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是的。好了，你们这些蠢猪！”杰茜大声嚷道，因为隔壁又有人在敲墙。然后，她在她摁亮的床头灯的灯光下注视我，抑郁地说：“你非常爱她，是不是？”
“谁？”
“好了好了，”杰茜说，“继续睡吧，不过请侧睡。”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侧睡了，反正我不再喊了。下回我醒来，是因为有人在敲房间的门，喊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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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我大声说，“来了！”
杰茜躺在我身旁。她从梦中惊醒，诅咒。
“安静，”我说，“是叫我的。”
“请您打开门，卢卡斯先生。我们是警察！”
“你干了什么坏事吗？”杰茜盯着我，“从窗户出去，你就到了屋顶，从那里……”
“没事儿，”我说，“我得打开门。”我起来，我的头疼得要炸，我套上内裤和裤子，喊：“等一会儿！”
我走向门，打开来。
两位穿着便衣的人站在外面。他们俩都戴着帽子。
“刑事警察。中心分局的罗杰和克拉迪。”两人中年纪较大的那位说。他们出示他们的证件，我仔细查看了它们。
“我们得请您跟我们走。”
“去哪儿？”
“去莫金斯，离这儿不远。鲁瑟尔探长请您马上去。”
“行，明白。”我边穿衣服边说。我没洗脸没刮胡子，但这无所谓。杰茜坐在床上，露出她的Ru房，一句话也听不懂。
“一大群警官找您几个小时了。”我系领带时较年轻的那位讲，“您受到我们的监视，这您知道。”
“对。”
“我们的人今天夜里在这个区盯丢了您。我们已经去过黛尔菲娅夫人家，可她说，她不知道您在哪儿。因此，我们搜查了这里的所有酒店和客栈。有一大批，先生。”
“出什么事了？”我问。
“不清楚，”叫罗杰的那位说，“我们直接从分局来。我们有车。我们开车送您去莫金斯。”
提到昂热拉突然使我流出泪来。
“您怎么了？”
“灰尘进眼睛了。”我说，拿一块手帕擦擦，但眼泪老是不断地流出来，“再见，杰茜。”
“再见，阿多夫。”杰茜说，抛给我一个飞吻。
我们走下酒店的楼梯，它很窄，摇摇晃晃，然后坐进一辆黑色标致车。罗杰坐在方向盘后，太阳照花了我的眼睛，使它们生疼。我感到自己像头猪。
直到我们上了十字架路时，罗杰才问：“那妓女是叫您阿多夫吗？”
“对。”
“为什么？”
“我告诉她我叫阿多夫。”
“原来如此，”罗杰说，“我还以为你们俩吵架了呢。”
五
29
约翰·基尔伍德的脸圆得像只气球，鼓鼓的，似要炸裂，舌头发紫，挂在嘴外，眼睛外凸。约翰·基尔伍德脖子上有一根尼龙绳。绳子系紧在浴室房顶的一个钩子上。约翰·基尔伍德就挂在那上面。他只穿着一条睡裤，上面被吐脏了。
这是所有照片中的一张。
还有许多别的照片，包括放大的脸，全是彩色的，全是高感光。我一张张地看，感到不舒服。鲁瑟尔探长将照片一张张地递给我。我们站在莫金斯的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里的二楼，这又是一个酷热天。屋子里有许多人，他们进进出出，站在鲁瑟尔和我周围。约翰·基尔伍德，那个详细招供了他是赫伯特·赫尔曼的真正凶手的人，已经一命归西了。
“他是自己上吊的吗？”我问。
“绝对不是。”鲁瑟尔说，“我们几乎还什么也不懂，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不是自杀。约翰·基尔伍德是被杀的。”
莫金斯这小地方只有三千居民，处在一个高坡上，从那里能远远地眺望格拉瑟和大海之间的地带。我们是穿过有古堡遗迹的大门驶进这座小城的，驶过一个男子的半身塑像。罗杰向我解释，这是拉米·封·瓦利指挥官，他于世纪之交在一次远征撒哈拉时阵亡，出生在莫金斯这里。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叫做“天宇”。它坐落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里，前面是一座美丽的老教堂的广场。广场很小，长着梧桐树和几棵棕榈树。这座房子三层，狭长，窗户很高，挂满深红色的真丝窗帘。整座房子保持着红色调。
除了鲁瑟尔、拉克洛斯、克斯勒以及刑警中心分局的凶杀科、鉴定科和司法警察的官员之外，还有另外三人在场。鲁瑟尔为我跟他们作了介绍。第一位叫做毛里斯·法布勒，来自巴黎的内政部。看他的穿着似乎级别很高，尽管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语，观看着检查。第二个人来自巴黎的财政部，名叫米歇尔·里卡德，有一头蓬乱的黑发。他也差不多一声不吭。第三个人是从尼斯的美国领事馆过来的，因为基尔伍德是美国人。他叫弗朗茨·黎德威。最后，还有那位我已经认识的矮个子警医韦农大夫。主角约翰·基尔伍德不在场了。他已经被装在一只金属浴缸里弄到了法医研究所。痕迹寻找者和鉴定科的人员在屋子里穿行，把石墨撒到桌沿、杯子和瓶子上，寻找指纹和许多别的东西，一直在不停地拍照。
没有谁对我的外表讲什么，他们有别的担心。讲的是法语，美国领事馆的那位讲得非常吃力，听力很差。一个警察走过来，不停地往这些男人的杯子里倒黑咖啡。我喝了三杯茶，这下我感觉好些了。
拉克洛斯问候我时说，他们从凌晨五点起就在找我。也就是说，凌晨五点，鲁瑟尔和他进屋来，想唤醒基尔伍德，因为他担心基尔伍德会不会服食了过多的安眠药——对一个盛满威士忌的身体来说太多了。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那个醉鬼，吊死在这根钩子上。
我问：“你们先前进过屋吗？”
“常进来，”拉克洛斯说，“有时是我，有时是探长。”
“我也进来过。”克斯勒说。
