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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十分吃力，但那些文章却震撼了她的心，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写作风格有点像什么人，很压抑！”她对我说，然后又加上一句，“很显然，他从未接受过精神分析。”当她下这个判断时，她的鼻子鄙夷地皱了一下，显然，上周晒日光浴的那群家伙也让她很不开心。当我对弗洛伊德入迷时，同样的对话却使苏菲感到厌恶，并立即和内森逃离了沙滩。“沙滩上那些奇怪的人，都在揭自己的小……疥疮。”有一次内森不在时，她向我诉苦道，“我讨厌这种……”这时她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词——“无病呻吟！”虽然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对她那种强烈的反感还是有些吃惊。当我上楼叫她出去野餐时，我想，这不仅仅是势不两立的两种观念的冲突，或许是她所抛弃的那个严厉的宗教教义遗留下来的不协调的痕迹吧。
我并不想吓苏菲一跳，但她的房门半掩着，我看见她穿得——“很体面”（用女孩们的话来说），于是我没敲门便走了进去。她穿着一件晨衣之类的长袍，站在宽大房间的最里头的镜子前梳着头发。她背对着我——有那么一会儿，我敢说她并不知道我的存在。她正用手捋着那头油亮的亚麻色头发，发出咝咝的声响，在静谧的午时十分清晰，还带着残余的淫欲——我知道，在我心中翻腾的其实是对莱斯丽的那些欲念。我突然一阵冲动，想冲过去从背后抱住苏菲，把鼻子埋在她的脖子上，用双手抓住她的Ru房。当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她时，这种想法在我心中肆无忌惮地冒出。我后来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偷偷溜进来侵犯她的隐私，于是我轻轻咳了一声。她吓了一跳，一下子从镜子前转过身来，一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脸出现在眼前。就在那毫不留情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一张衰老的巫婆般的脸，脸的下半部整个塌陷下去、皱成一团，只现出一张像撕裂的伤口般的皱巴巴的嘴和一副衰老的面容。这是一副面具，一副枯萎而可怜的面具。我惊得目瞪口呆。
我正要叫出声，她却先叫了起来。她赶紧用手捂住嘴，然后逃也似地躲进了浴室。我愣愣地站在那儿，十分尴尬。过了许久，浴室门后传来一阵模糊的响声。我这才注意到留声机上还放着斯卡拉第的钢琴奏鸣曲，正轻柔地响着。“斯汀戈，你什么时候才学会先敲门然后再进女士的房间？”我听见她高声说，声音里满是调谑而不是恼怒。那时——也只能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所目睹的一切。我很感激她没有生气，并被她的宽宏大量所打动。我正在疑惑自己没牙时被人看见会是怎样的反应，苏菲从浴室出来了，脸上仍有淡淡的红晕，但显然已镇定自若，甚至可以说是光芒四射。她的脸又重新组合了一般，完美地再现了美国牙科医学令人称绝的了不起的杰作。“走，我们到公园去吧。”她说，“我快饿晕了。我……是饿死鬼下凡！”
这个“饿死鬼”，当然是典型的福克纳式语言。我被她的活学活用，以及她那回复的美丽逗乐了。我不禁大笑起来。
“百威啤酒，黑麦面包，还有芥末。”
“五香烟熏牛肉！”她接着说。
“意大利式腊肠，粗裸麦面包，加瑞士奶酪，”我又说，“还有酸泡菜。”
“不要说了，斯汀戈，你要馋死我了！”她尖声笑着说，“走吧！”于是，我们途经希梅尔华丽熟食店，一路直奔公园。
第六章 内森的悉心照顾
内森通过他的哥哥劳瑞·兰道给苏菲弄了一付精美的全口假牙。他们在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相遇后，内森很快确诊了苏菲的病情，尽管他不是十分专业，但他的哥哥却在治疗方面助了一臂之力。后来，在那个夏天的一个十分严肃的场合，我见到了劳瑞。他是福利斯特·希尔斯的一个泌尿科医生，有着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大约三十五六岁，在那一领域中已 卓有成就。他还在哥伦比亚医科大学任教，对肾功能的研究使他在很年轻时便引起医学界广泛的关注。有一次，内森用一种十分钦佩的口吻谈起了他的哥哥。劳瑞也曾参军作战，获得过很高的奖赏。作为海军医疗救护队的一名上尉军官，他在神风突击队袭击停靠在菲律宾附近海面的航空母舰的那次战斗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以极其精湛的外科技艺为自己赢得了一枚海军十字勋章——这种嘉奖通常不授予医务人员（尤其是一个踏进反犹的海军军营的犹太人）。1947年，人们对战争与荣誉还记忆犹新，能产生共鸣。对内森来说，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苏菲告诉我，内森在图书馆里把她救起之后，她很久都不知道他叫什么。让她铭刻在心的是他在第一天里的温柔体贴，以后也是这样。或许是因为刚开始时，她只记得他弯下身来，轻声对她说：“让大夫来处理这一切吧。”她无法分辨那是否是玩笑话，所以她以为他就是一个医生。那时，他用手臂搂着她，让她靠在他身上，坐出租车回耶塔公寓，一路上不停地悄声说着一些安慰话。“我们会把你重新组装好的。”她记得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这样说道。