻麻的手稿。长诗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如果你不了解内情，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屈莱顿模仿斯宾塞的作品。可那确确实实是在寒冷的北达科那大平原的一间农舍里，用二十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写下来的。屋外，从萨斯卡切湾吹来的狂风肆虐着田里的麦苗。他一边梦想着他的古老的故国挪威，一边挥笔疾书。
啊，伟大的酋长哈洛德，你为何如此悲伤！
她在为你悲伤，而你又身在何方？
我仿佛看见这位年事渐高的单身汉正在酷热难当的大草原，一边吹着电风扇，一边挥毫写完第四千节。
唱吧，你们这些巨人，还有尼伯龙根但不要再唱哈罗德赞美她的曲调。
请将你们的歌喉充满悲伤绝望：
唱出最恶毒的诅咒！
今天，死亡时刻已到！
——不，它早该来了！
啊，多么悲伤的诗句！
我嘴唇颤抖，视线模糊。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冈德·费金还在旅馆等我的回音（我让他住下来等我的决定，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建议），而我却没有勇气拿起电话。终于，带着遗憾的甚至有些伤感的心情，我决定退稿。
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也许是这些手稿的质量的确太糟，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不记得我在麦克格雷的五个月里推荐过哪怕一篇作品，结果发生了一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在离开令人窒息的麦克格雷一年多以后，我退的一本书稿（至少我觉得非常糟糕）以芝加哥一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那几天，我常常想象范内尔或是公司其他上层人物的反应。我想我的退稿报告肯定在某位高级编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这位老前辈肯定会去翻那些档案资料。天知道他会带着怎样的烦躁与失落心情，重新翻看我那些自命不凡而又冷酷无情的杰作。
所以，在历经几个月的痛苦之后，这样一本散文风格的手稿让我如沐春风。它不再使我头痛、恶心，值得给予一定的赞赏。乘独木舟漂流一定会吸引一部分读者。但我认为，手稿过于冗长和沉闷，像一次乏味的环太平洋航海旅行。如果对它作大量删节，也许可以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之类的杂志上，或让某个大学出版社买下它，但它决不会是我们所需要的书。
我就是这样处理那本了不起的现代冒险经典作品《孔提基》的。几个月后，看着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不可思议地数星期排名第一，我开始意识到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我想，如果麦克格雷给我的苦力费超出每小时九十美分的话，我对好书与臭钱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更敏感一些。
在这段时间，回“家”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我住在西十一大街一个叫大学生俱乐部的大楼里，那间陋室只有八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我一到纽约便被吸引到这儿，不仅是因为它的名字，还因为它一周十美元的低廉房租。当我看到这个名字时，涌上心头的是青年团般的同志之情，还有铺着绿色羊毛毯的客厅长桌，上面摆着《新共和》、《党员评论》之类的杂志。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想象。大学生俱乐部只在一座低廉的旅馆里占了一小块，门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穿一件女人长袍，无精打采地为客人送信件或买买酒什么的。与鲍韦利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可以锁上的房门，多少有一点点私人空间。除此之外，它与任何一家低级旅馆并无两样。不过，它的位置很好，几乎可以算是别致。在四楼的背面，从我那间陋室里满是污垢的窗口望出去，西十二大街上一座房子的花园尽收眼底。这是一个令人陶醉、心生梦幻的花园。有时，我似乎看见了花园主人——那便是我，一个身着便装的年轻人，他即将成为纽约或哈伯人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那可爱、迷人、身材匀称、金发碧眼的妻子，常常穿着便装或睡衣在花园里跳来跳去，与一条长相滑稽但精心打扮的阿富汗狗嬉戏，或蜷曲着躺在吊床上。在那里，我与她疯狂Zuo爱……
然而，当这一切连同那座傲慢的小花园像符号一般消失之后，大学生俱乐部的破败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我更是贫困交加，异常孤独。这里的房客清一色是男人，年纪大多在中年以上，多是些流浪汉和穷愁潦倒的人，贫民窟便是他们的下一个去处。他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在狭小拥挤、油漆斑驳的走廊中擦身而过，满身酒气，满脸无奈。经常坐在门厅里的不是那老门房，倒是一群卑躬屈膝的死气沉沉的书记员，一盏小灯在他们头上一闪一闪、忽明忽暗。他们不时乘着那部破旧的电梯，大声咳嗽着慢吞吞地爬上四楼。这个春天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像隐士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只能这么做，因为我没钱去消遣，还因为我是个初来乍到的乡巴佬，害羞，还有些矜持，既无机会也无情绪去结识新朋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在经过多年的寄宿生活后，我是那么害怕孤独，像一个重刑犯害怕被突然扔进死寂的大牢。我觉得，我现在是靠慢慢消耗多余的脂肪来维持生命。春光明媚的五月黄昏，我呆在大学生俱乐部的小房间里，看着一只硕大的蟑螂从《约翰·多恩散文诗歌集》上爬过，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孤独，它是那么冷酷、丑恶。
因此，几个月来，我每晚的时间安排一成不变。五点钟离开麦克格雷大厦，在第八大街搭乘地铁来到乡村广场，在拐角处的一个熟食店买点东西。如果钱还够的话，就再买三罐莱因戈德啤酒，然后从那儿直接回到那间斗室，在凹凸不平的床垫上舒舒服服地躺下来。床单已经洗得发白，散发出一股肥皂味。我一边看书一边喝啤酒，直到喝完最后一罐，大约要花一个半小时或更久一些。在我那种年纪，如饥似渴的阅读一如幸福的婚姻成为排谴孤独的最佳方式。在那些夜晚，我只能靠这个打发时光。不过，我又是一个堕落的读者，对几乎所有刺激人的乃至能激发性欲的文字，都有一种饥不择食的喜好。我一点也没夸张。如果与那些承认他们年轻时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