“怎么样？”
“基尔伍德在睡觉。女管家八点钟就走了。她是今天早晨来的，我们审讯了她，又放她走了。”
“自从我们有了这份招供之后，昨天一整天我们轮班看管他。”鲁瑟尔说，“对面是‘法兰西酒店’，我们把现场总指挥部设在那里面。我们等候来自巴黎的先生们。我们早就通知了美国领事馆。黎德威先生是二十二点左右赶到的。”
“我也进过屋几回，看到基尔伍德正在睡觉。”黎德威用他的蹩脚法语说。
“正如所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再地进去看。”拉克洛斯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唤醒和逮捕基尔伍德？”
“他根本不应该受到逮捕。没有理由逮捕。只不过是警方传讯。传票要等两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带来。”
内政部的法布勒说：“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在这件事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得跟美国大使馆商量。”
财政部的里卡德说：“因此我们赶不上飞机了。空军的一架飞机把我们送到尼斯。我们从那里坐车赶来。遗憾，无法更快了。此事非同小可……”
“我明白。”我说。
“我已经跟里卡德先生谈过。”克斯勒说。这两个人相互表示同事间的敬佩。
鲁瑟尔说：“基尔伍德无法逃跑，这房子由宪兵看守着。在理论上有可能，有人从花园里潜入，由墙壁爬上去——墙上有常春藤——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更有可能是某个人一直藏在房子里，没被我们发现，干完后溜走了。怎么做的，我无法想象。”
“我也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最后我们不得不试图唤醒基尔伍德——来自巴黎的先生们已经陪我们等了好久了。”
“另外，发现死者时，我是一同进屋的。”法布勒说。他脸色发黄，肝脏肯定有毛病。
“我也是，”财政部的里卡德说，“跟我的同事一道。”他望着克斯勒。
“你们怎么会想到这里是谋杀而非自杀呢？”我问鲁瑟尔。他一边讲话，一边将已经冲洗放大的照片拿给我看。
“大夫说的。”我们全都望向法医，那个矮个子，比拉克洛斯还要矮。
韦农大夫抬起他的细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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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卢卡斯先生！我们刚把他从钩子上取下来，我就看出来了。根本没疑问。当基尔伍德被挂上钩子时，他已经死了。”
“大夫认为，”拉克洛斯说，“基尔伍德是在睡觉时被尼龙绳勒死的。”
“勒死的，乖乖，勒死的。”矮个子医生说。
“原来他是被勒死的。”
“这谁能知道？”韦农又举起细胳膊。他在浴室里来回走动，手里端着咖啡杯。浴室很大，我们全都站在里面。他喝上一小口。“我告诉您吧，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前我对死因什么也不能讲。看上去，基尔伍德像是被勒死的。”
“那好吧。”我说。
“但是这屁用也没有。我得剖开尸体。您看，乖乖，也可能是假装被勒死的。也许基尔伍德是被毒死的。或死于心肌梗塞。或因为被勒住咽喉吓死的。”
“那好吧，可总得有个人把他挂上这根钩子呀。”
“当然，乖乖，当然了。”韦农拦住那位拎着咖啡壶来回走的警察，“我还要一杯。非常感谢。啊，真舒服。如果他真是被勒死的，他在尸体解剖时会显示出窒息的症状。我对您讲，这种事是最令人不舒服的，因为你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在勒死时颈静脉和颈动脉堵塞，脊椎动脉却畅通。结果是脸上出现淤血，膨胀，发紫，等等。”
“那脸是发紫，胀鼓鼓的。”我说。
“它先前就是这样的！因为酗酒。基尔伍德酗酒，这我们全知道。它不像一个被勒死者那样紫那样肿胀。”
“这么说他不是被勒死的？”我问。
“谁这么讲了？”矮个子医生低声笑起来，“也许这张脸是因为酗酒而发紫发肿的。当凶手将基尔伍德拖进浴室并吊起来时，他一定放松了尼龙绳。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勒住喉咙引起的肿胀和紫斑会因此消失。”
“真见鬼，”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说，“这简直是捉弄人。”
“既然凶手做得这么天衣无缝，他为什么还要伪造出上吊的假象呢？”我问。
“他以为他做得不是天衣无缝。他认为他这么做才没有破绽。他确实想得很周到，但还是有漏洞。他没有医学知识——我对您说过，这是最棘手的领域之一。”
“但您还是肯定，基尔伍德不是自杀的。”
“完全肯定！”
“但是，为什么要杀死基尔伍德呢？在这份招供之后可没有理由这样做啊！”我说。
“谁知道这份招供呢？”韦农胜利地掉头望，“呃，啊！不管是谁藏在这屋里——我可以推断，是一个男人谋杀了基尔伍德，嘿嘿嘿——他肯定不知道。”韦农沾沾自喜，“如果基尔伍德真是被勒死的，我解剖尸体必然会在结膜和头皮里发现出血，而且是大出血。当然也可能根本没出血。”
“这个人让我发疯。”财政部的那个人低声对我讲，用一块手帕擦擦脸。
“怎么会根本没出血？”拉克洛斯问，淡淡地微笑着，一脸狡黠。
“这取决于——还有咖啡吗？有？好极了。请再来一杯。这取决于勒杀工具，也就是那根绳子，是不是抽紧了或中间又松开了。多谢咖啡，乖乖。”
“这就是说，”我说，“如果绳子抽紧了，那么，您就会找到特别多的血。”