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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牧师缓缓地说，“我感兴趣。您瞧，您不是孤独一人……”
“不，不孤独……”
“有很多的人，他们孤独，被抛弃了，但不像您这么严重。总得戴一个面具，总得演戏，太可怕了。在您的情人身边，在那个男人身边，您不必这样……”
“不……那时我可以倾心而谈……他……这个男人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可现在……”
“现在我知道一切……”
“可您不知道我是谁！”昂热拉喊道。
“这跟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咱们相互交谈。这才是咱们谈话的开始。咱们必须将它继续下去。您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是地处亚历山大三世林阴大道旁的俄罗斯东正教小教堂里的牧师。我等您，明天上午……咱们再继续交谈一切。”
“我是新教徒。”
“这没关系！我等您。”
“我不会来……我太不好意思了，非常不好意思……”
“那您也许后天来，或者您再打电话。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总是在这里，上午也在。我在这里等您，请您别忘记这个。请您想想，我理解您。我非常理解您……”
“这可是……我无法相信……”
“是这样……”
“我还是要做！我要跳……”
“这我很能理解。换成是我，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可这是不是一个罪孽……自杀？依您看，根据您的戒律？”
“我不想跟您谈罪孽……它不存在于像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谈谈您，谈谈我非常理解的您。慢，我随时都有时间给您……”
他跟昂热拉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荧光屏上黑乎乎的，有黄点在闪跳。电视台下班了。那个声音无比善良友好的牧师仍一直在讲，现在他对情况已了如指掌，昂热拉也能流利地讲话了。她不再哭，头脑清醒，威士忌的作用减弱了。
“您来找我吧。”年轻的牧师说。
“我不知道……”
“不一定在明天。随便什么时候。请您想想，现在有我在这里。一个您不认识的人。您在他面前不必戴起面具。您可以向他畅所欲言。任何时候，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
“谢谢，”昂热拉说，一下子累得不得了，“谢谢……”她让话筒落回叉簧。紧接着她就睡着了，睡得那么深那么沉，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她和衣蟋坐在靠背椅里，灯开着，四台电视机开着，显示出空空的荧光屏，雨水滴落在平台上。
30
在尼斯上空陡直降落的飞机的航行灯闪烁着红白两色。昂热拉讲完后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她最后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九点。我全身的每根骨头都疼。我的头难受得要命。”
“那您去找那位牧师了吗？”
她望着我。在客厅照过来的灯光反光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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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为什么不？”
“我太羞愧了。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自杀了。”
“这个男人救了您的性命。”我说。
“是的。”昂热拉喝一口香槟，重新点燃一支烟。我也是。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我永远不会去找他，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我将去这座教堂一趟，它离这儿不远。”昂热拉说，目光掠过我身旁，“我肯定，听声音我就能马上认出那位年轻的牧师来。那声音是那么善良。到时候，当我去找他时，我也要让他认出我来。我打定了主意要去找他，但是要等到……”她打住了。
“等到什么？”
她如梦初醒似的望着我。
“什么？”
“您说，您要让这位牧师认出您来，等到……等到什么，昂热拉？”
她端详着我，好像她从没见过我似的。
“不，”她说，“咱们别再谈这个了。我自己不理解。没人知道这段故事。我为什么向您说起它，罗伯特？为什么？”
我站起来，走向栏杆，俯视停车场。从这上面看果然很高。我突然感觉到昂热拉在我身旁。
“从这儿下去。”我说。
“对，”她说，“从这儿下去。”
我试图用一只胳臂箍住她的肩。她抽身退到一边。
“不，”她说，“请别这样。”
“请您原谅。”
“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十一点钟有新闻，然后我给帕斯卡勒打电话，”昂热拉说，“那时候她肯定已经……”
客厅里的电话在响。昂热拉跑过去拿起来。我望向那能够致命的深处，夜里的停车场、棕榈树和水泥地面的景象将深埋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活着。
昂热拉走上平台。
“是您的，”她说，“拉克洛斯。”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伤感。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在客厅里忙碌。
“我们在酒店里到处找您。最后我想，也许您在黛尔菲娅夫人家里。”
“出什么事了吗？”
“对。”
“什么？”
“电话上不好谈。您能赶紧过来吗？”
“我……行。当然。去您的办公室？”
“来我的办公室。”
“我就来。”我说完就挂上了。
“什么事？”昂热拉向我走过来问。
