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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其实不是坚果类，”我开始说道，“而是一种豆类植物。它是豆类的近亲，但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壳是在地下生成的。花生是一年期植物。在美国主要有三种——弗吉尼亚大籽花生，蔓子和西班牙种花生。花生在生长期需要大量的阳光，而且生长周期长，所以大都适宜在南方种植。花生的主要产地依次是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阿尔巴马和德克萨斯等州。有一位叫乔治·华盛顿·卡默尔的天才的黑人科学家，将花生的用途扩大了许多，除了我们已知道的可食用外，还可用于化妆品，塑料，绝缘材料，炸药，某些药品及其他一些用途。花生是开花植物，植根于浅表土层。苏菲，我想我们的小农场可以连年种它，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会略有结余——我们会富裕起来的。我们再不会为一口面包去求阿尔福雷德或哈伯兄弟了。我想你应该简单地了解一下有关花生的知识，因为如果你真的成为农场女主人的话，你就得常常下地帮帮忙。至于说到具体的种植——花生的播种时间在最后一次霜冻后，间距3至10英寸，行距两英尺。播种后大约120到140天后开始长壳……”
“你瞧，斯汀戈，我正在想一件事儿，”苏菲打断了我，“这件事很重要。”
“什么？”我问。
“我不会开车，我根本不懂开车是怎么一回事。”
“嗯？”
“将来我们得住在农场。从你的话听来，那儿会很偏僻。我必须学会开车，对吧？我在波兰时从未学过——那儿有车的人很少，至少也要长大后才能开车。到这儿后，内森说他会教我，可他从未教过。我必须学会开车。”
“这很容易，”我回答说，“我来教你。那儿已经有了一辆小型货车。再说，弗吉尼亚对驾驶执照放得很松。天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我十四岁生日时就拿到驾照了，而且是合法的！”
“十四岁？”苏菲说。
“上帝，我那时才九十磅重，坐在驾驶室里几乎超不过方向盘。我记得那个警察审视着我的父亲说：”这是你儿子还是个侏儒？‘但我拿到驾照了。这就是南方。南方有一些事和北方不一样。比如说，在北方你绝对不可能这样年轻就拿到驾照，好像南方的人更老一样，也许应该说成熟得更早一些。这就像密西西比的一个笑话，是关于Chu女的定义，答案是：一个跑得比她父亲更快的十二岁女孩子。“我咯咯地自顾自地笑了起来。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说笑话。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急不可待的欲望，想马上回到南安普顿，开始下田耕作。这个想法与我想马上吃到河佐阁的蟹饼一样急切。我开始不假思索地唠叨起来，她刚才讲的那些事仍盘旋在心中，但我根本没有顾及她内心的感受。
“现在，”我用牧师训诫般的口吻说，“从你的话里我听出，你觉得你会与那地方格格不入，但这是不对的。刚开始时他们可能有些冷漠，你也会为你的口音和外国人身份感到烦恼，不过让我告诉你，苏菲亲爱的，一旦他们了解了你，南方人是美国最热情最大度的人民。他们不像大城市的街头恶棍或骗子那样可恶，奸诈，所以不用着急。当然，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想我们的婚礼得尽早举行——你知道，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流言蜚语，而不是为了别的。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就去拜访一下左右邻居，可能要花上几天时间。我们还要开一张长长的购物单，然后开上卡车去里齐蒙德。我们会需要很多的东西。虽然家里已应有尽有，但还需要添置一些，就像我对你说过的，一台留声机和一大摞唱片。还有就是你的结婚礼服。你肯定想漂漂亮地出现在婚礼上，所以我们要在里齐蒙德好好逛逛商店。你在那儿不会找到巴黎那样的时髦女装店，但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商店……”
“斯汀戈！”她厉声打断我，“求求你，求求你！别再说了！别再说什么结婚礼服一类的事。你觉得我现在箱子里的那件怎么样？嗯？！”她的声音一下子提得很高，气得直发颤。她从没这样对我发过火。
我们停下脚步。我转过身，看着她那隐没在凉爽夜晚色中的脸庞。她的眼里满是忧伤。我明白了，心中一阵刺痛：我一定说错了话。“什么？”我傻乎乎地问。
“结婚礼服，”她伤心地说，“内森在萨克斯为我买的礼物。我不需要任何结婚礼服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啊，是的，我懂了，我明白了。这太残酷了。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这距离像一条泛滥的河流将我们阻隔，使我无法真正走近她。我对她的梦想简直是痴心妄想，至少我永远无法与内森相提并论。内森，她完全被他迷住了，所以既然她带着那令她心碎的婚纱走了那么远，它对她仍然那么重要，让她触物生情。我突然意识到另外一个事实：我居然还在设想我们的婚礼和甜蜜的农场生活，而我的爱人——现在正满脸倦容，满眼伤痛地站在我面前，想着她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人送给她的婚纱。上帝，我真蠢！我的舌头一下子僵住了。我努力想寻找合适的字眼，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越过苏菲的肩头，我看见正笼罩在十月薄薄的夜雾里的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挺拔向上，像一把剑直刺天空。纪念碑的基脚上站满了人。我觉得浑身无力，心里乱糟糟的，似乎每一秒钟都把苏菲从我身边拉走一步。