她的唇边露出一丝笑容，这是她晕倒后第一次想笑。“你不能再像这样晕倒在图书馆里，把别人吓得半死。”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亲切，宽厚，让人踏实的东西，他的存在能让人一下子放了心。他们回到她的房间（午后直射的阳光把房间变得又闷又热，她又一阵眩晕，一下子倒在他的身上）。他轻轻地帮她解开衣扣，把弄脏的衣服脱下，然后把她慢慢地扶到床边让她躺下。她只穿着一件背带式内衣躺在那儿，感觉好多了，头也不晕了。她的两眼向上看着，想对那张陌生的脸挤出一丝笑容，可她觉得十分困倦，全身无力。“我怎么那么累呢？”她听见自己微弱的声音在问他，“我这是怎么了？”她仍然以为他是个大夫。当他用一种悲哀的神情默默地注视着她时，她还以为他在做诊断。直到后来她才发现，他是在看她手臂上刺的数字。她赶紧想用手去蒙住它（真怪，她已很久不在意这些数字了），但他抢先抓住了她的手，轻轻握住她的手腕，开始为她把脉，就像他在图书馆里做的那样。他有好一阵子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握着她的手，令她觉得十分安全。他在她耳边轻声说着安慰的话，话里带有玩笑的口吻：“医生认为你需要服用大剂量的药，为你美丽、苍白的脸庞增添一些颜色。”“医生”又来了！她平静地进入梦乡。但只过了几分钟，她又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医生不见了。
“噢，斯汀戈，我记得很清楚，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感到很痛苦。你瞧，这多奇怪！我甚至还不认识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我仅仅和他相处了一个小时，或许还要更短一些。现在他走了，我却有了一种伤痛。这伤痛很深很深，我惟恐他不再回来，害怕他会永远离去。这就像失去一个很亲的亲人的那种感觉。”
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出现在脑海里，我忍不住问她是否陷入了情网。我问，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奇妙的一见钟情呢？
苏菲说：“不，我不太肯定——但那时不会是爱，我想不是的。不过，也差不多吧。”她顿了一顿，又说：“我也不知道，发生这种事真是太愚蠢了。这怎么可能呢？与一个男人相处不过四十五分钟，而他离开后，竟然会产生空虚的感觉！我真是疯了！你不这样认为吗？我疯了似的想他回来，简直想极了。”
我们俩的午餐是一种随意挪动的野餐，在希望公园的每一个阳光充足或阴凉避光的角落里，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已记不清我和苏菲一起共享过多少次这样的野餐——肯定有六七次，或许更多一些。也记不清我们曾在哪些岩石的缝隙、僻静的幽谷和无人的小径旁，打开浸透油渍的牛皮纸袋，摆上半品脱装的海豹牌牛奶和那本《奥斯卡·威廉姆斯美国诗集》。我试图为苏菲补上在诗歌方面的正规教育，正如几个月前那位胖胖的斯坦老师所做的那样。这本诗集成了我们的教材，里面的许多书页已印上手指印，并且还折了角。只有一个地方让我记忆犹新。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绿草茂密、延伸到一个湖中的半岛，平时无人光顾。那里有一群天鹅，大约六只左右，看上去十分好斗。它们在芦苇丛中潜行，不时摇摇摆摆来到草地，到处东张西望，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叫声，争相抢吃着我们掉在草坪上的面包屑和别的食物。有一只母天鹅个头很小，不像别的天鹅那么敏捷，眼睛还受了伤——毫无疑问，那是布鲁克林某个凶残的两足动物的战果，这使它带有一种盲眼的淡然神态。这让苏菲想起了住在洛兹的表兄泰德乌兹，他十三岁时便患白血病死了。
我无法进行这种拟人的想象，自然无法理解一只天鹅怎么会与人相似。但苏菲发誓说他们像得要命，并开始叫它泰德乌兹。她从纸袋里拣出碎面包屑向它扔去，一边用波兰语对它小声咕哝着什么。我还从未见到苏菲发牌气，但她被其他天鹅专横、霸道的行为和贪得无厌的样子激怒了。她用波兰语冲着那只肥大的天鹅诅咒着，威吓着，以使泰德乌兹能吃到更多的残渣剩食。她如此强烈的举动令我吃惊。那时，我没有——也不可能把对弱者的保护与她的过去联系起来，但她为泰德乌兹的所做的一切既可笑又令人吃惊。尽管如此，我描绘这幅“苏菲与天鹅”画面还有着别的也是个人的动机。我现在才明白，在那个“半岛”，那个夏日的午后，发生了这小小的一幕后，当落日的余晖照耀着我们身后的海湾大桥和孟桑赫山岗时，苏菲用一种混杂着希望与绝望、但多半是绝望的声音，向我讲起了她与内森在最近那些令人震惊的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她崇拜他（即使她对我诉说时仍然这样），把他看作救命恩人；但同时，他也正在将她领上毁灭之路……
那天，一小时后，他又回到她的房间。这让她松了一口大气。他来到她的床前，用那双温柔的眼睛又一次盯着她说：“我想让你去见见我哥哥，好吗？我刚才去打了几个电话。”
她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在她身边坐下。“你为什么要带我去见你哥哥？”她问。
“我哥哥是医生，”他回答说，“一个最棒的医生。他能帮助你。”
“可是你……”她欲言又止，“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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