“我还不清楚。我得去旧码头。请您行行好，安排一下您朋友那儿的舞会好吗？咱们明早通电话？”
“好的，罗伯特。”她说，开心地笑着。
“现在您又戴上面具了。”我说。
“对，”她说，“面具。我的亚洲人的面孔。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拿到我的床上去。”
“可我总不能……有可能要几个小时。”
“没关系。您必须打电话给我！”
“可是为什么？”
“因为事关您的案子。事关与您有关的事情。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掌握情况。跟您有关的一切。”
“昂热拉……”
可她已经从我面前走开了，拨了一个号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她说。
当她订好出租车后，我跟她走向房门。现在，她又像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冷淡、内向和不可接近了。她当然没送我到楼下。她在门口告别。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这回她没等我钻进电梯，屋门就马上关上了。
当我走上停车场时，出租车还没到。我只得等。我从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这时我注意到，那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出来，就是那张我写了“谢谢一切”的纸条。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一定是把这张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为现在有一个词被画掉了，她的大而宽的笔迹在那上面写了另一个词。我站在大门口的灯光下，点燃一支烟，吐出烟缕，久久地端详那张卡片。
我写的是“谢谢一切”。
现在，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31
他躺在实验室地面上的一个大血洼里，大半个脸都被削掉了。他侧身躺着，脸上缺的那一部分变成了碎骨头、皮肤、筋和血，大量的血喷溅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红弄脏了他的衬衫、他的裤子、他的头发、胳臂和双手。
我站在那里，盯视着这曾经是一个活人的东西。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将我领进了这个房间，房里摆满了工具、煤气本、化学物质、显微镜的桌子和货架。身穿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们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货架上和工具上，寻找指纹。一共是六个男人。这房间装着铁栅，非常热。我果然没认出死者，问：“这是谁？”
拉克洛斯问答说：“这是劳伦特·维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说。这位英俊的劳伦特·维阿拉，曾一度是昂热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头还在昂热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何反应。我说：“我中午在‘费利克斯’还碰到过维阿拉。”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跟他一道吃晚饭。”拉克洛斯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嘴角一直叼着烟，却忘了吸。
“这会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径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最近处。真正是一枪打在颈部。”
“那得是个属于这屋子的人或者维阿拉认识的人——窗户装着栅栏，咱们这是在二楼。”
“是的，”拉克洛斯阴郁地说，“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个先前还跟维阿拉交谈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熟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指的是进这屋子？”
“这屋子整夜开着。”拉克洛斯说。他讲话时，嘴角的香烟上下颠动。
“哨兵呢？”
（）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对您讲过，我们的人手太少。不在执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觉，或者在办公室里工作。只要认识维阿拉，谁都很容易进来。三刻钟之前我也进来过，因为我想知道维阿拉的检查进展如何。是我发现维阿拉的。我马上给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电话，因为此事超出了我们的权限，这就更加严重了。探长雅克·鲁瑟尔已经到了。他正在审讯什么人，寻找证人。谢天谢地，他带来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正把尸体翻到一边，进行检查。那人灰头发，戴眼镜。
“韦农大夫，我们戛纳的警医。”拉克洛斯告诉我。韦农快乐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拿镊子在那曾经是劳伦特·维阿拉的脸的血糊糊中捅来捅去。就是他曾经吻过昂热拉的嘴。这时，一只大苍蝇落到那血糊糊上。韦农大夫连赶都不赶走它们。他把一只手伸进那血淋淋的颈部，拨动剩余的头部。
“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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