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的、水滴状的翡翠耳饰。全加在一起一定值几百万。伊尔德在床上戴这个,她未修边幅,未涂脂抹粉,皮肤白皙,患白化病的眼睛呈玫瑰红色,头戴黑色假发套。它有些滑脱了,让人认出她头上差不多没头发了。她穿着花边睡服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床上穿的浅绿色小夹袄。她显然怕冷。我头一回能较自由地呼吸了。这房间里跟整幢房子一样开着空调,散发出花儿的甜味。
“多卑鄙的一场谋杀啊。”这位钻石伊尔德说。
我坐出租车离开住在加利福尼亚区的昂热拉·黛尔菲娅后,先去了老码头的办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来回了“庄严”酒店,最后才来到这里。我远远地坐车西行,来到了高贵的瓦莱格区。赫尔曼家庭在这里拥有一幢别墅。司机熟悉这个名字。我根本不必报街名。司机告诉我,这幢别墅曾经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财产。它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四周高墙耸立,墙顶有钢尖和刺铁丝,依我看是通了电的警报线。一个身穿白制服的看门人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司机打手势让他开门。门依然关着。
那仆人打开大门里的一扇小门,来到街上,向我们走来,解释说出租车不可以驶进公园,我得下车。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我从路易·拉克洛斯的办公室跟伊尔德·赫尔曼约好了十一点。在这个沮丧的小个子男人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呼呼劲吹,但我还是险些窒息。我一大早打电话向拉克洛斯汇报了对我的袭击,以及我跟倪科尔·莫尼埃和阿兰·达侬的经历,他答应想办法查出点头绪来……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麻布裤子和麻布衬衫的男人,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这是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是海上警察请来的炸药专家。维阿拉三十五岁左右。他向我作了简短的汇报。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看,显而易见是犯罪。从水里捞出了一台定时爆炸器的空壳。维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线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药。这当然让我们大进了一步。维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检验指令。他的光谱分析仪摔碎了,先得从巴黎空运一台新的来。维阿拉和我乍一见面相互间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药,我也就能说出它来自何处。”维阿拉解释说,“我在这里已工作十六年,渐渐地熟悉这个环境了。”他去灾难地点取回的样品和残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门”的实验室里。他指给我看堆满大大小小碎片的货架。
“怎么样?”从实验室里回来后,我问拉克洛斯。我看到实验室的窗户装着防盗窃。
“什么也没有。”他说,一如既往地怏怏不乐,“达侬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这个意思。我从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宫’。他们摁铃,没人应答,房东不清楚达侬藏在哪儿,警官们破门而入。他们事先领取了搜查令。”
“结果呢?”
“达侬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换洗衣服、西服和箱子。达侬的汽车不在车库里。没有人看到他开走。他一定是连夜逃走了。我们当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点和巡逻车,也通知了宪兵哨所,可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会先潜伏一段时间。”
拉克洛斯接着旧烟蒂点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为什么逃走呢?”
“他为什么讲,倪科尔·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维阿拉问。
“她住那儿吗?”我问。
“橱里满是女人服装、女人内衣和女人鞋之类。”
“那这房子还是属于她?”
“反正房主这么说。她是租户,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那达侬呢?”
“估计是靠她养活的。”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叫估计?”
“他也有可能是个顾客。”
“一个顾客,在上面有换洗衣服、西服、箱子和一辆汽车?”
“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海军少尉维阿拉问,“他可以想在那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旁边还有其它房子,或许是用了假名,我们怎么知道?或许他也还让另一个姑娘接客。”
“另外,您说的那朵玫瑰也不见了。”拉克洛斯说,又伸手取另一支烟。
“倪科尔·莫尼埃也带走了衣服和内衣吗?”
“没有。反正橱柜里是满满的,什么也没少。说不定她在别的住房里也有这些东西,也许在其他的许多房子里。这两位要是机灵的话,我们不会很快就找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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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谁受过惩罚、登记在档或在警方挂过号吗?”
“什么也没有过。”拉克洛斯说,“您在黛尔菲娅那儿有什么成果吗?”
我讲了昂热拉·黛尔菲娅告诉我的一切。
“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想您能不怀偏见地去。”拉克洛斯说。
“这个cover和coverage会是什么意思?”我问。
“不清楚。”拉克洛斯说。
“支付。嗯。可以支付。您认为支票或汇票怎么样?人们可是讲‘可以支付’和‘不可以支付’的,怎么样?”维阿拉说。
“对,”我印象深刻地说,“您说得对。从戛纳能直拨杜塞尔多夫吗?”
“不行,”拉克洛斯说,“只能从杜塞尔多夫直拨戛纳。德国有自拨设备,反过来还不行。您得等上几个小时。我们的电话网络有点儿……不说也罢。”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问,“我现在想拜访这位伊尔德·赫尔曼。”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当我随后告别时,他不友好地冷冷一笑,说:“祝您在钻石伊尔德那儿愉愉快快!”