当时，我们正在国会大街，她嘴里咕哝着什么，我没听清。她发出咝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猛地扑进我的怀里。“噢，斯汀戈，亲爱的。”她低语道，“请原谅我。我并不想对你高声叫喊，我仍然想与你一起回弗吉尼亚，真的。我们明天就走，好吗？只是你刚才提到结婚，我有太多……太多的不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明白吗？”
“是的，”我回答说。我当然明白，虽然迟了一些。我紧紧地抱住她：“当然，我明白，苏菲。”
“那我们明天就去农场。”她说，紧紧地抱住我，“我们真的要去，就是不要再说结婚的事。求你了！”
这时，我发现我那小小的欣喜中掺杂着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我的幻想中有逃避现实的成份。我一直固执地想象着我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嗡嗡直叫的绿头苍蝇，水泵不会坏，庄稼连年丰收，棉花地里工钱少得可怜的黑人从不抱怨，阴沟里水清如许不见猪粪。尽管我完全相信父亲的话，但亲爱的老“五棵树”可能是一个肮脏破烂的庄园，一个让人受罪的地方。这对苏菲是个陷阱，换句话说，把她引诱到那块坑坑洼洼的花生地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但我把这些统统从脑袋中赶跑，不愿考虑。我们现在有更麻烦的事。
可怕的是，我们俩短暂的好心情完全变成泡沫消失了。当我们重新沿着大街散步时，苏菲身上的忧郁几乎触手可及，就像隐藏在傍晚雾中潮湿的手，绝望地伸出来又缩了回去。“哦，斯汀戈，我太想喝酒了。”她说。
整个傍晚的散步在沉默不语的气氛中完成。我不再向她指手划脚地介绍首都的景色。在我们开始散步时我一直充当导游，试图让她高兴起来，那时她也的确有些喜气洋洋的。但我很清楚，尽管她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但最终无法摆脱我们在旅馆房间里想宣泄的那种恐惧。其实我也不能。初秋的弥漫着薄雾的夜晚，置身于灯光闪烁的十四大街，但显然我们都没有心思领略这座城市的美景，也不能感受这里祥和的气氛。华盛顿突然变成美国的程式化的象征，像一个不真实的几何图形。我感受到与苏菲完全相同的波兰人的感受，血管里流淌着欧洲堕落的血。奥斯威辛也同样潜藏在我的灵魂中，一如在她的灵魂之中永驻。这就没完了吗？还有完没完？
最后，我们在可以俯瞰月光下的波托马克河的一张桌边坐了下来。我又问起吉恩的事。苏菲喝下一大口威士忌，开心地说道：“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斯汀戈。我估计你会问的，而我也希望这样，因为我自己不会主动提起这事。是的，你是对的。我自己常想，要是我知道吉恩怎样了，要是我能找到他，也许就不会每天如此伤心了。如果我找到吉恩，我可能——哦，可能会摆脱所有的恐惧和绝望。我一直强烈地感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愿望将伴我一生。只有吉恩能让我对这陌生、神秘而且还……还如此错误的生活说声再见。如果我能找到我的儿子，我想只有这个才能救我。
“这也许还能减轻我对伊娃的愧疚感。我知道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不应该再被这事纠缠。我知道这——哦，你会懂的——是不由自主的，但我总是带着这些记忆在无数个早晨醒来，和它生活在一起。我所做的这一切真让人受不了，受不了。
“有好多好多次，我都在想吉恩是不是活着。如果霍斯履行他的诺言，也许他还活着，就在德国的什么地方。但我想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肯定不可能再找到他。进入利波斯波恩计划的孩子们身份名字全换了，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彻底的德国人——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寻找，如果他真的还在的话。在瑞典难民营时，我日思夜想的只有这件事——赶快把身体养好，然后去德国，去找我的儿子。但那时，我遇见了一位波兰妇女，我记得她从基尔斯来，是我所见过的最悲哀的女人。她的孩子，一个小女孩，也失踪了，失踪在利波斯波恩计划中。在战后的好几个月里，她在全德国游荡，找呀找呀，始终没能找到她的女儿。她说没有谁能找回他们的孩子。她告诉我说，寻找的痛苦更甚于失去孩子的痛苦。她对我说，别找了，别找了。因为你一找，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你的孩子，在那毁掉的城市，每条大街小巷，每个学校，每辆公共汽车和火车上，每个操场……在任何一个地方冲你招手，你惊喜地大叫着冲过去，可他不是你的孩子。于是，你的心碎了，一天碎几百次。最后，这比知道你的孩子死去更令人难受……
“但说实话，斯汀戈，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想霍斯不会为我干那事。我想吉恩一直呆在集中营里，如果这样的话，我敢肯定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战争即将结束的那年冬天，在比克瑙，我病得很重，几乎快死了，所以对此事一无所知。后来我才听说，党卫军准备把儿童营剩下的几百个孩子全部解决掉，因为俄国人就要来了。大部分是波兰孩子；犹太孩子已经全死了。他们本想把孩子们弄到坑里活活烧死或枪杀，但后来决定采用一种不会留下明显痕迹的方法。于是在一个结冰的日子，他们把孩子们赶到了河里，让他们脱掉衣服浸进水中，好像让他们洗澡似的，然后命令他们穿上湿衣服，把他们赶回儿童营，站在营房前等着点名。他们就这样穿着湿衣服站在冰天雪地中。点名持续了很久很久，而孩子们就这样湿漉漉地一直站到天黑。那天所有的孩子都死了，死于严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