我坐车回“庄严”酒店,从保险箱里取出了钱和密码,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拟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总是遇上cover和coverage的说法,句号。它们有特殊意义吗?我的密码很灵活,一周中每天换新的,表面看起来总是有内容的文章。在把这份电报作为急件发出去后,我坐车前往伊尔德·赫尔曼的别墅,在那里,那个穿着白制服的仆人不放我们的车进去……
于是我下车付给司机钱,跟随仆人穿过大门里的小门。我等着他打电话为我通报。
“有人来接您。”他说。俄顷,出现了一辆类似吉普车的车子。它有个凉篷,像华盖似的安装在轮子上方。司机身后有两张用螺丝固定得紧紧的椅子,他旁边有一张。那个司机同样是身穿制服,一身浅蓝色的,铜钮扣,金绶带。我们行驶在公园里。我看看表。我们果然开了五分半钟。公园里长着棕榈、松树、杉树和橄榄树,是的,就像一座森林,有时候密密丛丛,我们像是滑行在阔叶隧道里,因为古树的树枝遮住了路。我看到石条凳、小天使雕像、开裂的人像和一座大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它在太阳下白闪闪的。别墅是按西班牙的殖民地风格修建的。在这里看得到鲜花怒放、精心护理的花圃。喷水器转动着,在刺眼的阳光下形成了彩虹。
一个宽宽的突出部分通向大门,突出部分由柱子支撑着,托着一座有许多鲜花和白色金属家具的平台。那个为我开车的男人把那辆奇怪的车开走了。第三个仆人打开门,他穿的又是白衣服。
“请您跟我来,先生。”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宽敞大厅,大理石上铺着地毯。四壁上挂着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我肯定那些画是原作。这房子就像是一座大古董店,塞满不同时代的最珍贵的家具。巴罗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洛可可时期的。家具非常漂亮,这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巨大的落地花瓶里插着很多花。房子里散发出它们的芳香。我看到壁龛里放有象牙雕刻的人和动物,灯光照耀在雕像上面。那些画和雕像实在不适合这一种混杂的摆设。虽然金碧辉煌,但算不上是座有修养的房子。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女性气息。管它呢,我想,伊尔德·赫尔曼一直住在这里,她哥哥很少来。这大概是她的喜好。我们沿一座大理石楼梯爬上二楼,那里有一道石制宽阳台遮住了通向许多房间的通道。这里也有画、塑像和壁毯。这房子一定大得很,在过道里,台阶两次上上下下,每次三级,然后仆人敲一扇门。一个女仆打开门来,让我走进一间客厅,它清一色蓝。我又看到满屋放着花瓶,但它们不像昂热拉的平台上那么自然,显得压抑,它们的花香令人迷迷糊糊。我点燃一支烟。我神经紧张,一身汗,深深地吸烟。我已经发现,贝茨大夫所说的话是说起来容易,但无法实现。我像个傻瓜似的嚼碎两粒硝酸甘油胶囊,观看一张桌子上放着的一排皮装大开本的烫金古厚书。那是一些拉丁文的有关树木的书。我等候。我点着第二支烟。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二十了。十一点半,门打开,走出来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一身米色,模样俊美,只是眼睛冷冰冰的。
“泽贝格。”他跟我讲德语,伸给我一只热乎乎、软绵绵的手。“保尔·泽贝格。我恭喜您,卢卡斯先生。尊敬的夫人马上就接见您,她只需要稍微恢复一下。她卧在床上——那震惊,您理解。一场可怕的事件。”
“对,可怕。”我说。
“我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解释说,“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如果我可以这么自称的话。是的,我可以这么自称。当我收到那个灾难消息时,就立马飞到这下面来了。赫尔曼夫人完全崩溃了。您知道,她和她的哥哥感情深挚。现在,在一位杰出的医生帮助下,她刚刚度过最糟糕期。因此,您不可以跟她谈得太久,赫尔曼夫人无论如何不能激动。”
“这不取决于我。”
“噢,不对,”他温柔地说,“当然取决于您。不错,您是尽义务。但请您尽义务时小心谨慎,别撕开旧伤,我请求您。”
我耸耸肩,这是一个充满气味的房间。泽贝格也散发出某种香水味。
“您使用什么香水?”
令我意外的是这个问题让他特别高兴。
“粗陶人,”他骄傲地说,“只有这里买得到。好极了,是不是?我使用它多年了。”
“您有圆珠笔吗?麻烦您替我将那名字写下来,还有生产公司。”
“粗陶,巴黎。”
“我也想买它。”我说。
“那太好了。”他从袋子里取出一张名片,用一支金圆珠笔将我请求他的事写在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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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说,“您太乐于助人了。”
“哪里!”
门又开了。一位健壮的但显得像母亲的护士穿着白衣出现了。
“夫人准备接待您了。”
“您是意大利人。”我对她讲。
“是的,先生。来自米兰。我摆脱不掉我的口音。虽然我已在这儿为尊敬的夫人工作六年,在法国生活六年了。”她为我开门。我走进钻石伊尔德的暗淡的卧室。护士为我作了介绍。
“好吧。”伊尔德舌头笨拙地说,好像她服用了很多镇静剂一样,“您现在让我们单独谈吧,安娜。别放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是,夫人。”门关上了。
“请您走近我,卢卡斯先生。请您拿张椅子。对,那张,好的。请坐近我,让我能看见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